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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青年研究雜志》2015年第九期

認同是人們意義與經驗的來源。雖然認同能夠從強制性的制度中產生，但只有在社會成員將之內化，并圍繞這一內化過程構建其意義的時候，才能達成認同。國家認同是人的一種最重要的集體認同，是指在有他國存在的語境下，“確認自己屬于哪個國家，以及這個國家究竟是怎樣一個國家的心理活動”［1］，主要表現為公民對國家的歸屬感、政治效忠、責任意識、自豪感，以及愛國主義情懷。自民族國家建制以來，認同問題便成為國家的核心問題。甘南藏族自治州（以下簡稱“甘南州”）地處甘肅省的西南部，青藏高原東北邊緣，南鄰四川省的阿壩州，西與青海省的黃南州、果洛州接壤，東北接寧夏回族自治州，東南與定西、隴南地區接壤。2011年年末，甘南藏族自治州常住總人口68.91萬人，有藏、漢、回、蒙、土、撒拉、保安、東鄉等24個民族，其中藏（37.85萬人）、漢、回族占主體，農牧業人口54.56萬，占全州總人口的80.2%［2］。多民族性、多宗教性、多文化性以及獨特的地域性使甘南州在甘肅乃至全國維護民族團結、宗教和順、社會穩定和邊疆安全中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因此，深入研究甘南藏族自治州農牧村青年國家認同現狀，探求引導和培育少數民族青年價值認同、社會認同、民族認同和國家主權認同的可行性方法和途徑，建立維護民族團結、地區穩定、社會發展的預警機制十分必要和迫切。

一、研究方法與樣本的選擇

1.研究方法課題組通過問卷調查、個人訪談、統計分析等方法進行了實地調研和定量研究。問卷主要從社會認同、民族認同、國家意識3個維度展開，涵蓋了國家象征符號、國家領土和主權完整、外交和國際關系、政治制度、社會治理、社會現象、經濟發展、民族文化、民族意識、民族通婚、人生理想、現實困難、人際關系等問題。與此同時，結合個案訪談完善問卷調查的不足之處，實地走訪了12戶村民，18位鄉、村干部，2名僧人以及州政府部分行政主管部門的干部群眾，使定量和定性研究相結合，保證調查研究的真實可信。

2.樣本分布本研究采用分層隨機抽樣的方法，從全州抽取2個縣（市）900個16~35歲的農牧村青年作為調查對象，收回有效問卷787份，有效回收率為87.4%。其中，藏族占70.86%，回族占21.71%，漢及其他民族占7.43%；共青團員占21.14%，中共黨員占21.71%，群眾占51.14%，其他6.01%；信仰藏傳佛教的占73.14%，信仰伊斯蘭教的占23.45%；男性占64%，女性占36%；20歲以下的青年占31.43%，21~35歲青年占68.57%；未婚占50.86%，已婚占49.14%；文盲占13.14%，小學占24%，初中占22.28%，高中占6.86%，中專占2.86%，大專占17.14%，大學本科占10.86%，碩士研究生以上的占2.86%；學生占22.86%，農牧民占23.43%，教師占5.14%，基層干部群眾占5.71%，鄉村醫務工作者占6.28%，工人占8%，農民工占20%，宗教服務人員占2.29%，無業人員占6.29%；月收入在1000以內的占28%，月收入在1000~2000元者占31%，月收入在2000~3000元者占總受訪者的31%，月收入在3000元以上的占10%。樣本分析顯示：①甘南州是一個以藏、漢、回為主的多民族集聚地，其中少數民族全民信教，部分常居漢族也信仰藏傳佛教或伊斯蘭教。需要說明的是，中共黨員是無神論者，不能信仰宗教，但實際調研發現，少數民族地區的這部分黨員認為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是可以并存的，故接受調查的大多數黨員干部也信仰藏傳佛教或伊斯蘭教，只是在平時的宗教活動中，參與度與一般信眾不同。②被調查者的年齡集中在18~35歲，符合本課題確定的研究目的。③被調查者學歷結構趨于多元化，但文盲和半文盲比例依然較高。④盡管隨著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越來越多農牧村青年走出大山、走出草原，成為現代農牧民，甚至城市居民，但與內地相比，月收入普遍偏低。

