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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搖文化問題是翻譯研究繞不過去的話題,但由于視角不同,國內(nèi)譯學界長期以來對涉及翻譯的文化研究存在認識上的混亂或誤讀。文章區(qū)分了三種類型的翻譯文化研究,即翻譯實踐的文化研究、翻譯活動的文化研究和翻譯理論的文化研究,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分別討論了這三類翻譯文化研究的區(qū)別和聯(lián)系,并指出,前兩類文化研究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文化轉(zhuǎn)向冶,第三類文化研究尚未發(fā)生“文化轉(zhuǎn)向冶。據(jù)此,文章認為,當前的第三類翻譯文化研究具有發(fā)生文化轉(zhuǎn)向的趨勢,因此應注意并加強此類翻譯文化研究中的文化轉(zhuǎn)向研究,以期為國內(nèi)翻譯理論批評以及翻譯理論史的重寫開拓新的思路?！拔幕瘑栴}是繼語言問題之后翻譯研究中的又一重要方面。翻譯研究史表明,普通翻譯理論研究主要就是圍繞語言或/和文化來開展的。冶[1]事實上,長期以來,文化問題一直是中西翻譯領域的常見話題,甚至一度成為譯論研究中的熱點。開啟于20世紀70年代、并于90年代引入中國的翻譯研究的“文化轉(zhuǎn)向冶更是把“文化冶這一概念推到了翻譯研究的前沿,一段時間以來國內(nèi)討論“文化轉(zhuǎn)向冶的文章和論著鋪天蓋地,頗有一種“言必談‘文化轉(zhuǎn)向爺冶的氣勢。在實施“文化走出去冶戰(zhàn)略的當代中國,不但勢頭未減,并有愈加興盛之勢。然而,人們在談論涉及翻譯的文化研究時,由于對文化的界定、討論的視角、指涉的范圍等因素的不同,往往會產(chǎn)生一些混亂、誤讀甚至爭論,因此有必要對其做一番正本清源的分類和闡發(fā)工作,以期深化翻譯文化研究的認識,拓展研究的視野,并對當前翻譯理論研究的文化轉(zhuǎn)向之趨勢進行預測和展望。

一、三種類型的翻譯文化研究及其關系

本文將翻譯領域的文化研究大體上分為三類,即翻譯實踐的文化研究、翻譯活動的文化研究和翻譯理論的文化研究。三者之間既有區(qū)別,又有聯(lián)系。翻譯實踐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yonTranslating)是翻譯實踐過程中對文本所涉及的文化因素的處理及其轉(zhuǎn)換規(guī)律的研究。這里的“實踐冶不完全是馬克思哲學中的實踐概念,而是指翻譯的具體操作實踐。這里的“文化冶是相對于語言來講的,即語言所負載的文化。因此,這種文化研究的研究對象是文本中的文化因素,屬于一種內(nèi)部研究,并帶有規(guī)定性研究的性質(zhì)。早期的語言學派譯論除了語言轉(zhuǎn)換層面的研究外,文化因素也是其考察對象,如奈達就非常重視不同文化語境在翻譯實踐中的影響和作用。新一代語言學派代表人物哈蒂姆將翻譯看作一種跨文化交際,并運用語篇語言學和話語分析理論對跨文化交際的各種因素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文化文本的翻譯是典型的文化翻譯,所謂的“厚翻譯冶(ThickTranslation)是翻譯文化文本通常采用的翻譯方法。以“歸化冶“異化冶為例,如果說僅從文化層面的翻譯策略角度來討論歸化和異化,就屬于一種翻譯實踐中的文化研究,如對楊譯本和霍譯本英譯《紅樓夢》中文化因素的歸化和異化處理的討論。國內(nèi)出版的幾本文化翻譯學著作,如王秉欽的《文化翻譯學》[2]、劉宓慶的《文化翻譯導論》[3],雖然各自討論的出發(fā)點或視角不同,但基本上是在翻譯實踐的文化研究層面上討論問題的。