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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學刊雜志》2014年第八期

一、研究方法

當前，對生態移民的文章主要集中在期刊論文、碩博士學位論文以及少量的書籍中。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對中國知網CNKI期刊數據庫中的論文進行搜索，檢索當前相關的學術論文。截至2012年10月，發現在期刊數據庫中，以“生態移民”為關鍵詞輸入題名共有440篇相關文章，其中核心以上期刊共有145篇。在具體研究過程中，考慮到文章的代表性與權威性，又以這145篇論文作為研究的主要內容。同時，對研究的主要問題進行了分類，分為生態移民理論問題、安置模式與政策問題及社會文化問題三個方面。初步來看，理論類問題主要包括生態移民的定義、分類、基本原則等問題；生態移民的安置模式與政策類問題主要包括生態移民的扶貧、經濟補償、后續發展、安置政策、安置模式等問題；社會文化類問題主要包括社會整合、融合問題，思想文化變遷等問題。基于上述的分類方法，筆者對145篇論文進行了初步統計，來具體分析當前的研究內容。在統計過程中，由于部分論文與研究主題相關性不大，做刪除處理。通過表1，可以發現有關生態移民的安置模式與政策問題與社會文化問題的論文數量較多，兩者之和超過95%。其中，有關生態移民的安置模式與政策的研究論文數量在當前來說是最多的。從研究論文的總體數量上來看也有一個趨勢走向，在1993-2002這十年間，相關的論文數量并不多，只有8篇。但自從2004年以后，相關論文數量開始逐漸增多，一直保持在兩位數，可以說生態移民問題研究開始得到學術界的關注。在此，需要說明一下，在2004年7月30-31日，“生態移民：實踐與經驗”國際研討會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舉行。此次會議就生態移民的實踐和理論問題進行了廣泛的討論，雖然學術界還存在許多不同意見，但是就建立事先評估機制及生態效益長遠評價體系必要性等方面則形成了一定的共識，并對相關學術問題進行了全面而熱烈的討論。正是這次會議的召開，增進了我國學術界對生態移民問題的關注。

二、基本概念等理論問題

當前，學術界對于生態移民的研究在理論層面主要集中于定義、分類、必要性等問題研究。但對生態移民的相關內容進行梳理之后，發現上述問題還存在著較大的爭論，需要進一步進行分析。

（一）生態移民的定義學術界對生態移民的定義說法存在很大差異。1.關注經濟利益層面：葛根高娃、烏云巴圖認為，生態移民是指由生態環境惡化，導致人們的短期或長期生存利益受到損害，從而迫使人們更換生活地點，調整生活方式的一種經濟行為。[1]2.關注政府行政層面：劉學敏認為，生態移民就是從改善和保護生態環境、發展經濟出發，把原來位于環境脆弱地區高度分散的人口，通過移民的方式集中起來，形成新的村鎮，在生態脆弱地區達到人口、資源、環境和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2]3.關注生態環境保護層面：包智明認為，生態移民是因為生態環境惡化或為了改善和保護生態環境所發生的遷移活動，以及由此活動而產生的遷移人口。[3]4.關注的多目標性：方兵和彭志光認為，生態移民從保護生態脆弱區的生態環境出發,既考慮移民能致富奔小康，又不能破壞遷入地近期和長遠生態環境，同時保護遷入地原居民利益不受損害，是多目標移民。[4]的確，當前對生態移民的定義從不同的關注角度予以了各自的解讀，但是，筆者認為就生態移民所應該關注的對象與性質來看，生態移民是“生態”+“移民”概念的結合，移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生態的變化或影響，其應具有的性質是生態性質的，移民應是以生態保護為前提條件的。所以，筆者認為生態移民首要關注的問題就是生態環境保護，其定義也需要從生態環境保護為起點，作為生態移民的主要內容構成。在此，筆者同意包智明給出的定義，生態移民是由于生態環境的惡化，或者為了改善生態環境，由此產生的人口遷移活動。