二、甘南州農牧村青年的國家認同現狀

在政治制度和社會治理方面，甘南藏族自治州農牧村青年對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總體印象比較好，認同我國現行的各項制度、體制及政策，尤其是民族優惠政策和支農惠農政策，堅信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他們認為雖然我國目前存在著諸多影響社會發展、繁榮、和諧的因素，如兩極分化、社會不良風氣滋生、經濟增長困難等，但隨著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進一步構建，社會矛盾就會趨于緩和，甚至化解，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通過調查發現，91.43%的農牧村青年知道并且十分贊成我國實行民族優惠政策，95%的農牧村青年認為民族優惠政策在促進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維護民族團結中作用巨大，也使自己在教育、就業、權利表達等方面取得了更多的機會，提升自我發展的空間，希望黨和國家進一步加大對少數民族地區科技、文化、教育的投入力度。廣大的農牧村青年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人民的生活水平更高了”、“老百姓的觀念更新了”、“人們的生活豐富了”。改革開放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成就，主要取決于黨的正確領導和社會主義的正確方向。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農業稅減免政策和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雜費減免等政策深受甘南州農牧村青年的歡迎。

72%的被調查者認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關系農民切身利益的大事，要積極投身到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去。語言是民族文化的承載。甘南州地區實行雙語使各少數民族同胞保留本民族的歷史文化和風俗習慣，增強民族自豪感，維持本民族的特點，同時也能了解豐富多彩博大精深的中華民族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促進了民族大融合與共榮。在語言使用、溝通交流、社會適應與國家認同方面，87.5%的被調查者愿意學習漢語，并希望自己的子女也能夠學好漢語。針對這一問題，課題組還進行了實地走訪，回族青年M.J.H說：“愿意！我們回族沒有自己的語言，文化層次低，愿意通過學習漢語提高自己，上層（阿訇）也提倡。”東鄉族青年N.X.F也說：“我們東鄉族是一個小民族，雖然有自己的語言，但沒有文字，不學習漢語，門都出不了。”藏族女青年C.R.ZH.M：“要學漢話，不學方言，否則到外頭無法交流，走出去別人也不把你重視。”藏族女青年Y.J.ZH.M：“如果不會漢話，連土門關都走不出去。”在民族意識、民族文化、民族通婚方面，從族群身份認同、族群文化認同、中華民族文化認同3個方面進行了調研。調查發現，68.57%的被調查者認為民族文化可以增強一個民族的凝聚力，自己經常參加本族群的文化習俗活動；94.29%的被調查者愿意或非常愿意學習和傳承本民族文化，而且經常花大量的時間了解本民族文化、歷史傳統和風俗習慣；95%的被調查者對本民族及其取得的成就十分自豪，認為在一些重大事情中，如婚喪嫁娶，無論從形式或內容都應遵從本民族風俗；78.9%的被調查者認為自己會主動告訴對方民族身份，即使出差或旅游到內地大城市或經濟文化發達的地區，也不會有意地掩飾自己的民族身份；52%的被調查者認為自己是可以接受其他民族成員作為配偶的。另外，近90%的人對本民族典型習俗的一些特征漸弱表示十分擔憂，要求大力加強對民族風俗、習慣、傳統、節日及各種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以增強民族文化認同。可見，農牧村青年有比較高的民族身份認同度，并以自己的民族自豪，也能以比較寬廣的胸懷接納其他民族。

關于中華民族文化認同，絕大多數農牧村青年認同是中國人，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調查數據顯示，95.43%的人對于祖國的不斷發展和日益強盛感到自豪或十分自豪；77.14%的人除了民族節日外，最愿意過的節日是中國傳統節日，如春節、清明、端午、中秋等；77.5%的人認為加強對民族風俗、習慣、傳統、節日及各種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是增強民族文化認同最有效的方式之一；67.5%的人認為在大力弘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中華民族優良傳統不可棄，應繼續發揚光大；73.75%的人認為當中國球員（如姚明等）在海外有優異表現，自己感覺十分自豪，大長國人志氣。由此可見，農牧村青年認同中華民族文化，對中華民族具有認同感和歸屬感。對于國家象征符號感知程度，以“當您聽到國歌或看到升國旗時”作為調研設問，28.75%的被調查者認為感到神圣而自豪，56.25%的被調查者只是表示有自豪感。在情感態度的表現形式上，神圣而自豪的情感表明了被調查者有著強烈的國家認同意識，這種認同意識支配著農牧村青年愿意為國家發展而努力。在國家領土和主權完整這一問題上，88.57%的農牧村青年堅決反對“臺獨”，明確捍衛祖國統一，只有5.71%的農牧村青年對“臺獨”表現出無所謂的態度。如在問及“如果臺灣當局繼續一意孤行，您認為應該”時，47.5%的人認為應和平統一，40%的人認為必要情況下可以使用武力；在問及“如果兩岸間發生戰爭，祖國需要您參戰時，您怎么辦？”時，80.57%的農牧村青年認為自己將義無反顧，甘灑熱血；14.29%的農牧村青年認為自己可以提供精神支持，但不參加；只有5.14%的人認為這是國家的事，與自己關系不大。又如關于參軍的態度的調查，58.86%的受訪者志愿參軍，保衛祖國，20%的人隨大溜，18.29%的受訪者認為如果祖國需要，將積極應征，只有2.85%的受訪者選擇逃避。綜上兩方面可以得出，甘南州農牧村青年擁護祖國統一、國家強盛、民族團結，反對“臺獨”以及其他分裂活動。在個人、族群、國家的關系上，97.8%的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并對國家未來發展充滿希望和信心。83.75%的人認為未來10年內，國家能保持政治穩定，經濟增長，人民生活穩步提高。問及“當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集體利益發生矛盾時”，43.75%的人認為應前者服從后者，36.25%的人認為三者兼顧；“當國家利益與本民族利益、個人利益發生矛盾時”，53.75%的人認為應以國家利益為主，20%的人認為三者兼顧。57.5%的人認為愛國主義與社會主義是一致的。