另外,從翻譯批評視角對翻譯實踐中具體的文化因素翻譯策略的討論,也屬此類研究。如果將翻譯實踐看作是一種應用活動的話,那么翻譯實踐的文化研究可標記為“應用型的翻譯文化研究冶。翻譯活動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yonTranslation)是指從社會文化的角度對作為整體的翻譯本身所進行的研究。這里的“活動冶不是皮亞杰發(fā)生認識論意義上的活動概念,而是一種社會心理學的概念,其受到需求、動機、目的、條件等因素的影響。換言之,翻譯活動不只是滿足譯者個人的需求,而是滿足社會的需求;譯者的動機也不是個人的,而是社會給定的。因此,這種文化研究更像是社會翻譯研究,而不是文化翻譯研究,后者與第一種類型的文化研究比較相近淤?！皩嵺`冶是“活動冶的基礎,沒有“實踐冶就沒有“活動冶,但與翻譯實踐的文化研究相比,翻譯活動的文化研究呈現(xiàn)出三個特征。其一,這里的“翻譯活動冶比“翻譯實踐冶的外延要廣,主要指從原作者對原作文本的選擇到譯作的影響和傳播等一系列翻譯事實或事件,包括狹義的翻譯的實際轉(zhuǎn)換過程。其二,這里的“文化冶不是以語言作載體的文化,而是個寬泛的概念,涉及社會的政治、經(jīng)濟、制度、習俗、學術規(guī)范等一系列文化因素。如西方文化學派譯論的“意識形態(tài)、詩學和贊助人冶三要素、“翻譯規(guī)范冶“翻譯的政治冶“權力對翻譯的操控冶等觀點都屬于這里的文化概念。其三,研究的對象不是文本中文化因素的轉(zhuǎn)換策略或規(guī)律,而是翻譯活動本身及其結果———譯本,是對已經(jīng)發(fā)生的翻譯活動的描寫或解釋。文化只是此類研究的手段或途徑。因此這是一種描寫性兼解釋性的外部研究。中國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引進的西方翻譯文化學派的翻譯理論指的就是這種翻譯活動的文化研究。例如,如果從更深層的文化背景(如后殖民主義)去討論歸化和異化,如韋努蒂的“異化冶觀,就屬于翻譯活動的文化研究。如果將對翻譯活動的研究看作是翻譯理論建構的前提和基礎的話,那么翻譯活動的文化研究可標記為“理論型的翻譯文化研究冶于。翻譯理論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yonTranslationStudies)是指從社會文化的角度對已有的翻譯理論進行的研究。如果說前兩類研究主要關注的是翻譯實踐過程及其結果,那么翻譯理論的文化研究的對象就是對翻譯理論本身的研究,屬于元翻譯研究。這類文化研究的研究思路與第二種基本相同,即從社會文化諸要素探索已有的翻譯理論,分析它們生成和發(fā)展的過程、原因以及域外傳播和接受的情況等,因此也是一種描寫性兼解釋性的外部研究。還是以“歸化冶“異化冶為例,如果將其視為一種翻譯理論,并且從社會文化的視角探討其生成的背景,就屬于翻譯理論的文化研究,如劉艷麗、楊自儉[4]對“歸化冶和“異化冶淵源的梳理,王宏志[5]對魯迅“硬譯冶論的研究就屬于此類。如果將對翻譯理論的研究看作是一種元翻譯理論研究的話,那么翻譯理論的文化研究可標記為“元理論型的翻譯文化研究冶。按照本文的理解,后兩種文化研究,即翻譯活動的文化研究和翻譯理論的文化研究,由于都是以即成的事實為研究對象,因此相當一部分構成一種“史冶的研究。具體來講,翻譯活動的文化研究可以指向翻譯史的研究,翻譯理論的文化研究可以構成翻譯理論史的研究。另外,就這三類翻譯文化研究是否在國內(nèi)發(fā)生了文化轉(zhuǎn)向而言,從當前的翻譯研究現(xiàn)狀可以大體判斷,前兩類發(fā)生了不同程度的文化轉(zhuǎn)向,第三類尚未發(fā)生文化轉(zhuǎn)向,但有發(fā)生文化轉(zhuǎn)向的趨勢。關于這三類研究的文化轉(zhuǎn)向問題,將在下一部分中展開討論。

二、三類翻譯文化研究的文化轉(zhuǎn)向