（二）生態移民的分類生態移民的分類方法很多，有關注移民的原因、移民的方式、自愿的程度、遷徙的規模、移民的社會融合情況等多種類型。1.從生態移民的遷徙原因來看：①生態環境破壞型，即生態環境嚴重破壞或崩潰，人類在其中難以繼續生存下去，并且在短時間內生態環境也難以恢復，人類需要從當時當地的生態環境中遷徙出來。②生態環境改善型，在一定的區域內，由于人類的生產生活等活動直接或間接地對生態環境造成影響與破壞，生態環境在逐漸地退化或難以正常維持下去，需要通過遷徙當地的人口來減小對生態環境的影響，使得生態環境能夠逐漸好轉。2.從生態移民的方式來看：①自發性的生態移民，指人類由于生態環境的惡化或短時間內的崩潰，難以繼續在當地生存下去，為了自身的利益與生存的需求，自發地從生態環境惡化區域遷徙出來，在適合人類生存的地方定居下來。②政府主導型，指生態移民主要是在政府的主導之下進行的，政府通過具體的政策與措施，進行有規劃、有組織的移民活動，出于保護人類的基本生存需要或者在一定程度上保護生態環境等。當前，生態移民還是主要以政府主導型的生態移民為主，通過這種自上而下的生態移民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當地的生態環境，也促進當地生態移民的生活條件的改善，但由此而生的各類問題也不斷增加。3.從自愿的程度來看：①自愿性生態移民，在生態移民過程中具有自愿選擇的權利，能夠自己決定遷徙或者不遷徙，一般來說，自愿性的生態移民主要還是在一些環境惡化程度不太嚴重或不是出于特定對象的保護的條件下進行。②非自愿性生態移民，出于保護特定的生態自然保護區或生態功能區，在政府行政權力等條件的要求下，區域內的人口需要在一段時間內遷徙出去，移民往往沒有自己是否遷徙的決定權，需要遵從相關的規范要求從該區域內遷徙出去。4.從生態移民后的社會融入與文化適應角度來看：①文化融合型模式，即生態移民在遷入地的生產生活方式以及社會文化背景與原先的相同或者一致，能夠完全融合進去，不存在日常生產生活方面的障礙。這種形式主要體現在短距離的生態移民，或者某些特定的少數民族等具有較強的民族特色或宗教文化特征的群體中。②文化適應型模式，即生態移民在遷入地的生產生活以及社會文化方面與原先的存在差異但不排斥，生態移民需要在新的地域內通過一段時間的適應期來予以調整，最后能夠較好地融入到當地的生產生活中去。③文化排斥型模式，即生態移民作為一個外來的遷入者，往往難以適應當地的生活習慣，所信奉的宗教文化與價值觀念具有極大的差異，形成了相互之間的文化排斥或文化對立，容易造成群體之間的沖突與矛盾。這種移民模式所造成的損失與代價是十分巨大的。除了以上的幾種分類以外，有的學者根據遷移后的主導產業，把生態移民分為牧轉農業型、舍飼養畜型、非農牧業型和產業無變化型等。[3]有的根據遷移距離，分為就地遷移（或近距離遷移）與異地遷移（或遠距離遷移）。[5]關注不同的方面，提出不同移民類型。這也提醒我們，在研究的過程中，需要從自身研究的關注角度來對生態移民進行分類，才能夠建立一個分析的基礎與平臺，有助于形成一個研究框架與結構，進行下一步的研究。

