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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認識論的構建

社會認識論這個概念,在西方最初由一位美國圖書館學家提出。他把知識看作是一種商品來研究,這種商品存在于社會中并且是通過不同的方式生產、分類、積累和擴散的。富勒把社會認識論這個概念由圖書館和經濟學引入哲學和社會學領域。富勒對社會認識論的研究是對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英語世界哲學發展狀況的探索開始的。受尼采和羅蒂以及美國實證主義哲學的影響,富勒認為,“知識是一種社會產品和商品,人們的認識活動是一種類似于生產活動的有組織、需要協調和規劃的社會性活動。”不同認知活動領域中的參與者的知識背景、認知能力、生存環境都存在很大差異,各領域間評價尺度的區別,知識的積累以及更新的速度,使得富勒認為,“傳統哲學的任務已經被各種具體科學所取代,科學哲學家現在的任務應集中于進行各學科間的溝通,進行一種‘人類的對話’。”他強調:“科學哲學的當代任務在于理清各門具體學科之間、科學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扮演不同認識領域之間以及科學、技術和社會之間相互關系的組織者和協調者的角色。”他認為,社會認識論是與知識的社會生產和認識活動的社會組織形式相關的一種哲學,因此它主要研究各個具體學科間盡可能多的合作,并且這種合作是以知識為最終目的。富勒在《社會認識論》中寫道:“在我的社會認識論中研究中,最根本的問題是:我們應如何進行組織,從而使整個知識的生產活動更加高效。”他并不滿意科學組織和生產的現狀,認為這是沒有效率的,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因而他提出了“知識政策研究”的說法,也就是研究如何制定出高效的知識生產政策。“科學理論與知識政策之間的關系就是,科學的社會理論提出規則,這些規則允許知識政策的研究者來預測不同的社會環境中個體科學家和科學家團體的總體行為。”富勒認為,研究知識政策的學者要參與到政策的制定中,通過對知識的再組織,總結經驗用來指導社會內部的知識目標。也就是說他關心的問題是:如何有效組織科學的生產,形成科學制度的新規則,并使其高效運行,進而探索出什么樣的模式最有利于知識的生產。因此,富勒的社會認識論傾向于政治定位,同時又是規范性的。他認為:“作為一種調節手段,規范是無形的,隱藏于社會最底部,同時它又并不是必要存在的,只是社會行動在進行自發的調節時而產生出來的。”富勒所認可的對于知識的分析,帶有很強的規范性特征,他除了描述當前知識生產狀況外,更著力于使我們清楚知識生產實踐的過程,以及通過何種手段、方法對這一過程進行改善。我們不能僅局限于對科學現象單純的解釋與描述,更重要的是,要使大多數人更深刻地理解知識,最終實現加快知識生產的目的。這就要求我們認真分析單個的人在認識能力、知識背景以及社會環境上的異同點,總結出在一定社會環境內相對較為統一的知識目標。

