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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文化含義的嬗變特別是上述后兩種意義的形成，所有調和式的研究最終發現后兩種定義中的任何一方都會否定另一方的正當性。但這些嘗試也產生了另一種研究成果———資產階級的文化社會學。威廉斯認為，資產階級文化社會學對文化問題的研究有一定進步意義，它不僅把文化放在復雜的社會關系中研究，還深入到文化生產與習俗機構以及文化生產者與接受者等不同方面的研究上。但其也有明顯的局限，即往往把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當成永恒現象，把本來具有明顯階級傾向的機構與對象當成中立的，因而不能徹底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性質與文化的實質。威廉斯說：“資產階級文化理論與激進經驗主義文化理論所達成的一個共識是：習俗機構具有社會中立性，于是，‘大眾’概念代替了特定的階級結構，并變得中性化；（作為資本主義廣告業和資本主義政治中的運作策略的）‘操作’概念也代替了那些控制、選擇、收編等過程的復雜交互作用以及那些與現實的社會情勢和社會關系相呼應的、不同階段上的社會意識，并變得中性化。”②在上述有關文化發展的爭論中，馬克思主義也參與其中，但并未使這一研究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在威廉斯看來，馬克思主義是從對“文明社會”的基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批判入手，去揭示資本主義社會“文明”存在內在矛盾的社會根源，并試圖用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去解決這一矛盾。威廉斯認為，雖然這一批判方式比以前激進運動對資本主義社會“文明”的批判更有意義，但它卻以線性進步觀的各種假設為基礎，缺乏一定的說服力。同時馬克思主義把文明發展史歸并到物質發展史，并用物質發展史說明文明發展史。威廉斯認為這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為人類社會發展史研究作出的巨大貢獻，可問題在于一些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過分強調物質對文化的決定功能，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文化自身具有的內在結構和獨特規律。由此，威廉斯的文化社會學就有了兩項任務：一是發展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二是有力批駁資產階級文化社會學。就前者而言，文化社會學既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理論，又要充分揭示文化的內在結構與發展規律，在社會發展的總體性中把握文化的性質。威廉斯說：“進行具體研究時往往必須把這種因素或那種因素暫時孤立起來，但文化社會學的基本原則卻是把列舉的或分離的種種因素復合為一。的確，文化社會學的最基本的任務是對這一復合體內部的各種相互關系作出分析。這種任務有別于那種只針對習俗機構、構形和傳播關系的、已被化約了的社會學；同時作為社會學，它又不同于孤立的形式分析?！雹蹖笳哐?，就是要把資產階級文化社會學研究的習俗機構、新興媒介、文化生產者與接受者等放在新型資本主義關系中去分析，并揭示隱藏在其背后的階級實質。他指出：“無論從歷史的還是從理論的角度來說，關于資本主義出版業、電影業以及資本主義或國家資本的廣播電視業的研究，總是同更為寬泛的，對于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經濟以及新型資本主義國家的分析聯系在一起的。進而，許多習俗機構也需要放在現實帝國主義和新殖民主義的語境當中加以分析，因為這些習俗機構也同它們密切相關?！雹?/p>

