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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青年研究雜志》2015年第九期

伴隨著社會轉型期各種矛盾凸顯、錯綜復雜的利益交織以及傳統、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的三重沖突，青少年面臨的死亡事件越來越多，汶川大地震造成6萬余人罹難，青海玉樹地震造成2000余人遇難……同時，青少年自身面臨的各種壓力較大，抗挫折能力也較差，造成厭世輕生事件頻發，統計數據顯示，自殺已成我國青少年頭號死因［1］。死亡問題愈發增多及各類災難帶來的死亡恐懼、身體與心靈創傷不得不引起我們對青少年生存狀態和生命質量的深入思考，反思生命的價值和人生的意義，死亡教育義不容辭地擔負起了這一重任。面臨嚴峻的現實和形勢的迫切需要，青少年死亡教育的實踐探索卻步履維艱，理論研究缺乏系統性、規范性，實踐研究也未引起足夠的重視。實際上，通過死亡教育，可以使青少年在認知層面上了解并整合與死亡相關的信息，在情感層面上學會如何面對死亡、瀕死和喪慟的感情與情緒，在行為層面上知道正常的反應表現及正確幫助他人表現哀傷的情緒，在價值層面上幫助澄清、培養、肯定生命中的基本目標與價值并反思生命的意義及其價值［2］。因此，開展青少年死亡教育問題研究就顯得尤為關鍵，不僅在理論方面很有必要，而且在實踐中也很可行。

一、開展青少年死亡教育的必要性解讀

對死亡教育的高度重視，源于對死亡現象及其影響的深刻理解。從心理學角度來看，死亡在青少年的心理發展、成長歷程中意義重大，而青少年的年齡特點決定了他們需要也必須了解死亡［3］；從教育學角度來看，教育的最終目的在于使青少年得到全面而充分的發展，實現生命的完滿、人格的完善。由現實的可貴探索出發，由死觀生，正視不足，方顯死亡教育之意義重大。

1.開展青少年死亡教育有助于推動形成正確的生死觀長期以來，死亡一直是中國人的忌諱語，受“未知生，焉知死”的傳統生死觀影響，忌諱死亡、恐懼死亡、回避死亡，不去談死，即使談到死，也多以其他詞代替，對不同等級身份的人死用不同的詞代替，如民族英雄之死為“以身殉國”，一般人之死為“逝世”、“去世”……這種注重當下、忽視死亡的生死觀阻礙著青少年死亡教育向縱深方向探索與發展。事實上，死亡教育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在“生”，即通過對死亡的認識和思考探討生命的價值和意義。開展青少年死亡教育有助于全面認識自我、理解死亡、把握人生，通過對死亡的審視，由死觀生，勇敢、積極地入世、承擔死亡，在本真的生活方式中認識并實現生命的價值和意義，超越死亡，提高生命質量，推動形成正確、科學的生死觀，進而形成濃厚的死亡教育文化氛圍，實現青少年死亡教育的縱深發展。

2.開展青少年死亡教育有助于推動青少年自身生存狀態向良性發展青少年是國家的未來和民族的希望，然而面臨國際國內形勢的深刻變化和危機事件的頻繁發生，青少年的死亡意識欠缺，他們容易受外界不良環境影響，盲目地接受新鮮事物，容易走向極端，甚至走向死亡，但他們對死亡卻很無知，不知道死的價值和意義，對生死的認識模糊，漠視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對生命的思考過于草率，不知道如何珍惜生命和尊重生命。同時，許多青少年的死亡品質普遍較低，不知道什么是死亡、死亡的原因，不知道怎樣正確對待死亡、形成什么樣的死亡觀，不知道自救互救知識與技能、避免不必要的死亡。青少年的死亡意識和死亡品質現狀及面臨的身心、生死考驗顯示了青少年的生存境遇和狀態堪憂，亟待引起對青少年生存狀態和生命質量的深入思考，反思生命的價值和人生的意義。開展青少年死亡教育有助于提高青少年的死亡意識、死亡品質，使他們能正確對待生命、珍惜生命、面對死亡，使他們能學會必要的心理調適，實現自身生存狀態的良性發展。

3.開展青少年死亡教育有助于推動實現教育的終極使命長期以來，受傳統文化的影響，學校教育回避死亡問題的討論，偏重知識的傳授，以考試為指揮棒，只重視應試教育，教育的功利化色彩明顯，很少涉及死亡及相關問題，忽視了青少年人格的培養，忽視了對青少年生命的關注，淡化了青少年對生命價值的關切，缺乏對青少年學生的人文關懷，致使青少年體會不到生命的樂趣，感受不到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反而對死亡產生好奇與向往。同時，學校思想政治教育側重理論知識灌輸，脫離學生生活實際，對學生自身的生命體驗缺乏關注，對學生的死亡困惑和焦慮缺乏回應。學校教育使命的失真、人文關懷的缺失使得開展青少年死亡教育成為必需。開展青少年死亡教育有助于增強學校教育的生命力，使其與生命教育相結合，與青少年成長、青少年的生活感悟和生命體驗相得益彰，彰顯教育的人文關懷，促進青少年的全面發展，實現教育的終極使命。