（三）生態移民的必要性1.從扶貧與后續經濟發展角度。生態移民能夠幫助貧困地區的居民擺脫貧困，并在后續的產業發展與經濟水平提高方面發揮一定的作用。如阿布力孜•玉素甫指出新疆大多數貧困人口生活在生態環境惡劣的地區，人們在繼續生存問題上遇到了危機，扶貧工作往往事倍功半，甚至幾倍地投人也難以實現穩定脫貧。要改變目前這種落后的狀況，較好的辦法只有通過生態移民，把貧困人口從不適宜居住的地區轉移到生產、生活條件較好的地區妥善安置，使其在新的環境中真正實現安居樂業，以及快速地解決溫飽問題，提高生活水平。[6]正是通過生態移民的方式，能夠幫助當地居民擺脫貧困，改善自身的生存條件，能夠在短期內脫貧致富。也有從后期產業發展的角度來看待生態移民的必要性：一方面，通過生態移民，可以幫助生態環境的恢復或保護，能夠在當地形成較好的旅游觀光資源，促進旅游產業的不斷發展。另一方面，從生態移民本身來說，遷入到資源條件與技術水平較高的地區，可以利用當地的資源，結合相應的政策條件，可以幫助生態移民從事相應的農業、畜牧業等其他后續產業，克服經濟上的障礙，增加自身的經濟收入，形成相對穩定的生活方式。2.從保護生態環境角度。主張生態移民是有利于生態環境的保護，能夠避免生態環境遭到人類進一步的破壞，能夠保持生態系統的自身穩定性與完整性。卿向陽認為，要實現為區域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創造條件的保護區設立終極目的，必須對現有的保護區管理系統實施調整與完善，建立具有政府管理職能的資源保護特區，選擇以城鎮化為主要方式的保護區內就近生態移民，構建科學的自然保護區層次，形成政府（資源保護特區）與民族居民的資源保護利益共同體。[7]閆喜鳳指出，大小興安嶺生態功能保護區生態移民能有效保護生態功能區的森林資源，為我國未來經濟社會發展贏得更大的生態空間。[8]生態移民的一個最為主要的目的就是能夠保護當地的生態環境，正是從這個基本的要求出發，通過移民的方式來保護生態與維持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保護生態環境是以生態環境作為中心，從生態的利益來考慮問題，可以看作是“非人類中心主義”，區別于上文的扶貧與經濟發展的角度。3.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生態移民不僅有助于生態環境的保護，而且也能夠促進人類健康地發展，以實現人與生態的和諧共處。可持續發展的角度更多的是從人類自身的角度出發，體現了一種“人類中心主義”的視角。朱儒順，史俊宏從草原牧區生態移民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分析，認為為了實現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需要人類能夠與生態環境友好相處。對草原牧區生態移民可持續性問題進行了分析，并提出進一步發展的思路：選擇人口、資源與環境相協調發展的區域為移民點，移民過程中需要防止“政府悖論”，走開發型生態移民道路，政府相關部門參與牧民轉移,鼓勵企業參與牧民轉移，設立生態環境稅和生態移民轉移支付制度等。[9]李耀松等通過考察寧夏生態移民，指出寧夏生態移民極大地改善了農民的生產生活條件，拓寬了農民致富的空間，恢復和保護了遷出地的生態環境，促進了民族團結。但依然需要完善寧夏移民法規政策體系、強化移民技能教育培訓、把產業開發作為寧夏移民可持續發展的重中之重無疑成為寧夏生態移民可持續發展的著力點。[10]

三、安置模式與政策問題

生態移民的安置模式與政策的問題的研究，主要是涉及扶貧、反貧困，移民的補償標準，移民后的產業發展問題，社會保障機制等問題。本文主要關注前三個問題。

（一）扶貧、反貧困問題當前，對于生態移民的扶貧與反貧困問題的相關研究比較多，主要的論述集中于生態移民的扶貧效果上，有的生態移民取得了較好的效果，有的移民在遷徙之后卻沒有改善自身的貧困狀況甚至貧困問題進一步惡化。田朝暉等在論述三江源生態移民的貧困問題時，指出生態移民與反貧困之間有著錯綜復雜的關聯。從制度設計上說，生態移民向來被視為反貧困的重要舉措，它可以通過改變貧困人口的生存空間，突破制約生存發展的環境約束，從而達到改變貧困人口生存狀態的目的，所以生態移民對于擺脫因環境壓力造成的基礎性貧困具有重要意義。但是，三江源生態移民的貧困狀況并沒有改變，因為三江源生態移民在移民之前就存在原生性的貧困。三江源生態移民在遷移前尚且可以從事畜牧業生產獲得一定的收入，但是，他們在遷移之后，連通過放牧獲得經濟收入的機會都缺失了。所以，需要通過增加相應的生態移民救助機制來幫助移民克服貧困問題。[11]王永平等在考察了貴州的生態移民之后，指出實施扶貧生態移民工程，既是推動新時期貴州扶貧攻堅行之有效的途徑，又是保護和恢復脆弱生態環境的重大戰略舉措。總結過去易地扶貧搬遷的成功經驗，在深入調研、摸清底數的基礎上，2011年貴州省委、省政府提出把實施150萬扶貧生態移民工程作為從根本上解決居住在生態環境脆弱、生態區位重要和自然條件惡劣地區農村人口的生存和發展問題的重大戰略舉措，促進貧困地區人口、資源、環境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12]當然，對于扶貧與反貧困問題，仍然還有許多需要不斷完善的方面，例如在我國西部地區，生態移民的資金還很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扶貧力度。西部地區的國債資金數量有限，不能完全滿足各地全面實施的移民搬遷。需要不斷爭取多渠道來籌措資金，能夠形成全社會扶貧開發的整體合力。[13]但不容否認，生態移民在一定程度上幫助大部分原先生活在生態環境惡劣條件下的居民擺脫了貧困，在國家與政府相關的政策扶持下，找到了新的謀生方式，生活水平也逐漸提高。在移民之后，也暴露了許多新的問題，需要相關的政府部門予以關注，能夠從實際出發，考慮到移民的生產、生活情況，幫助移民克服各種困難，逐漸消除移民的貧困問題。

