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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鑒定與鑒賞雜志》2015年第四期

一、藝術造型

最下部為方形基座，基座中空，共分三層，各層的四面均鏤刻人物活動場面及其他繁復的紋飾。正面上層有一仆人赤身站立，盤發插笄，左手持杯，右手上舉，持一容器。下有一壺，周身飾花紋，壺口大開，似乎滿盛美酒，仆人正要將美酒舀到酒杯中。中層也有一盤發插笄、赤身站立的仆人，雙手抓一肥禽，右手提頭部，左手托臀部，雙腿微蹲，呈用力圖3飾件上部奏樂仆人細部狀。肥禽頭部低垂，雙腿無力，好像馬上就成為主人餐桌上的佳肴。下層飾云雷紋（見圖5）。背面上層和中層紋飾大體相同，各有一頭戴小冠、赤裸上身的仆人，雙手擺弄一只小鹿。小鹿眼睛圓睜，雙耳闊大，體形修長，身上有不規則圓形斑點，蹄形足。不同的是，上層的小鹿昂首揚頸，無辜的眼睛望著前面，被仆人握著雙腿，溫馴而又無助。而中層的小鹿則被倒拎著，眼神空洞，雙腿下垂，似已死去。下層飾云雷紋（見圖6）。左側紋樣上層及中層均有一盤發插笄、身著右衽衣衫的仆人。上層的仆人右手持杯，左手托杯底，杯中似有美酒。中層的仆人右手托盤，盤中裝滿食物，左手持杯，正在行進。兩人想盡快把美食送到主人身邊，卻又擔心食物灑落，故而小心謹慎，形色匆匆。下層飾云雷紋，有一直徑0.3厘米的圓穿（見圖7）。右側上層和中層紋樣大體相同，各有一頭戴小冠、身著右衽衣衫的仆人，手抓飛禽。飛禽鳥喙形嘴，有翅膀及尾羽，爪有倒勾。不同的是，上層禽鳥昂首張目，展翅掙扎，中層禽鳥則頭朝下，身子彎曲，已然死亡。下層飾云雷紋，有一個直徑為0.3厘米的圓穿（見圖8）。綜觀樓闕形銅飾件，主人端坐中央，心安理得地接受眾人的侍奉。奴仆或跪或站，或撫琴奏樂，或沽酒以待，或捉禽備菜，造型動作均不相同。飛禽、動物、怪獸等比例得當，極富神韻。整個布局尊卑有序、等級分明。飾件不僅真實還原了戰國時期權貴階層的實際生活情景，而且充分證明了當時手工制造業的發達，展示了匠人豐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技藝。飾件雖體量不大，卻傳遞了非常豐富的信息。

二、歷史價值

1.樓闕形飾件可能為塢堡建筑中“瞭望臺”的原型飾件基座中空，下部兩側有直徑0.3厘米的圓穿。筆者推測，中空的設計，有可能是插在某物之上，圓穿則用來固定。飾件的形制與河北安平東漢壁畫墓（見圖9）和山東沂南漢墓畫像石中塢堡的“瞭望臺”非常相似。安平壁畫墓中的建筑為塢堡，是一種防衛性建筑，出現于王莽天鳳年間。漢代豪強地主為求自保，常聚族而居，四周環以深溝高墻，內部房屋毗聯，四隅與中央另建塔臺高樓。大型塢堡的規模超過村落，較小的如宅院。堡門一般開于南墻正中，入口有庭院，院中主要建廳堂、樓屋。出于政治和軍事的考慮，瞭望臺多在建筑的制高點。安平壁畫墓中的瞭望臺上為廡殿式頂，下部基座為方柱型，有三個窗口。根據這三個窗口和上下各一層來推斷，整個瞭望樓應為五層高度。樓頂正脊的兩端有鴟尾。最上一層樓的四角有柱，周圍畫有欄桿，于西后角處豎一旗，西側立一扁圓形大鼓。旗桿頂部有一黑色長尾、迎風而立的鳥形物。旗幟的位置高出屋脊，上有四條飄帶，正在迎風飛揚。旗幟的前端掛一橫桿，橫桿的兩端和中部連在鳥身上，這樣就可以風吹旗飄，鳥隨風轉。這種鳥形物應為“伺風鳥”，用來辨識風向。旗可能是“測風旗”，射箭時以辨別風向和風速。《古今注》記載：“伺風鳥，夏禹所作也。”《中華古今注》有“伺風鳥，夏禹所作也，禁中置之，以為恒式”的記載。恒式即為恒矢，用于習射。禁中是皇帝居住的地方，而東漢末年僭越之風盛行，豪強地主都有大量武器裝備，其塢堡建筑的瞭望臺也設置伺風鳥，隨時準備征戰。從結構上看，樓闕形銅飾件與瞭望臺同為廡殿式頂，正脊兩端裝飾小鳥，相當于鴟尾的設計。上部有欄桿，底部有基座，尤其是中部四面矩尺狀飾物上端的鳥，更與安平壁畫墓中的伺風鳥有異曲同工之妙。筆者推測，樓闕形銅方形飾在制作時吸取了古代“伺風鳥”的靈感，很可能是“瞭望臺”的原型。