20世紀70年代開啟于西方,并于20世紀90年代后期引進中國譯學界的“文化轉(zhuǎn)向冶是近些年來國內(nèi)翻譯研究領域的時髦話題。就以上區(qū)分的翻譯文化研究的三種類型而言,這種文化轉(zhuǎn)向主要指涉第二類研究,即翻譯活動的文化研究。然而,事實上,文化轉(zhuǎn)向不只發(fā)生在第二類翻譯文化研究中,第一類文化研究,即翻譯實踐的文化研究也出現(xiàn)了不同程度的文化轉(zhuǎn)向,而第三類翻譯文化研究尚沒有出現(xiàn)比較明顯的文化轉(zhuǎn)向,但已有文化轉(zhuǎn)向的趨勢。為簡化起見,本文分別將三類翻譯文化研究的文化轉(zhuǎn)向稱為翻譯實踐研究的文化轉(zhuǎn)向、翻譯理論研究的文化轉(zhuǎn)向和元翻譯理論研究的文化轉(zhuǎn)向。下文分別展開討論。

(一)翻譯實踐研究的文化轉(zhuǎn)向翻譯實踐研究的文化轉(zhuǎn)向是針對傳統(tǒng)翻譯實踐而言的。考察中國翻譯史,會發(fā)現(xiàn)中國翻譯實踐研究的文化轉(zhuǎn)向出現(xiàn)過兩次:一次是在五四時期,一次是在20世紀80年代。這兩次都是在中國社會巨大轉(zhuǎn)型期發(fā)生的。五四之前,中國的傳統(tǒng)譯論是譯本中心的,理論基礎是中國的古典哲學美學,對文化的關注較少。五四后,中國人對待西方文化,包括日本文化的態(tài)度發(fā)生了急劇的變化,中西文化比較形成熱潮,激進主義壓倒保守主義占據(jù)上風,排斥中國文化,全面學習西方文化成為五四時期的主流。翻譯自然成為學習西方文化,包括西方的語言文字來改造中國文化、豐富中國語言表現(xiàn)法的重要途徑。此時的西方翻譯理論雖然還沒有進入現(xiàn)代譯論時期,但其以原文為中心的譯論傳統(tǒng)對中國譯論從譯文中心向原文中心轉(zhuǎn)移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這樣中國譯論便從傳統(tǒng)的重視譯文的表達轉(zhuǎn)向了同時關注原文和譯文。隨后,翻譯界對直譯與意譯的討論多了起來,當時作為翻譯方法的直譯和意譯,不只涉及語言層面,也涉及到了文化層面。特別是在五四這個特殊時代,中國正處于社會文化的劇變之中,激進主義者主張通過直譯的方法引進西方的文化,一改清末翻譯界流行的意譯風尚。眾所周知,這方面,魯迅是個典型的例子,他提出的“硬譯冶理論,雖有矯枉過正之嫌,卻也表現(xiàn)了當時人們急切想通過翻譯改變中國語言文化現(xiàn)狀的愿望。在某種程度上,中國現(xiàn)代譯論正是在這個時期拉開了序幕,標志就是譯論的中心從譯文向原文轉(zhuǎn)移,即翻譯理論開始更多地關注起雙語的轉(zhuǎn)換,這其中既有語言表達的翻譯,又有文化的翻譯,即魯迅提出的:“凡是翻譯,必須兼顧著兩面,一當然力求其易解,一則保存著原作的風姿。冶[6]301翻譯實踐研究的文化研究的第二次文化轉(zhuǎn)向發(fā)生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近代以來時斷時續(xù)的中西文化大討論使國人產(chǎn)生了一種“文化情結冶,進入新時期,文化問題一度再次成為人們討論的熱點,拋開80年代中期“文化熱冶復雜的社會背景不談,文化問題對一些實踐性較強的學科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如外語教學、對外漢語教學中的文化介入問題,文化語言學、跨文化交際學的興起等。翻譯實踐中的文化問題也開始受到人們的關注。王佐良是這個時期提倡文化翻譯的代表人物。他認為:“譯者必須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文化人,他處理的是個別的詞,但面對的則是兩大片文化。