（二）生態移民的經濟補償問題對于生態移民的經濟補償問題，在不同的區域有不同的表現，所出現的問題也是各種各樣的。歸納起來，主要有補償資金的數量不足，補償的標準的確定隨意性較大，移民實際享受到的補償不到位等問題。具體來看，首先，當前我國很多的生態補償與扶貧項目結合在一起，對補償資金數量不足往往也容易造成生態移民的貧困問題。這可以與上文的扶貧與反貧困問題聯系起來。對于資金不足可以分為幾種情況，有的是政府的前期投入不足，難以滿足移民最基本的生活成本。有的是由于生態移民的生存區域發生變化，對于其原居住地的生活成本難以滿足其遷入地的成本要求等。其次，當前生態移民的補償標準確定的隨意性較大。李媛媛在考察內蒙古牧區生態移民過程中發現，相關部門不考慮移出地區和移入地區的實際情況，所制定的生態移民補償標準缺乏充分的科學論證，相關的“移民補助金”標準缺乏依據。對于這種關系到移民能否“搬得出、穩得住”的問題，政策制定的隨意性較大，不乏領導的拍腦門決定，致使生態移民行政補償標準不足以彌補牧民的損失，能致富成為一句空話。[14]再次，當前很多生態移民所能享受的補償并不到位。相關的經濟補償的信息公開制度還不健全，生態移民不了解相關的補償政策文件，對補償數額也一無所知。同時，移民補償資金在下撥過程中經常被層層截留，相關利益部門都利用自己的權力來獲取自身利益，導致生態移民補償資金難以全部到達移民手中。所以，提高生態移民的補償標準，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體系，確保補償金準確、及時到位，促進補償金信息及時公開是當務之急。

（三）生態移民后續產業發展問題生態移民后續產業的發展存在著諸多問題，由于不同的區域，不同的發展模式，所形成的生態移民后續產業發展問題也具有較大的差異。如馬玉成對三江源生態移民的后續產業發展的研究，指出實施生態移民后續產業發展存在的問題：安置區社會發育程度低，發展后續產業的空間和條件差；牧民傳統觀念和生產生活習慣，限制了生態移民后續產業的發展；資源環境條件，限制了舍飼——半舍飼畜牧業的發展；畜牧業發展水平和產業化經營水平低。[15]李聚才等分析當前寧夏生態移民區肉牛業的發展存在的問題：養殖戶融資、貸款困難；環保意識淡，飼養環境差；產業鏈不健全，屠宰加工環節薄弱；農戶飼養水平低，養殖效益不高。[16]趙宗利等對三江源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考察，分析當前三江源地區生態移民后續產業發展面臨著以下困境：安置區自然生態系統脆弱，移民后續產業發展空間不足；安置區經濟基礎薄弱，產業化進程緩慢，移民就地轉產乏力；教育滯后，商品經濟意識淡薄，移民勞動力就地、異地轉移狹窄；草原生態，藏文化旅游產業發展相對滯后，制約移民產業拓展。[17]張麗君、王菲分析了西部牧區生態移民后續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遷入地的選擇缺乏系統、縝密的實證研究，導致新的生態破壞；移民資金不足，移民的安置和生產生活所需的基礎設施建設受限；后續產業發展滯后，對牧民生產方式轉變后的適應性學習培訓滯后。[18]但是，總的來說，生態移民后續產業發展需要遵從以下幾條原則：1.產業發展應適合當地生態環境與社會環境；2.產業的推廣應做好前期宣傳、教育與培訓工作；3.產業發展應具備一定的技術條件與保障機制；4.產業發展應具有市場空間與利潤空間；5.產業發展需要與移民的民族、經濟、文化等特點相符。