在威廉斯看來，文化問題的研究有兩個基本前提：一是文化并非是獨立的，它的發展始終受到物質生產方式的制約；二是文化絕不是由物質簡單派生出的從屬現象，它有自身獨特的結構與發展規律，文化生產也是一種社會的、物質的過程，它是人類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生產是一種不斷制造和產出意義的過程（即文化生產是一種表意的實踐活動）。要準確把握文化的社會學性質，必須抓住以下環節：

1．構形（formation）。在文化問題的研究中，威廉斯一直不滿意馬克思主義關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劃分以及他的反映論思想。威廉斯認為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二元劃分不僅否定了文化等因素的自主性，也否定了文化生產在日常生活中的意義與影響，更忽視了文化生產在物質生產中的地位。如果說馬克思那個時代文化生產還沒有直接參與到經濟生產中去，這種劃分還有一定意義的話，那么，在當今資本主義社會文化生產已成為重要的經濟現象時，這種劃分的局限性就顯現出來了。另外，馬克思主義反映論總是把文化看成是社會物質過程的一種反映，這實際上否定了藝術活動自身的特質。在威廉斯看來，藝術活動的產物———藝術品，既是物質性的，又是想象性的。當然，威廉斯并不是要完全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性質，而是希冀以新的理論成果充實這一理論。在他看來，要準確說明文化發展在社會發展中的地位與性質，在文化理論中引入“構形”概念是十分必要的。威廉斯的構形事實上就是文化的一種能動創造，這種創造不僅表現在文化內容上，而且還表現在文化形式上。為了更好地說明這一問題，他從馬克思主義藝術理論中的“典型性”概念切入。在他看來，“典型”具有兩種方式，一是作為“形象象征”或“符號象征”，二是作為某種具有重大意義的事物類別的表征性的實例。第二種方式在馬克思主義那里是經常被應用的，但第一種方式卻鮮有提及，它是被法蘭克福學派等西方馬克思主義提出并加以發展的。威廉斯認為，典型的第二種方式十分重要，它對理解文化特別是藝術活動的獨特性起著關鍵作用。威廉斯提出的典型的第二種方式，實際上是一種組織結構或塑造形式的過程，即“構形”。為了更好地說明問題，我們以威廉斯對語言問題的分析作參照（在威廉斯看來，文化問題的研究離不開對語言的分析，只有準確理解了語言的實質，才能準確理解文化的實質與發展。因為，文化總是要借語言的形式存在與發展。換一個角度看，文化也是眾多符號之一，文化發展規律自然也要符合符號共性規律）。威廉斯認為，正是沃洛希諾夫的語言理論使語言問題的研究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沃洛希諾夫認為，語言符號具有“二重性”，它既跟外部世界有關，又跟符號系統的內在結構形式有關；但是符號既不等同于客觀對象及其所指示或表達的事物，又不完全取決于結構形式，而是結構形式與外部關系約定俗成的結果，是一種“接合表述”（articula－tion）。這種約定俗成不是任意的，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會隨著個人言語活動與社會關系的變化而變化。威廉斯認為沃洛希諾夫語言理論的獨特貢獻就在于，“他是把整個語言問題放在馬克思主義那種總體的理論格局當中加以重新考慮的。這使他能夠把‘活動’（洪堡之后的那種唯心主義強調之所長）看做是社會活動；又把‘系統’（新的客觀主義語言學之所長）看做是與這種社會活動密切相關的，而不是像某些一直被人們襲用的觀念那樣，把二者看做是相互分離的。于是，一方面，他吸取了這些不同的傳統之所長；另一方面，他又逐個使它們顯露出相關的缺陷”②。在威廉斯看來，“典型”的第二種方式就是要發現文化是如何在不斷構成結構或模型中發展的。不過，對待這種文化構形，必須像沃洛希諾夫對待語言符號那樣，把它放在馬克思主義總體理論格局中加以把握。既要看到這種文化構形對文化發展以及社會與個人發展的影響，更要看到個人活動與社關系的變化對這種文化構形發展的影響。