三、對甘南州農牧村青年國家認同現狀的原因分析

1.精神狀態積極務實甘南藏族自治州農牧村青年，一方面追求自強、自立、成才、創新與創業以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講求功利、實用、實惠。在對待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自我價值與社會價值的關系上，明顯地向個人利益、自我價值傾斜，強調自我設計、自我奮斗、自我實現、自我需要和以自我為中心的價值觀。其主要表現在：追求家庭幸福和事業成功是其主要的價值取向；把個人幸福成功與國家、社會發展有機結合起來，深刻地認識到個體與集體的密切關系，認為無論家庭的幸福還是事業的成功都離不開國家和社會的發展，因而積極投身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去。由于受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的影響，地處偏遠山區的農牧村青年大都感受到來自生活、工作和學習等方面的壓力。如問及“目前對自己最不滿意的是什么”時，34.43%的人認為是工作負擔過重，34.86%的人則認為是經濟收入過低，6.29%的人認為是社會地位低，7.43%的人認為是精神文化生活貧乏，14.29%的人認為是缺乏繼續學習的機會。

2.國家意識良性互動國家意識實質上是一個民族確認自己的國民身份，將自己的民族自覺歸屬于國家，形成捍衛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的主體意識。人們只有確認了自己的國民身份，了解了自己與國家存在的密切聯系，并將自我歸屬于國家，才會關心國家利益，在國家利益受到侵害時愿意挺身而出，在國家文化受到歧視時個人的感情會受到傷害，才會對國家的發展自愿地負起責任。因此，個體與國家、個體與群體之間的互動與對待關照程度影響著公民的國家意識構建。然而，個體對國家關照的感受直接源于其熟悉的社會環境能否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給予的身份歸屬。甘南州長期受地理環境、地域經濟、人口分布等因素的影響，社會經濟文化整體發育滯后，史上這些少數民族老老少少的國家意識較為淡薄，更無法談及高度認同中華民族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堅持實現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并在少數民族地區實行民族優惠政策，使得各少數民族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發展等方面比較好地實現了國家法律所賦予的各項權利，甘南州也不例外。從這次調查的結果看，“91.43%的農牧村青年知道并且十分贊成我國實行民族優惠政策，95%的農牧村青年認為民族優惠政策在促進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維護民族團結中作用巨大”。這說明廣大的農牧村青年真切地感受到作為共同體的國家，在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等方面，給予少數民族及地區的巨大幫助和扶持，從而生發出國民自尊心和自豪感，有效地消解了族群間偏見和族群間沖突，維護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尤其是近年來，甘肅省委省政府根據中央的部署，積極推進甘南州的戰略扶貧、政策扶貧、產業扶貧、智力扶貧、科技扶貧、就業扶貧，通過地區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生態建設、黨的建設、和諧社會建設，夯實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的經濟、文化、政治基礎，構建“平等、團結、互助、合作、友愛、和諧”的新型民族關系，于是享受到經濟實惠的甘南州農牧民青年也逐漸地認識到黨和政府的關懷和幫助，并在內心深處聽從黨和政府的領導與號召，積極地支持黨和政府的政策，國防意識也迅速提升，強烈反對民族分裂勢力，主動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3.民族認同共同性與差異性并存在我國“民族認同”有兩層含義：一是中華民族認同，即主權和政體意義上的民族認同，通常稱作“國民認同”；二是作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中的“多元”而存在的56個兄弟民族的“族群認同”，即國內地方民族意義上的民族認同（費孝通，1989）。從整體看，甘南州農牧村青年更傾向于族群認同，同時對中華民族文化也能達成高度的認同，對祖國的不斷發展和日益強盛感到自豪，贊同應進一步弘揚中華民族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但在諸多問題回答上，存在著民族、年齡、學歷等方面的微觀差異。如在學習漢語這一問題上，無論藏族農牧村青年還是回族農牧村青年都認為十分必要，不僅自己要學，還希望將來自己的孩子也能學好用好，但藏族青年更多出于社會融入的需要而學，而回族青年則更多基于自我發展的需要而學。如問及“您是否重視其他民族的節日，如春節、圣誕節？”時，不分年齡、性別、民族，廣大農牧村青年的積極性都不高，但藏族農牧村青年是因為認知缺乏，而回族農牧村青年則是因為信仰的不同。