二、開展青少年死亡教育的可行性剖析

1.學術界、教育界基本達成共識我國學術理論界已對開展死亡教育基本形成共識，對死亡教育的重要性、目的、內容、方法、途徑等方面進行了理論探討，從哲學、心理學等角度進行了深入思考。學者們既翻譯了國外相關論著，又出版了相關論著，還創辦了相關刊物，舉辦了一系列學術研討會，也借鑒了國外相關經驗進行探討。我國教育界也認識到開展青少年死亡教育的重要性，進行了積極探索，取得了初步成效。武漢大學、南昌大學、山東大學、廣東藥學院、華南農業大學、廣州大學等大學陸續開設相關課程，廣東省教育廳、吉林大學第一醫院等部門進行投資、培訓，此相關課程、行為、觀念已逐漸受到新聞媒體的廣泛關注，死亡教育曲折發展。

2.死亡教育相關制度已初步形成目前，我國死亡教育相關制度已初步形成，其中尤以生命教育相關制度較為健全。2004年遼寧省出臺《遼寧省中小學生命教育專項工作方案》，2005年上海市頒布了《上海市中小學生命教育指導綱要（試行）》，黑龍江省、湖南省、重慶市、長春市、云南省、南平市、蘇州市、石家莊市等省市隨之下發了開展生命教育的指導意見，分別在全省市中小學系統開展生命教育。2010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要重視生命教育。這些生命教育政策、制度為開展青少年死亡教育提供了制度性依據。

3.理論積淀初見端倪我國對死亡教育的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80年代初，對死亡問題關注的焦點是安樂死。1988年7月，第一次全國性“安樂死”學術研討會提出努力開展“死亡學教育”，更新死亡觀念問題。同月，天津醫學院成立大陸第一家臨終關懷研究中心［4］。同年，《醫學與哲學》雜志最早刊登了譯文《死亡教育》，死亡教育的研究由此起步。隨著青少年自殺現象增多、危機事件的頻繁發生，國內學者開始從哲學、心理學、社會學、倫理學進行多維理性審視，對死亡教育進行深入理論探討，先后出版了《死亡哲學》《死亡教育》等相關論著，創辦了《醫學與哲學》《中國醫學倫理學》等刊物，舉辦了“安樂死”、臨終關懷與死亡教育等學術研討會，部分學者也借鑒美國、日本等國的死亡教育經驗對我國死亡教育進行研究，開展青少年死亡教育具備了一定的理論積淀。

4.實踐探索積極有效我國已對死亡教育進行了積極有效的實踐探索，尤以生命教育的實踐推廣較為成功，生命教育系列活動相繼開展，各類生命教育基地紛紛建立，中國生命教育網、中華青少年生命教育網等一系列網站及青少年生命教育論壇組織宣傳生命教育，生命教育得到了公眾的關注、認可和支持。這些生命教育實踐為開展死亡教育提供了可能。段德智教授于1989年在武漢大學首開“死亡哲學”選修課；南昌大學鄭曉江教授自1994年開設中國死亡智慧選修課，1997年開設“生死哲學”選修課。2004年西安市二十六中初二年級一班班主任讓學生給自己寫墓志銘，2005年海口某校組織高一學生參觀殯儀館引起了全國范圍內大討論。江西師范大學自2006年開設“生命教育與生死哲學”選修課。2008年廣東藥學院開設《死亡教育》選修課，并配有專門的教材《死亡教育》。華南農業大學、廣州大學也開設了生死學課程，讓學生寫遺書、撰墓志銘，并到殯儀館參觀直面死亡［5］。隨著廣東省死亡教育課程開設范圍的擴大，引起了政府部門的高度重視，廣東省教育廳投資300萬用于對偏遠地區中小學校醫的培訓。廣東藥學院鄒宇華教授還對全省70多位中小學校醫開展了“青少年死亡教育”專題培訓［6］。繼廣東各大高校之后，浙江傳媒學院、吉林大學、云南思茅師專、長春醫專、包頭醫學院等學校也相繼開設了死亡教育課程。這些高校和中學開設的死亡教育課程為青少年死亡教育深入開展提供了豐富的實踐經驗。

5.可資借鑒的經驗豐富而系統目前，世界上許多國家(地區)都開展了死亡教育的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和中國臺灣都在死亡教育方面積累了許多豐富的經驗，形成了較為健全的青少年死亡教育體系。美國死亡教育發展得相當成熟，死亡教育課程、死亡教育與諮商協會、與死亡相關的專業期刊在20世紀時已發展得較為健全，聯邦政府教育部對兒童死亡教育的具體實施也十分重視和詳盡［7］。德國實施了“死的準備教育”，除在醫學院校開設死亡教育課程外，教育界還組織中學生參觀殯儀館，讓16~18歲的青年直面人生的終點。他們還從兒童抓起，通過游戲活動讓小學生接觸到死亡的話題，幫助青少年戰勝死亡的恐懼和焦慮［8］。臺灣是我國最早開展死亡教育的地區。目前，臺灣小學沒有單獨開設生命教育課，但都有生命教育的內容；中學普遍開設正規的生命教育課，編制了生命教育教材和生命教育教師手冊［9］。國外及我國臺灣地區的死亡教育理論和實踐探索逐漸沖擊著我國傳統文化觀念，促使我國開始進行此方面的研究和實踐，這就使得死亡教育被青少年普遍接受成為可能。這些豐富而系統的經驗值得我國借鑒，其啟示我們應因地制宜，根據不同年齡選編不同教材，開設不同的死亡教育課程，學校與社會也應采用多種教育方法聯合開展青少年死亡教育，以期為開展我國青少年死亡教育提供有益的支持。