冶[7]他在80年的《翻譯與文化繁榮》和《翻譯中的文化比較》開創(chuàng)了當代文化與翻譯研究的先河[8]序言。郭建中編的《文化與翻譯》[8]涉及的大多是翻譯實踐中的文化因素問題盂。顯然,這是就翻譯實踐中的文化問題而言的。同一時期引進的西方早期語言學派譯論更多涉及語言層面的轉(zhuǎn)換,較少關注文化層面的操作問題,因此在整個80年代,翻譯實踐的文化研究并沒有形成翻譯研究的主流,只是對語言學派的一個補充,如奈達對翻譯中文化的的討論。80年代翻譯實踐研究的文化轉(zhuǎn)向雖并不明顯,但也引發(fā)了人們?nèi)蘸髮ξ幕g的持續(xù)關注。

(二)翻譯理論研究的文化轉(zhuǎn)向90年代中后期,西方文化學派譯論界引進中國,導致中國翻譯研究發(fā)生“文化轉(zhuǎn)向冶,其實就是本文所指的翻譯理論研究的文化轉(zhuǎn)向。這一轉(zhuǎn)向是同時針對傳統(tǒng)譯論和語言學派譯論的,研究對象從語言層面轉(zhuǎn)向文本和文化層面,從內(nèi)部研究轉(zhuǎn)向外部研究,從語言結構轉(zhuǎn)向文本功能,從微觀轉(zhuǎn)向宏觀,從規(guī)定轉(zhuǎn)向描寫和解釋。各種現(xiàn)代文化理論運用到翻譯研究領域中,拓寬了翻譯研究的視野,為翻譯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視野和思路。需要說明的是,文化研究只是為翻譯史和翻譯理論史提供了一個研究視角,然而,并不能說已成的翻譯史和翻譯理論史都是從文化研究的視角進行研究的。從目前的情況看,此類研究在國內(nèi)至少還不占主流,這在文化學派譯論引進之前更是如此。不過,早些時候國內(nèi)也有些研究在翻譯史方面有意無意地運用了文化研究的方法,如鄒振環(huán)的《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9]從譯作影響的角度展現(xiàn)了中國近代以來的翻譯史概貌。另外,王克非編著的《中國翻譯文化史論》[10]也是從文化的角度論述了中國從古代到近代的翻譯史,從所收文章看,梁啟超、蔣述卓、錢鐘書等人早就從文化角度展開了翻譯史的研究,只是沒有提出明確的類似西方文化學派的理論來指導自己的翻譯史研究,這是不無遺憾的事。從接受美學的“視野融合冶視角看,這些研究背景其實也為后來西方文化學派譯論在中國的接受和應用做了“期待視野冶上的準備。但從整體來看,國內(nèi)的翻譯史著作從文化視角研究的還是不多,大多是在分期的基礎上對翻譯事實的梳理工作,或者至多是對翻譯發(fā)生的社會文化背景的簡單介紹,總的來講還是存在史識不足的問題。藏仲倫的《中國翻譯史話》[11]、熱扎克•買提尼牙孜的《西域翻譯史》[12]、譚載喜的《西方翻譯簡史》[13]、馬祖毅的《中國翻譯通史》[14]、黎難秋的《中國科學翻譯史》[15]、謝天振的《中西翻譯簡史》[16]以及多部中國文學翻譯史或翻譯文學史,莫不如是。80年代初,中國引進了西方語言學派翻譯理論,開啟了中國翻譯理論現(xiàn)代化的大門,直到90年代初期,西方語言學派譯論一直占據(jù)國內(nèi)翻譯研究的主流,隨后便出現(xiàn)所謂的“沉寂期冶或“停滯期冶。隨后,于70年展起來的西方文化學派譯論開始進入中國學者的視野。當時的香港作為中西學術文化交流的窗口,在引進吸收西方現(xiàn)代翻譯理論方面有著得天獨厚的優(yōu)勢。1995年張南峰在大陸發(fā)表《走出死胡同,建立翻譯學》[17]一文,認為傳統(tǒng)譯論和語言學派譯論都不能完成翻譯學學科建設的任務,走向了死胡同,認為只有拓寬研究視野,學習西方文化學派譯論,才能建立翻譯學。這篇文章雖然有些激進,但為中國譯論界走出“沉寂期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谆垅?、王宏志等香港學者在這方面也做了不少貢獻。