四、社會文化問題

生態移民遷入到一個新的環境，脫離了原有的生產、生活方式，但并沒能很快地放棄傳統生存模式和觀念而融入新的環境中。因而，容易成為游離于兩者之間的新的社會群體。當前，生態移民所面臨的社會文化問題主要包括三個。

（一）生產環境和生產方式的適應問題張娟對三江源地區的藏族的生態移民進行考察之后，發現三江源地區的高寒、高山草場決定了生存在這里的藏族牧民只能從事單一的，以游牧為主導的草原畜牧業經濟，廣袤的草原是其從事生產經營的基本環境。而搬遷后，牧民離開了草原，放棄了游牧，進入了城鎮，實現了定居，并探索性的進行創業、立業，生存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但由于缺乏積極性和相應的生產技術，生態移民面對新的生產方式和環境，需要再社會化。[19]包智明、孟琳琳對內蒙古正藍旗敖力克嘎查的生態移民生產方式進行分析之后，牧民從天然的放牧方式轉換到了以奶牛的圈養方式，開始進行人工喂養。這種生產方式對奶牛的飼養技術要求比較高，對毫無經驗的牧民來說，開始存在很多的不適應性。[20]生態移民過程中，由于在地理空間上發生了轉移，移民所依賴的生產環境與生產方式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就以農業生產技術為例，原是牧民身份的移民在遷入農耕區之后就難以從事種植業，缺乏耕地種植的技術，難以確保穩定的經濟收入來源。同樣，從農耕區遷徙到草原地區的居民，在短時間內也難以掌握游牧的謀生方式。所以，對于生態移民尤其是跨區域的移民，需要在移民前對相應的居民進行生產技術的培訓與教育，能夠確保其掌握最基本的生產技術，以便能夠支持自身基本生存要求。

（二）生活方式的適應問題生活方式是一個民族與特定的自然地理環境之間長期互動的結果，是一個特定群體關于衣、食、住、行等的綜合性反映。扎陵湖鄉生態移民一年四季在黃河源頭的草山里過著游牧生活，他們雖然對城市和城市生活有著種種“想法”和“猜測”，但對城鎮定居生活卻沒有“實質性興趣”。例如，搬遷前，牧民衣有毛皮，食有牛羊肉，住有氈房帳篷，行有牦牛、馬，這些基本上都可以通過家庭畜牧業經濟而實現自給自足。搬遷后，他們變賣了牲畜，失去了畜牧業經濟的載體，衣、食、住、行的需求只能從市場的交換中滿足。調查中，牧民R說“：現在我們根本不敢吃肉，肉貴的很，也喝不上牛奶了，出去干啥都要花錢，要是像以前一樣，天天吃肉，喝牛奶，政府給的錢根本不夠花啊。”由自給自足變為市場交換，牧民穩定的生活出現了很大的變數。生活習慣和方式的差異成為影響牧民適應性差的主要因素。[19]通過田曉娟對同心縣生態移民的生活的調查研究之后，發現移民在生活支出、飲食結構、衣著消費、居住形式、交通通信等幾個方面經過一段時間的適應期之后，相應的滿意度還是比較高的，能夠很好地適應移民區的生活方式。在新的生存環境中，民族傳統文化面臨著與異文化之間的碰撞與融合。民族或區域傳統文化的保留、繼承和發揚，需要在生態移民社區管理、房屋規劃過程中，融入民族文化特色；同時，允許一些不愿意和不適合搬遷的人留在原居住地從事生產，為民族傳統文化提供生存和發展空間。[22]所以說，對于生活方式的適應存在著地區間的差異，生態移民在進行遷移之后，在短時間內往往會存在著生活方式的不適應，但是經過一段時間的適應，有的移民可以適應相應的環境，但有的可能還難以適應下去，給自身的生活上造成了極大地影響。遇到此類情況，需要利用相應的政策機制與條件，來幫助移民在生活方式上融入當地環境中，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三）思想文化的適應問題思想文化的適應問題，可以分為思想觀念上變化與文化變遷等問題來予以分別論述。生態移民過程首先是一個思想觀念變遷的過程，移民原有的思想觀念由于地域環境等特征往往具有其地方性的特色，而在新的環境之下會存在著不適應的狀況。張娟在調查中發現，傳統思想觀念對于移民適應性也有著很強烈的影響，突出的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傳統財富觀念影響移民資本積累，牧民以牛羊數量為財富的標志，并不像農耕民族一樣有銀行存款，缺乏資本積累意識；二是從業就業觀念存在偏見。調查中許多牧民認為像清潔工、街道下水管道修理等社會服務性工作是“很丟人的事情”而不去做。這兩個方面的直接負面影響是：使移民后續生產發展缺乏資金支撐，后續轉產就業的選擇渠道變窄，這種狀況影響著移民對城鎮生活的適應。[19]而文化變遷則是一個更復雜、更長久的過程。目前，三江源生態移民的文化變遷中道德和價值觀的變遷基本上顯現不出來。但是，由于他們現在直接面對著具有現代文化意義的城鎮文化，一些在市場經濟活動中滋生和蔓延的道德觀和價值觀，不斷地沖擊和影響著他們的思想意識和思維方式，他們固守的傳統道德觀、價值觀與遷入地的道德價值觀之間難免發生碰撞、摩擦、沖突，如果對其不加以正確引導，就有可能出現道德失范、價值失缺的形象，進而影響一方的社會穩定和發展。[23]