2.證實矮凳的使用不晚于戰國時期仔細觀察樓闕形飾件上部，有主人端坐于矮凳之上。一般認為，漢代以前沒有凳子，且凳子對漢族人來說是舶來品。而這一細節至少證明，矮凳的使用不晚于戰國時期。從戰國到三國，人們多席地而坐，以席、幾、床、榻為主要生活器具。東漢末期，因征戰及民族融合等因素，一種名叫“方凳”的高型坐具及可折疊的胡床才傳入中原，但也僅流行于宮廷與貴族之間，在當時家具品類中等級較高，并未廣泛使用。胡床在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時期使用較廣，隨著北魏佛教的興起，西方垂足而坐的生活方式逐漸普及于中原。有錢有勢的人家不僅居室必備，就是出行時也要帶在身邊以備臨時休息之用。另外，漢代有一種塌，無欄桿，無圍擋，形制較矮，四足落地，通長只坐一人，用于日常起居或接見賓客。直至唐代，史籍中才有了椅子的記載，唐明宗時期出現有靠背的椅子，到宋代出現交椅，是至高無上權力的象征。五代至宋，高型坐具空前普及，椅子的形式也多起來，出現靠背椅、扶手椅、圈椅等，同時根據尊卑等級的不同，椅子的形制、質料和功能也有所區別。樓闕形飾件上的矮凳清晰可辨，為長方形，四腿粗矮，兩側邊緣翹起，巧妙圍城“凹”字形，美觀協調，緊湊舒適。盡管這件坐具已具備凳子的雛形，而這一時期卻還沒有“椅”“凳”的稱謂。如此看來，凳子的出現不會晚于戰國時期，并非遠道而來的舶來品，而是土生土長的“國貨”。矮凳雖不大，卻直觀生動地再現了戰國中晚期矮凳在仕宦貴族家庭中的使用情況，將凳子的使用歷史提前了幾百年，豐富了社會史、家具史的內容。

3.為戰國時期建筑形制的寶貴例證中國的建筑歷史悠久，早在距今約50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原始人就利用天然崖洞作為棲身之所。新石器時代，人們開始利用黃土為壁體，并用木架草泥建造了簡單的半地穴房屋。商周時期，已有較成熟的夯土技術，宮室多建在高大的夯土臺基上，木架結構逐漸成為中國建筑的主要結構方式。春秋末期的《考工記》中記載了當時重要的建筑制度，如王城的規劃思想以及道路、門墻、宮室的標準尺度等。戰國時期，封建制度的確立大大促進了建筑業的發展。城市的規模日益擴大，建筑的觀念日漸明晰，崇尚以土筑壘的高臺建筑，如趙國的叢臺和燕國的武陽臺、老姆臺等。這一時期的木構建筑多已不存，存世多為遺址或臺基。浙江紹興獅子山出土了一件戰國早期的云紋銅屋，為三開間屋，屋頂有棱柱，上飾伏鳥，柱及屋頂均飾勾連形云紋。屋前有柱，左右壁鏤空，后壁中央有窗，底緣也飾以勾連形云紋。屋內跽坐男女六人，有的撫琴，有的吹笙，有的擊鼓，反映了戰國貴族玩樂聲色的生活，為研究戰國時期建筑形制的寶貴資料。另有故宮博物院藏采桑獵鈁上刻有《宮室圖》，記錄了戰國建筑的形制，證實了當時技術的發達。屋下有高基，上為木構。屋分兩間，有立柱三，每間各有一門，門扉雙扇。上端有斗拱承枋，枋上有斗拱作平坐。平坐四周似有欄桿，平坐兩端向下斜垂代表屋檐。

兩漢時期，建筑中大量使用成組的斗拱，樓閣層數逐漸增加，磚石建筑逐漸發展。與戰國時期一樣，漢代木構建筑今已不存，現存實物只有墓、石室、闕等。闕是兩漢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為宮殿、祠廟和陵墓前的裝飾性建筑，多立在入口的兩側。目前所知全國有遺留至今的漢代石闕約20余處，主要分布在四川、河南、山東地區，尤以四川雅安的高頤闕最為精美。高頤闕建于東漢建安十四年（209年），主闕13層，高約6米，子闕7層，高3.4米，均用巖石疊砌，頂仿漢代木結構建筑，有角柱、枋斗。闕身浮雕有出行圖、神獸、歷史故事等，并刻有隸書銘文“漢故益州太守陰平都尉武陽令北府丞舉孝廉高君字”等二十余字。另外，河南南陽西漢畫像磚中有不少建筑圖，其中一處長144厘米、寬57厘米（見圖10），上部刻樓閣，有柱礎、斗拱，采用廡殿式屋頂，廳內有雙柱相承，其上有雙層望亭，廳外兩側各植柏樹一株。屋脊、樹上刻五鳳，以示吉祥。廳內正中處刻一尊者，戴冠正襟，扶案危坐，其右側一侍衛側身而立，左側一人戴冠、著長袍，躬身向主人作恭拜狀。畫面下部刻鋪首銜環。畫像磚對廳堂、樓闕、柱枋、斗拱、欄桿、門窗等事無巨細、面面俱到的描繪，忠實準確地再現了西漢建筑的形制。由上可見，隨著建筑的發展，春秋時期已建造重屋和高臺建筑，戰國開始建造二、三層的房屋，為兩漢多層樓閣建筑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然自上古至先秦，文獻與實物資料皆極缺乏，雖然殷周以來城郭宮室已有多處遺址經過考古認定，但尚無實物可考。兩漢建筑的形制也只能通過古籍資料或考古出土的明器、畫像石、壁畫等管窺一二。這件戰國中晚期的樓闕形銅飾件，無疑是研究戰國時期古代建筑的極重要實物資料。

作者：陳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