2000年香港出版的陳德鴻、張南峰主編的《西方翻譯理論精選》[18]對文化學派譯論在中國的傳播也起了重要作用。大陸方面,謝天振是文化學派譯論的先知先覺者。他早年從事的比較文學研究和1991年到加拿大的訪學為他后來從比較文學的視角從事翻譯研究提供了寬闊的理論視野。雖然可能受前蘇聯(lián)文藝學派的影響,他90年代倡導過建立中國的文藝學派,但到論文集《比較文學和翻譯研究》[19]和專著《譯介學》[20]的出版,標志著他的理論興趣真正轉(zhuǎn)向了比較文學中的翻譯研究和西方的文化學派譯論。他對“翻譯文學冶歸屬的定位和翻譯文學史的熱衷都是這種學術興趣轉(zhuǎn)向的結果。2000年他主編的《翻譯的理論構建與文化透視》[21]也是文化學派譯論在中國較早的研究成果。隨著西方文化學派譯論在中國的進一步傳播和影響,其中的一些理論,如意識形態(tài)、贊助人、翻譯的政治、多元系統(tǒng)論、操控論等對中國翻譯史實具有較強的描寫力和解釋力,這些研究為中國翻譯史研究打開了新的思路,運用其理論對中國翻譯史實進行研究已漸成氣候,并已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這些成果大部分都可以歸到中國翻譯史研究的范圍。

同時,“重寫翻譯史冶的呼聲也開始出現(xiàn)并受到孔慧怡等學人的關注[22]。這些成果有文章,也有專著,文章居多,多圍繞某一主題展開研究,所涉翻譯史范圍有大有小,研究較為深入。文章如王曉元的《意識形態(tài)與文學翻譯的互動關系》[23]探討了五四時期和50年代意識形態(tài)對文學翻譯的影響,包括翻譯動機和原文本的選擇以及翻譯過程中的取舍與刪改。又如王友貴的《中國翻譯的贊助問題》[24]考察了從東漢末佛經(jīng)翻譯到20世紀80年代之前中國翻譯活動中的贊助問題。專著方面,香港學者起步較早,1999年出版的王宏志的《重釋“信達雅冶———二十世紀中國翻譯研究》[5]是一部從文化層面進行的翻譯理論史與翻譯史兼?zhèn)涞难芯恐?。香港另一位學者孔慧怡同年出版的《翻譯•文學•文化》[25]也是從文化研究的角度對中國翻譯史上的一些個案,如晚清小說中的婦女形象、偽譯等翻譯事件進行了脫離語言層面的分析。大陸方面,如胡翠娥的《文學翻譯與文化參與———晚清小說翻譯的文化研究》[26]是運用描寫學派的理論對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guī)模的文學翻譯活動———晚清小說翻譯活動進行的一項文化研究;李晶的《當代中國翻譯考察(1966—1976)———“后現(xiàn)代冶文化研究視域下的歷史反思》[27]參照勒菲弗爾關于意識形態(tài)制約翻譯活動的理論對當代中國從1966年到1976年這一特殊歷史時期的翻譯史進行了研究。楊全紅的《翻譯史另寫》[28]則與王宏志的《重釋“信達雅冶》相似,是一部從文化角度入手、翻譯史和翻譯理論史兼具的著作,不同的是,楊著的研究方法是通過考證一手資料的方法澄清中國翻譯史和傳統(tǒng)譯論的不足和盲點。對此方法,張佩瑤在《重讀中國傳統(tǒng)譯論———目的與課題》[29]一文中曾做過評論。另外,費小平的《翻譯的政治———翻譯研究與文化研究》[30]、姜秋霞的《文學翻譯與社會文化的相互作用關系研究》[31]等都是文化學派理論運用于中國實踐的著作,但理論討論較多,翻譯史的研究特征不明顯。文化學派開創(chuàng)了翻譯研究和翻譯史研究的新視角,為重寫翻譯史提供了新的思路。從以上所述來看,國內(nèi)學者在這方面已經(jīng)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存在不少問題。其一,不管是文章還是著作,多屬于斷代史研究,還沒有從文化視角進行整個翻譯史的研究。其二,翻譯史和翻譯理論史混雜,兩者應該加以區(qū)分,分開論述。其三,研究多集中在近現(xiàn)代翻譯史,對古代翻譯史和當代翻譯史的研究不夠。