二、科學修辭學的引入

在知識的社會生產、認識活動的社會組織過程中,各學科間乃至科學共同體之間溝通渠道的不暢和效果的低下,導致我們急需進行一種“人類的對話”。富勒認為:“在科學研究中,這些不可通約的規范不可能轉換成為共同的語言,他們只能分別適用于那些很少交往甚至相互排斥的各個科學團體中,這對知識的生產起到了巨大的阻礙作用。”為彌補社會認識論對如何溝通缺乏指導的不足,消解學科間的分歧,增進各領域間的相互理解,富勒走向了科學修辭學,運用此項語言學領域的研究成果,來解決科學知識在交流、溝通中出現的話語問題。在傳統的認識論中,我們通常并不認為知識是跟隨不同的語境而做出一定變化的,相反我們認為它是持續積累然后永久保持的。但富勒認為:“STS研究的基本指令:科學應當像研究其他社會現象那樣來研究,這才可以說是科學的(不必依賴于非批判性的權威陳詞或具有案例特征的證據以及諸如此類)。”實際上,并沒有多少杰出的STS研究者最終發展成為社會學家,但這些研究者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被認為是帶有社會學色彩的學者,原因在于他們認為科學之于社會其他部分來說在歷史、分類和方法等層面上并沒有明顯的區別。這些帶有社會學色彩的研究者們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是多樣性的,同時也存在著一定的優點與缺點:優點在于他們從更多的視角來考察事物,所得的思考結果也更加全面;缺點在于由于考察的視角過多,從而缺乏統一的規范,最終形成相對主義結果的尷尬。STS研究者以現場觀察的方式、分析科學家的言辭和行為間的分歧,這樣的調查研究缺乏統一的規范,其結果也必將使STS研究陷入“相對主義”的泥潭。富勒認為,當前阻礙STS向前發展的,主要是其研究者對當今現實問題進行思考時所形成的自相矛盾,而STS研究者對一些特定的哲學上的科學概念的懷疑,為這種矛盾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富勒把這種矛盾表述為:“(T+)哲學家的觀點認為,語言并不存在于自然秩序中,只是在被動地進行表達,因此語言的功能只是一種所謂的‘自然之鏡’。(T-)STS研究者主張,自然秩序中包含語言,而且語言也具備和其它事物一樣的能力:運動與被運動。歸根結底語言只是無數原材料的集合,自然也正是在如此眾多的原材料的基礎之上被建構的。”富勒指出,哲學家認為語言是自然的鏡像,而STS研究者認為語言是自然秩序的組成部分,兩者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富勒運用修辭學呈現哲學家與STS研究者的矛盾,通過科學修辭學找到解決學科間和各領域間的不可通約性的途徑(T1):“(T+)哲學家認為,理性的語言被應用在概念上是一個假定,它假定不同語言的使用者可以理解同一段對話,這與語言使用者的興趣是無關的。(T-)STS研究者主張,理性的語言在應用方面與特定語言使用者所共同遵守的標準相關,由于不同語言使用者間的興趣差異,其最終將導致無法理解彼此間的對話。修辭學家就是為存在興趣差異的不同的語言使用者克服語言分歧、找到相互理解的方法。”可見,富勒認為:不存在作為鏡像的合法的語言概念;不同學科的科學共同體有不同的理性語言應用(即科學概念),存在不可通約性問題;只有科學修辭學,才能幫助不同學科的科學共同體克服語言分歧、實現相互理解。富勒試圖借助于科學修辭學為社會認識論的進一步發展和在當今社會中的應用打開新的通路,并最終成為更加職業化的研究領域。為實現這一目標就要改變科學在大眾中傳播的方式、方法,為社會認識論創造出一種實踐的需要,在這一過程中科學修辭學的作用無疑是巨大的。同時它也彌補了社會認識論中對于科學溝通方式的指導的欠缺。借助科學修辭學的橋梁,將STS研究向社會認識論轉向。

三、對智慧設計論的支持

修辭學的引入,彌補了社會認識論對于各學科及各領域的溝通障礙,推動知識更加快速、有效的生產,但科學知識生產的公眾參與問題并未能很好地解決。科學家或科學共同體掌握著大量的知識,他們作為科學的權威、知識的壟斷者而存在著。庫恩的科學共同體的范式理論,正是這種科學權威的典型代表。因此,富勒將目光轉向了智慧設計論,進一步發展作為其科學哲學思想基礎的社會認識論。所謂“智慧設計論”就是主張生物甚至宇宙都是某種“超級智慧”設計的結果。也就是說,在整個宇宙中,如果使用某種智慧因素對生命體的固有特性加以解釋,將比運用自然選擇來解釋更加合理。一場被看作是神創論和進化論的又一次碰撞的審判,于2005年在賓夕法尼亞州開庭,富勒作為專家參與審判,并且公開對智慧設計論表示了極大的支持。富勒認為,在傳統的智慧設計理論的基礎上,經過不斷的分化、綜合、演進才逐步發展成為當今的西方科學,所以說現今的科學課程中必然包含神創論學說。富勒在2007年出版的《科學對宗教:智慧設計與進化論難題》中認為,如果對現代科學的發展源頭加以追溯,可以發現其思想緣起是以智慧設計論被假定成立為基礎的,可以看到智慧設計論在整個科學發展過程中的作用還是相當重要的,因此不論對于智慧設計論的支持與否,都應當對它表示真切的感謝。這一論斷充分表達了富勒認為科學應當包含智慧設計論的理論主張。富勒為什么會大力支持智慧設計論呢?在筆者看來,富勒屬于后現代的科學哲學研究者,他的社會認識論在本質上是反對科學權威主義的,是反對庫恩的范式理論的。要想進入特定的科學共同體并且掌握一定的范式,需要經過大量的訓練和在較長時間內積累起來的經驗,而這些對普通人來說簡直是遙不可及的,因此庫恩所定義的科學共同體,終究只能是適用范圍狹小的、只屬于小部分人的共同體。由于各科學共同體間存在不可通約的特性,使得大眾很難對科學形成整體性的認識,認知的權威、知識的壟斷也就由此形成,最終的結果也必然導致科學認識中缺乏人性的光輝。富勒認為,將庫恩的科學發展模型視為理性的典范存在一定問題,因為結構的匯合涵蓋科學史不同時期的方方面面,而這些在社會層面上是相互排斥的,這就使得庫恩的模型不夠連貫。他認為庫恩的范式理論最大的缺陷在于“曾經用技巧對付過去的問題,又返回來困擾現在的研究共同體”。他看到了庫恩“科學范式”的局限性,即新一代的科學家總是在解決老一輩科學家所遺留下來的有待解決的問題,并且這一局面不能改變。這樣就形成科學局限在一個范式內部、不斷往復循環、最終直至僵死。富勒通過引入修辭學來倡導大眾科學,反對科學權威沒有達到實際的效果,轉而將目光投向了智慧設計論。也許智慧設計論會像伽利略一樣最終得到世界的認可,也許不會,但是富勒利用這一觀點為科學知識生產的公眾參與開啟了更多的空間。