2．霸權（hegemony）。只了解文化的構形方法，對文化社會學研究來說顯然還不夠，必須進一步了解文化存在的樣態。對此，威廉斯采取了與一般把文化納入意識形態研究不同的思路與方法。在他那里，文化研究是不包括意識形態問題的，甚至文化處于意識形態之外；意識形態是指相對正規的、被清晰表達出來的關于意義、價值與信仰的體系，而文化則相對而言是指不那么正規的、不完整的關于意義、價值等的思想意識；意識形態影響的范圍比較狹窄，而文化影響的范圍則相對廣泛，它幾乎影響到人們生活的每個方面。他認為，人們在現實社會中存在著財產、能力、地位的不平等，由此導致文化的差異與權力關系。對這種差異與權力關系最好的解釋方式就是“霸權”。由于統治階級掌握著社會財富，在社會關系中處于統治地位，因而他們的文化必然在社會中處于霸權地位。不過，霸權不等于強權。他說：“葛蘭西對‘統治’（主導）和‘霸權’作出了某種區分?！y治’體現為直接的政治方式，體現為緊急時期采用的直接或有效的高壓強制手段。而在更為通常的情況下，它卻是一種由許多政治力量、社會力量和文化力量組成的復雜關聯體。至于‘霸權’（根據不同的解釋），則或是指這種關聯體，或是指作為這種關聯體必要成分的那些能動的社會力量和文化力量?！雹儆捎谖幕瘽B透在人們生活的全過程，并隨著生活的變化而變化，因而想用一種精神力量統攝所有領域這幾乎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在威廉斯看來，霸權的影響力不完全在于強制人們接受，更在于通過自我確證讓人們自覺接受，并以此付諸行動從而實現人的社會化過程。因此，霸權不是一種統一的總體力量，不是一種系統或結構，而是一種由種種彼此分離甚至完全不同的意義、價值和實踐適當組合而構成的復合體。依賴這些從根本上體現特定經濟現實活生生意志（從廣義上講，即政治意志）的意義、價值與實踐，霸權就完成了組構文化秩序與社會秩序的功能。由于現實生活是發展的，總會出現一些新的領域和新的因素，因而霸權也呈現為一種流動的過程。它隨著新領域與新因素的出現不斷發展自身，并在與對抗因素斗爭中修正自身。所以，威廉斯感嘆地說：“在復雜的社會中，文化分析最有趣又最困難的部分是試圖在霸權的那種能動的、構成性的但也是發生著變化的過程中把握霸權本身。”②3．主導文化、殘余文化與新興文化。有霸權自然就有對抗與斗爭。為了更好地說明霸權與對抗的關系，威廉斯提出主導、殘余與新興三個概念。威廉斯認為，在對文化霸權與對抗的關系分析中，首先必須考慮的是“時代”概念，這個“時代”可用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等來表征，與此相對應的分別是封建文化、資本主義文化與社會主義文化。時代文化是對不同時代以生產方式為核心的社會整體的反映，體現的是一種文化體系。這種文化體系可以從總體上影響相應時代的文化特征。但由于時代文化過于抽象，若僅僅停留于此，就會失去對不同時代具體階段文化特征特別是對文化發展具體過程的把握。要想具體了解這一過程，就必須認真分析不同時期文化主導與殘余、新興的關系。所謂殘余，就是有效地形成于過去，但卻一直活躍在當前文化過程中的事物；它既是過去的某種因素，也是現在的有效因素。殘余在社會中存在，不僅因為它是作為傳統的組成部分對文化發展起著重要作用（威廉斯認為文化發展是離不開傳統的），更因為任何社會中總會存在一些用主導文化術語無法表達或確認的經驗、意義和價值，它們往往會保留殘余文化及相應術語。這就決定了殘余文化與主導文化之間有著復雜的關系。由于殘余文化涉及的都是主導文化無法涉獵的領域，在某種意義上它就取代了主導文化（至少在殘余文化涉及的領域是如此），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與主導文化存在對立關系。但主導文化對殘余文化這一特點十分清楚，它總會設法滲透或收編殘余文化。威廉斯認為，在社會發展的某一階段特別是當主導文化在某一特定時期存在明顯缺陷時，殘余文化的作用就會凸顯。人們會因為主導文化沒有很好解決，而殘余文化卻可以解釋某種現象，進而對主導文化產生質疑，并由此對殘余文化產生一定認同。盡管如此，威廉斯仍認為真正代表文化發展方向并對主導文化產生重大威脅的不可能是殘余文化，而是新興文化。威廉斯指出：“在任何一種現實的社會結構中（尤其是在這種社會的階級結構中）總是存在著某種適應于文化過程中那些要取代主導的或與主導對立的因素的社會基礎。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核心論述中，有對于這種基礎中的一類所作的精彩的闡發：某一新興階級形成了，新階級的意識覺醒了，并且就在這種形成和覺醒中，（通過現實的過程）新的文化構形因素（常常以不平衡的方式）興起了。