五、結論與討論

自上世紀90年代，包括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管理學等各領域的專家學者為我國生態移民中的問題研究做出了極大的貢獻，解決了理論與實踐中出現的許多問題，但歸納來看，學術研究仍存在著一些不足。1.不夠系統性、全面性與整體性，孤立分段式研究與以單個問題研究為主要手段。當前，現有的文獻資料主要是關注生態移民中各個單獨的問題，但是沒有對相關的問題作一個系統與全面的研究，各個子問題之間的關聯性比較缺乏，難以對生態移民全局性的了解。筆者認為，對生態移民問題研究，需要從理論層面出發，落實到實踐層面，從移民安置的政策、方式、手段，到安置過程中的統籌規劃、建筑設計、整體布局，以及生產生活方式的融入、思想文化與風俗習慣的融合，還有生態移民過程中環境、社會對人的影響等，需要作一個全盤考慮與分析，各個部分之間能夠協調一致，為生態移民的成功實現做好理論上與實踐上的準備。2.問題的爭議性。由于生態移民在世界乃至我國已經是一個很普遍與現實的問題，但目前有關生態移民的相關概念的問題依然十分突出，難以在理論上指導生態移民工作的有效開展。理論上的不一致，會導致在生態移民實際工作中難以運用理論來分析各類問題。對于當前生態移民在基本概念方面的爭論，會直接影響生態移民工作進一步合理、有序的開展下去。以“生態移民”這個概念來說，目前學術界的爭議仍然很大，相關的定義很不明確，這就容易導致在生態移民的實際運作中難以準確地界定生態移民的性質，在政策、安置模式、補償標準等方面就會出現極大的差異，甚至會導致一些矛盾與沖突，影響社會的穩定。3.歸納性與規律性不夠。雖然生態移民的具體情景與實際情況往往不同，但是仍需要總結與歸納一些一般性的規律與線索，有助于在生態移民的管理與執行過程中突出其重要性。從當前的研究內容來看，很多文獻從不同的個案出發，得出了與實際情況相符合的理論經驗，但從文獻梳理的角度可以發現，相關的文獻之間缺乏承接性，對于生態移民的相關問題仍缺乏提出一些規律性的經驗，難以在實踐層面對生態移民工作做出具有實效性的指導。因此，對于生態移民的相關問題，需要結合理論研究與實際案例，能夠從中抽離出一些一般化與規律性的經驗與原理，可以用于在今后的生態移民工作中，有利于生態移民的管理與具體操作。4.移民問題多關注于移民個體的問題，而沒有把“生態”兩字凸顯出來。如何從環境角度來分析與闡釋生態移民的重要意義仍是一個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話題，關注生態移民過程中環境的變化也許更能夠解釋與說明相關問題。5.從研究方法上來看，當前的研究方式主要是局限于個案的深度訪談或半結構式訪談的描述，以及綜合一些文獻法，缺乏一些具體的定量研究方法或定量與定性方法相結合的研究方法，顯得研究方法比較單一。

作者：蔣培單位：河海大學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