四、簡要的評論與批判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富勒的科學哲學思想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的演化:1988-1993年,從社會認識論思想出發,開辟了科學哲學研究的新方向和新領域;1993-2006年,通過科學修辭學的引入,試圖解決各學科間乃至科學共同體內外進行“人類的對話”的難題;2006年以后,通過對智慧設計論的支持,試圖克服庫恩的范式理論的缺陷,為大眾廣泛參與科學知識生產過程爭取必要的空間。社會認識論是富勒的科學哲學思想的核心,是他構建新科學哲學的基礎。富勒的以社會認識論為出發點和思想核心的新科學哲學,使得知識生產的整個過程更加完善,初步建立了效果卓著的獎勵與懲罰機制,在知識的生產、傳播和分配等各個環節都能充分體現出公正與民主,這一知識評審體系的建立對當代中國顯得尤為重要。如果想要贏得公眾對科學決策的信任,并且保證科學研究的結果盡可能的真實與準確,就必定要求科學決策走向公正、公開與民主。富勒的社會認識論,不論從理論層面還是實踐層面都能為我們提供有力的幫助。但富勒的科學哲學思想也存在著諸多的內在缺陷和局限性:

(一)過分強調現實的不確定性,根本否定科學有其權威性的一面。富勒認為:“科學權威性的特征不在于一系列深奧的技能或對實在的特殊理解上,而在于對科學自身只是形式的要求上,這使得其他人感到也必須為他們自己的活動做合法化論證。”法國社會學家拉圖爾同樣主張:“關于理性與非理性的所有事情是某些人對擋住其前進道路的群體進行攻擊的結果。”拉圖爾以一種特殊的方式解構了科學權威。現實社會固然存在極大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但在各種社會現實的壓力下對于真理的追求,并不完全如富勒所講,認為將不存在純粹的科學精神,必將產生趨向經濟利益的科學成果。

(二)過分強調社會因素對科學的影響,夸大社會因素的作用。富勒完全把科學研究放入到社會因素和社會過程中。我們知道,隨著各種社會因素越來越多地進入到科學界,學術腐敗便油然而生。例如:在經濟因素的影響下,有些科學研究工作者勢必會被經濟利益所驅使,研究成果也必定會代表某一特定集團的利益,使科學本應是對真理的純粹的追求,轉而變為一種對物質利益的渴求的手段。顯然,在當代社會中,科學的發展受到各種社會因素的影響,其中包括許多消極影響。但是,科學本質上是真理性探索,不能片面夸大社會因素的作用。

(三)過分強調科學修辭學的作用,忽視科學修辭學的消極影響。諾貝爾獎得主,英國化學家、生物學家馬克斯•佩魯茨(MaxPerutz)指責科學修辭學是“如同化妝舞會一樣,來進行欺騙的一個學科”。這一指責過于偏激、有失公允。科學修辭學有其學術基礎和社會價值。但也應當看到:科學修辭學的引入使得大量的江湖術士披上了科學的外衣,在科學光環的照耀下招搖撞騙,最終,導致大眾對科學失去信任,這將更加阻礙知識的生產。確實,通過科學修辭學來倡導大眾科學、反對科學權威是有消極影響的。

(四)過分依賴超自然的因素,擁護具有反科學性質的智慧設計論。富勒是為了倡導大眾科學、反抗科學權威而支持智慧設計論的,但智慧設計論并不被廣泛看作是一種科學的理論。在2005年12月20日美國中部區聯邦法院關于智慧設計論的裁決中,法官瓊斯提出了139頁的判決書,認定智慧設計論就是創世論的一種,智慧設計論不是科學理論,同時在公立學校教授智慧設計論是違法的。凡此種種,我們有必要對富勒的科學哲學、尤其是作為其思想基礎的社會認識論做進一步的研究與反思,以求尋找一種適應當下時代的認知模式,形成一種富有時代氣息、面向社會發展的新科學哲學,真正形成一種符合時展要求的科學、技術與社會間的嶄新關系。

作者：葛巖吳永忠單位：哈爾濱師范大學遠東科技與社會發展研究所哈爾濱工業大學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