其四,研究多集中在文學翻譯史,對非文學翻譯史,特別是科技翻譯史的研究闕如。其五,研究者的文化視角意識較強,但史的意識不強,許多學者并非都意識到這是一種翻譯史的研究,這必然會影響到研究的目的性。因為翻譯研究的文化轉(zhuǎn)向在實質(zhì)上就是從文化這一外部因素對已發(fā)生的翻譯實踐或翻譯事件的描述或解釋研究,涉及翻譯的文本和過程兩方面,應該屬于翻譯史研究的范圍?？傊?從文化角度進行翻譯史的研究還需進一步加強。不可否認的是,國內(nèi)有些學者對以文化學派譯論為代表的翻譯活動的文化研究產(chǎn)生了一定的誤讀,主要是沒能將翻譯實踐的文化研究與翻譯活動的文化研究區(qū)分開來。如王寧的《全球化時代的文化研究和翻譯研究》[32]一文雖然整體上談的是文化學派的觀點,但又認為從文化研究的角度進行的翻譯研究就是:“把一種語言為載體的文化內(nèi)涵轉(zhuǎn)換為另一種文化形式的廣義的文化翻譯。冶[33]孫致禮在《文化與翻譯》[34]一文中認為西方“文化學派冶就是翻譯中如何對待文本中的文化因素問題,提出了以“文化傳真冶為目的的文化翻譯策略。包惠南的《文化語境與語言翻譯》[35]是一本專門討論語言中的文化因素翻譯的著作,但此書的前言中引用了孔慧怡的話:“翻譯研究作為一個新學科,在70年代就已經(jīng)開始文化層面的探索;但我們對中國翻譯傳統(tǒng)的研究,到目前為止仍未達到真正突破性的發(fā)展。冶這些顯然是對文化學派譯論的誤讀。

(三)元翻譯理論研究的文化轉(zhuǎn)向元翻譯理論研究是對以翻譯理論本身為研究對象的研究。元翻譯理論研究可以有共時研究和歷時研究兩種。共時的元翻譯理論研究,是對翻譯學學科本身的結構性研究,主要包括翻譯學的建立與否問題、翻譯學是否一門獨立的學科、中國翻譯理論的特色問題、翻譯學的學科性質(zhì)、翻譯學的理論框架、翻譯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中國傳統(tǒng)譯論的現(xiàn)代化問題等。應該說,中國元翻譯理論研究的大多數(shù)屬于這類研究,這是中國譯論界學科意識增強、學科發(fā)展和建設的需要所致。劉重德、楊自儉、劉宓慶、譚載喜、張南峰、張柏然、許鈞、謝天振、穆雷、呂俊、王宏印、方夢之等人是這方面研究較為活躍的學者。這類研究的性質(zhì)決定了其較少從文化角度進行。歷時的元翻譯理論研究是一種指向翻譯理論史的研究,中國翻譯理論史屬于翻譯理論研究,是一種歷時性研究。另外,對共時的翻譯理論研究的研究就形成了一種元元翻譯研究,即對元翻譯研究的研究,也是一種歷時的研究或翻譯理論史的研究,如許鈞、穆雷的《中國翻譯研究(1949—2009)》[36]一書就是對中國60年來翻譯研究的歷程進行的總結,范守義的《評翻譯界五十年(1894—1948)的爭論》[37]、王向遠、陳言的著作《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翻譯之爭》[38]等都是這方面的研究。近幾年來,國內(nèi)從歷時角度對翻譯理論的回顧和反思性文章逐漸增多,其中多為運用文獻計量法或統(tǒng)計法進行的定量研究,從文化研究角度進行的定性研究尚不多見。盡管如此,國內(nèi)元翻譯理論研究還是出現(xiàn)了一些從社會文化視角梳理翻譯理論的成果,如王宏志[5]、楊柳[39]、楊全紅[28]等人的著作。另外,朱志瑜等對佛經(jīng)翻譯理論的研究、張佩瑤用“厚翻譯冶的方法對中國傳統(tǒng)譯論的翻譯,都多少帶有通過文化途徑進行元翻譯理論研究的性質(zhì)。多元系統(tǒng)論引進中國翻譯理論界后,運用它描述翻譯史的研究占絕大多數(shù),進行翻譯理論史研究的極少。張南峰是以色列學者埃文•佐哈爾的多元系統(tǒng)論的積極引進者、運用者和理論修正者,《從邊緣到中心(?)