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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效性下被限制的個體

由于新聞報道時效性的要求，所以受眾群體可以在最快的時間內得到信息。相比書籍雜志來講，新聞時效性的特點雖然無意建構知識類別的劃分，但是卻影響了受眾群體的思維習慣，這種思維習慣的養成影響了他們對于事實評論的能力，在一種被動的接受環境中潛移默化地形成心理層面的統一，缺乏質疑的基本素質。以2013年4月15日的波士頓爆炸案為例，事件發生后，新聞以其時效性迅速將此信息傳播至全球，輿論嘩然。然而引起受眾群體關注的事件本身，在新聞所特有的報道框架里將其定義為恐怖事件的再次發生。在隨后的持續報道中，新聞的著眼點圍繞著如何抓捕犯罪嫌疑人的過程，直到嫌疑人被繩之以法。新聞報道的此種趨向本身并沒有太多的可質疑之處，但是由于時效性的需要，新聞不得不去掉事件背后的質問意義，從而影響了受眾群體的思維角度。我們所處的時代按照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的說法是一個反啟蒙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里規章制度已經在教育的灌輸下影響了個體的思維表達方式，俄底修斯已經在個人化的意義上被賽壬所降伏。爆炸案發生后，個人從新聞獲得的信息量極其有限，在這樣極其有限的新聞信息量里個體主觀上并沒有洞徹事件的能力，因此個體受制于這樣的有限性，造成了個人意識的狹隘，這種狹隘性也體現在對新聞報道的看法上，并會在以后的新聞接受中逐漸加深這樣的印象，從而形成一種接收新聞的刻板效應。

波士頓爆炸案發生后，個人主觀上會隨著新聞媒體的引導認為這是一場恐怖分子蓄謀已久的破壞活動。但是時效性背后的空白就是在美國這樣一個標榜民主自由的國家里，安保措施高度發達的地方為何會發生諸如此類的暴力恐怖活動。這背后的政治勾結與民族仇恨是否因“9•11事件”發生后而得到緩解亦或更加嚴重。一個向全球推銷民主自由的國家所引發的戰爭又是二戰以來為數最多的，保證自己國家的安全是否建立在破壞他國安全的條件之上？這一系列的疑問因新聞的時效性而被忽略，成為空白。此外，在波士頓爆炸案發生后，當地應急措施也是值得學習的，沒有造成混亂，人們懂得如何保護自己，整個應急過程有條不紊。而這樣的新聞卻并沒有成為報道的焦點，因此，新聞報道的時效性有選擇上的博弈與失衡，其背后的空白是必然產生的結果。受眾群體很難在這樣一個信息爆炸的時代里能捕捉到少數啟迪心智的新聞，更多是靠自己具有填補時效性背后空白意義的智慧。新聞報道陳述事實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并沒有對其所含有的內容進行深加工，個體對于新聞報道此種再生產的特點需謹慎對待。

二、時效性的空白與彌補

個體在一個反啟蒙的時代里需要許許多多的信息來填補自己的意義空白，因為壓抑的個體需要沉浸在信息的海洋里才能體會自己的存在，即使這是一種虛假的存在感知。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中，個體對于新聞信息的接受就不會存在概念意義上的取舍，因為意義并非重要，與時代同在的感覺總會給自我設置一道屏障，它阻礙了個體獲得真知的進程。新聞時效性背后的空白正好可以說明這一現象，因為新聞的時效性就是歷史的現在時狀態，個體真切的實在只能在當下尋得，而非過去與將來。

近年來不斷發生的關塔那摩虐囚案留下的意義空白不得不引發思考。受眾群體因新聞的時效性只是獲知了全球聞名的關塔那摩監獄所發生的虐囚事件，由于思維習慣將此類事件認定為由美國軍方的瀆職行為所引發的惡性事件。但是問題在于為何關塔那摩虐囚案屢犯不止，為何除關塔那摩監獄外的其他監獄機構也會出現此類狀況，新聞因時效性并沒有予以說明和評論。如果進行對于時效性空白的填補嘗試，也許“路西法效應”可以解釋虐囚案之所以發生的原因。個體不存在天性上的“善”與“惡”，個體之所以會被扣上道德標簽的帽子更多的是和社會環境有著密切關聯。關塔那摩作為一個監獄機構，本身就存在心理學意義上的暗房，在此種暗房中監管人和被監管人都是被束縛者，只不過監管人有一套解壓的方式，通過虐囚他們完成對于所處環境的一種心理抗衡。當然，這并不是說這就是可以被允許的，而是說這背后的空白并不是因為美國軍方瀆職行為那么簡單。

新聞因其時效性的特點而存在滯后的空白現象，空白由于媒介自身的要求所產生。新聞時效性背后的空白對于受眾群體的思維習慣的養成起了重要作用，而受眾群體中的個人會因此而喪失對于外在世界的質疑。因此，對于新聞時效性背后空白的探討和反思以及如何在實踐中去彌補應當成為今后新聞學研究的重點。

本文作者：劉挺單位：皖江晚報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