4.社會融入比較困難走訪了解到，城市對于生活在邊遠山區的農牧村青年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他們渴望進城，甚至到內地的大城市尋找發展機遇，但由于生活習慣、漢語水平、社會交往能力、城市生活的不確定等方面的原因而形成的疏離感，往往表現出擔憂、焦慮、自我封閉。在夏河縣訪談時也發現了這一情況：受訪的村民、基層干部一致反映，由于勞動力科學文化素質低下、生產技術技能差、社會交往能力有限，實現異地轉移就業十分困難。從地區看，他們大都選擇當地的縣、鄉（鎮）或其他藏區，如青海、四川、西藏藏族比較密集的地區或城市，因而絕大多數的藏族青年沒有跳出藏族生活圈子。從轉移就業的職業看，主要集中在運輸、建筑等重體力行業，而這些技術對于農牧業發展意義不大。社會融入的困難使得廣大的農牧村青年缺乏對國家發展和社會進步，尤其是東部發達地區人民的生活狀態的全面了解，因而無法從內心體會國家的強大、人民的富裕，影響他們的國家認同的達成。

四、結束語

國家認同的形成依賴于公民身份的認同，而公民身份是與個人權利、社會制度以及國家治理等政治因素聯系在一起的。長期以來，由于實行民族優惠政策、大力推進西部大開發戰略、民族地區發展戰略，甘南州農牧村經濟、政治、文化、教育、醫療衛生和生態文明建設均取得了較大發展，為農牧村青年國家認同的達成奠定了基礎，但傳統的貧困問題、宗教問題和部落意識三大社會問題并未得到根本性的轉變，廣大農牧村青年國家認同的基礎還十分薄弱。一是甘南州農牧村青年政黨認同低。調查顯示，72.57%的農牧村青年認為目前我國社會及黨內腐敗問題比較嚴重，嚴重影響到黨和國家的形象以及人們對社會未來發展的信念。二是甘南州經濟單一，社會事業發展慢，廣大的農牧民，特別是農業人口生活十分貧困，且返貧率高，嚴重影響農牧村青年的社會認同和對未來生活的信心。據統計，2012年甘南州農牧民人均純收入3610元，家庭恩格爾系數為56.8%。三是宗教發達，社會影響深、轉型慢。甘南州是以藏族為主的多民族社會，我國兩大民族性宗教藏傳佛教和伊斯蘭教都比較發達，尤其是藏傳佛教十分發達，全州有藏傳佛教寺院120多處，平均3.7個村就有一個宗教活動場所［3］。拉卜楞鎮就有寺廟5座，為拉卜楞寺、紅教寺、尼姑寺、關帝廟、清真寺，僧侶及神職人員1998人。廣大的信眾不會因為經濟的發展而減弱其信仰。從歷史和現實看，發達的宗教除了輻射當地群眾的世界觀、價值觀、倫理觀以及意志力，甚至還主導和左右一定地域的社會生產生活、文化生活和人們思想道德觀念。四是思想政治理論宣傳不到位，遠未掌握農牧村青年意識形態的制高點和社會輿論的話語權。甘南藏族自治州不僅是多民族、多宗教地區，也是國內外敵對分裂分子滲透、干擾的主要地區。近年來，在各級黨政組織和村社干部、愛國宗教人士、廣大農牧民的共同努力下，民族團結、共同發展、相互協作的意識不斷增強，社會各階層的政治認同的理性化程度逐步提升，較好政治溝通有效地消除了民族之間、政府與民眾之間、民族社會與外界的心理隔閡。但這一地區歷史上遺留的不穩定因素多，現實中隨著民族意識、公民權利意識的增強，影響社會政治穩定的因素也增多。

作者：趙菁 廖健太 宋秉武 單位：甘肅政法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甘肅省新聞出版局 甘肅政法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