———從多元系統(tǒng)論的角度看中國翻譯研究的過去與未來》[40]一文就是他運用多元系統(tǒng)論研究中國翻譯理論史的一篇力作,文章以多元系統(tǒng)論為框架,探討了中國的學術傳統(tǒng)、民族心理、意識形態(tài)、社會制度、經(jīng)濟狀況以及中西文化關系等社會文化因素對中國翻譯研究的影響,并對中國翻譯理論研究的未來提出了一些建議并進行了預測榆。楊曉榮的《略談我國翻譯研究中為什么沒有流派》[41]從學術(治學方法)和非學術(思想觀念)的因素分析了造成中國流派缺失的原因,涉及了文化學派研究的路子。張南峰在《特性與共性———論中國翻譯學與翻譯學的關系》[42]一文的附言中指出:“有趣的是,本文提及的幾種宏觀翻譯理論虞,不單能指導翻譯或翻譯研究,而且有助于對翻譯研究的研究。冶張佩瑤[43]傾向于用“翻譯話語冶而不是“翻譯理論冶,建立一個“翻譯話語體系冶,其中“話語冶的含義部分地運用了福柯的權力話語之意,意在為探討古今中外各種翻譯話語生成、理論旅行、流行、失落等背后的權力、意識形態(tài)等因素提供一個解釋的空間,也屬于元翻譯理論研究的文化研究。從總體上看,目前從文化研究視角進行的元翻譯理論研究的成果還不多,還沒有形成一種較大規(guī)模的研究勢頭,因此我們說此類研究的文化轉(zhuǎn)向在國內(nèi)尚未發(fā)生。然而,有必要也有可能在中國產(chǎn)生這樣一種元翻譯理論研究的文化轉(zhuǎn)向,這是包括中國傳統(tǒng)譯論史在內(nèi)的整個中國翻譯理論史反思和建構的重要途徑。因此,本文認為,中國的元翻譯理論研究也需要一種文化轉(zhuǎn)向。這方面的研究可以運用西方文化學派的觀點進行,如意識形態(tài)對譯論生成的影響、中國特色翻譯學提出的學術和社會文化背景、前蘇聯(lián)文藝學派中卡什金提出的“現(xiàn)實主義譯論冶等等;又如贊助人,包括各級基金項目(特別是國家級項目)、各種翻譯學會議等對翻譯理論研究產(chǎn)生了怎樣的影響?權力因素怎樣對翻譯研究產(chǎn)生了一定的制約和操控作用?詩學方面,如西方文論對翻譯研究的影響等。

總之,文化視角的翻譯理論研究也必將對翻譯理論史的研究產(chǎn)生深遠的影響。三、結語學者孫藝風指出:“如今,文化翻譯儼然又成為了一個熱門概念,具有強烈的跨文化色彩,不同人文學科背景的學者都在使用。然而,過于寬泛地使用這一概念也引起了諸多混亂、迷茫及對翻譯研究本體身份的擔憂。冶[44]的確,“翻譯文化研究冶是個多義的概念,這取決于如何看待“翻譯冶和“文化冶這兩個子概念。本文的“翻譯冶是個比較寬泛的概念,可以是翻譯實踐,也可以是翻譯活動,還可以指翻譯理論;同樣,“文化冶可以指語言中的文化因素,也可以指社會文化。因此,討論翻譯中的文化問題需要首先弄清各自的所指是什么。本文劃分了三類翻譯文化研究,即翻譯實踐的文化研究、翻譯活動的文化研究和翻譯理論的文化研究,討論了它們之間的區(qū)別與聯(lián)系,這對于深入認識翻譯研究和文化研究的關系無疑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特別是對于正確區(qū)分作為過程的翻譯實踐的文化問題和作為事件和結果的翻譯活動的文化問題具有一定的正本清源的認識作用。另外,文章還討論了這三種翻譯文化研究的文化轉(zhuǎn)向問題,認為,第一類文化研究和第二類文化研究均發(fā)生了翻譯研究的文化轉(zhuǎn)向,但第一類的轉(zhuǎn)向尚不充分,還需要在深度上加強研究;當前研究比較充分的是第二類文化研究;第三類翻譯的文化研究尚未發(fā)生轉(zhuǎn)向,但是有發(fā)生文化轉(zhuǎn)向的趨勢。本文認為,翻譯理論研究也需要一種文化轉(zhuǎn)向,這既可為書寫中國翻譯理論史提供新的思路,也可為中國翻譯學的建設提供來自社會文化方面的理據(jù)和啟示。

作者:張思永 單位：天津職業(yè)技術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