由此可見，工人階級作為一個階級的這種興起在文化過程中顯得格外突出?！雹俨贿^，在威廉斯看來，僅看到新興文化的階級基礎還是不夠的，還要看到新興文化可能產生的社會領域。跟殘余文化類似，新興文化首先產生的領域往往是那些主導文化沒有涉獵或無法確認的領域。在威廉斯看來，任何一種文化都不可能涉及人類生活的所有經驗領域，越是滲透力強的主導文化，問題會越多，暴露的矛盾會越尖銳。這樣反而刺激了新興文化的產生與發展。當然，新興文化的發展之路不會是一帆風順的，但它最終會發展壯大并代替主導文化，成為未來社會的新主導文化。威廉斯說：“在我們這個時代（同其他時代一樣）里，新興文化實踐的客觀存在是不可否認的，它同客觀存在著的能動的殘余文化實踐一道，構成了未來的主導文化必要的復雜因素?！雹?/p>

威廉斯的文化社會學理論對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有著積極的意義。首先，他把文化活動當成一種表意的實踐活動。這一點可以有力推動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研究。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文化是一種上層建筑，它總是隨著經濟基礎的發展而發展，盡管文化也有超前性，但它始終離不開社會整體的發展。把文化當成一種表意實踐活動可以更好地從微觀視角探尋文化的形成與發展規律。其次，他把文化看成一種不斷發展的過程。威廉斯一直反對用范疇化的方法研究文化，他認為范疇是抽象化與穩定性的東西，一旦用它們去研究文化就有可能使鮮活的文化僵化，最終使文化發展失去活力。他在論述新興文化時發明了一個新詞———“感覺結構”（structureoffeel－ing）。他說，新興文化剛剛產生的時候是一種不能用當時范疇框定的經驗性的東西，它是作為感受的思想觀念或是作為思想觀念的感受。但隨著感覺結構的出現，它會慢慢被體系化或形式化。而此時新的感覺結構又會慢慢形成。再次，他把文化既看成精神性的東西與知識的總匯，又當成生活方式，并力圖從整體的視野對它們加以綜合研究。這對于我們進一步理解文化的意義、存在發展方式，特別是加強文化領導權建設是十分有益的。不過，威廉斯文化社會學也有其不足之處：首先，他對馬克思主義關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劃分以及反映論思想未能作全面把握。這些思想的確有導致機械化、庸俗化的危險，但馬克思主義并不否定文化等因素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不過，文化在社會生活中影響大、地位重要并不意味著它就不是上層建筑，它歸根到底仍然要受到生產方式的決定。其實這一點威廉斯自己也承認，只不過他未能對此作全面的思考。也許這與威廉斯對意識形態的理解有關，他對意識形態概念三種指涉的說明中明顯有把意識形態當成虛假意識的傾向。正因為在他看來意識形態是虛假性東西，所以他不好把文化問題的研究與它聯系起來，更不愿意把它與新興文化的發展結合起來。其實，當威廉斯在批評西方知識社會學家把文化拋棄在知識之外的錯誤時，他也犯了另一個錯誤———把知識拋棄在文化之外。雖然文化不完全等同于知識，文化還有意義成分，但無論哪種文化都必須承擔知識的功能。比較而言，社會科學承擔的知識功能更大更強一些，人文藝術承擔的價值功能更大一些，但它們其實都是知識與價值的統一。文學和藝術都是在用典型化等方式反映世界。也許正是因為未能處理好文化的知識功能與價值功能的關系，威廉斯實際上未能解決上面提到的西方文化發展中關于精神過程與生活方式兩種文化定義的矛盾困境。在《文化與社會》中，他還試圖用“共同體”概念去解決這一矛盾關系③，而到了《馬克思主義與文學》中，他干脆對未來社會文化形式只字不提。其實，不從文化的知識功能入手，就不可能準確揭示生產方式、社會發展與未來文化形式的關系。這就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作者：楊生平單位：首都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