三、開展青少年死亡教育的實施原則

1.指導思想在青少年中開展死亡教育必須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必須有科學的指導思想，才能正確處理生與死的關系，才能正確定位，找到指引方向，并且內化為青少年的死亡意識和價值導向。馬克思主義死亡哲學“以理論化系統化方式為死亡教育提供一般思維和理論前提，同時又在方法論的高度上對死亡教育加以指導”［10］。它強調死亡的客觀實在性、死亡的辯證性、死亡的社會歷史性、死亡的階級性、死亡的實踐性，是一種“對傳統死亡哲學持開放的心態和揚棄的原則，因而能夠成為人類死亡哲學史上迄今為止內容最宏富又深刻的死亡哲學”。因此，開展青少年死亡教育必須以馬克思主義死亡哲學為基本指導思想，使青少年樹立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死亡觀，指導他們的實際行動和生活實踐。

2.實施原則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死亡哲學的指導思想基礎上，開展青少年死亡教育應遵循以下原則：（1）實事求是原則國內外青少年死亡教育的經驗啟示我們開展青少年死亡教育必須堅持實事求是原則，從我國的文化傳統、存在問題、現有資源等方面入手，深入挖掘開展死亡教育的精神資源和人文基礎，利用我國開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優勢，形成自身特色，積極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青少年死亡教育體系。（2）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原則開展青少年死亡教育既需要相關理論研究的支持，又需要實踐的積極開拓，二者缺一不可。我國對青少年死亡教育的抽象理論研究較多，實證探討較少；實踐探索還處在起步階段，僅有部分地區、學校開展，使得理論與實踐的結合顯得愈發重要。（3）“度”的原則我國忌諱死亡的傳統文化、青少年面對死亡的應激反應告訴我們開展青少年死亡教育要審慎，既不能過分忌諱死亡，使青少年產生神秘感和好奇心，又不能過分談論、講授死亡，使他們對死亡產生恐懼。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應把握“度”的原則，保持客觀中立態度，不美化死亡或把死亡描繪得陰森恐怖，或者輕描淡寫地看待生死問題。（4）繼承性與時代性相結合原則開展青少年死亡教育要繼承國內外的先進經驗，從經驗借鑒中獲得有益啟示，更要在繼承先進經驗的基礎上，以科學的態度和發展的思維，把握新時期死亡教育的特點與規律，以適應時展需求和個人需求的舉措，從觀念、內容到形式、方法上做到與時俱進。（5）普遍性與特殊性相結合原則死亡教育的對象是全體國民，開展死亡教育的最終目的是使全體國民樹立科學的、正確的死亡觀，由死觀生，探尋生命的價值和意義，最終達到普及死亡教育的目的，同時存在的共性問題、采取的相應對策具有共通性、普遍意義，這是普遍性的反映，而青少年在死亡教育的內容、課程、教材、方法上會有所不同，應針對不同年齡、不同階段的特點和具體的問題進行相應的教育，因此應堅持普遍性與特殊性相結合的原則，充分考慮青少年個體的差異和心理承受能力，有針對性地開展青少年死亡教育。（6）協同教育原則青少年死亡教育涉及學校、家庭、社會、媒體等多個主體，推動青少年死亡教育開展，必須使各教育主體相互協調、協同發展，共同作用于青少年群體，同時作為受教育者的青少年應積極配合教師的行動，主動認識、了解、理解與面對死亡，教師也應選擇合適的方式使青少年更容易接受死亡教育，方能使青少年死亡教育深入開展、更有成效。（7）顯性教育與隱性教育相結合原則由于對死亡的忌諱，開展青少年死亡教育應堅持顯性教育與隱性教育相結合。對適宜進行公開講授、宣傳推廣、開展實踐活動的教育內容（如生命教育）采取顯性教育的方式，以課堂傳授、模擬演練培訓、開展活動、宣傳、自身示范等形式大力開展，而對暫時忌諱的教育內容則宜采用隱性教育方式，采取多種教學方法，以課程滲透、改變觀念、分類、分階段與分層次循序漸進地開展。

四、開展青少年死亡教育的基本思路

1.加強青少年死亡教育的理論分析與應用研究對青少年而言，死亡教育是一項全新的領域，要使青少年接受死亡這一概念，直面死亡，學術理論界對其進行深入系統研究很關鍵。學術理論界應加大對死亡教育的理論分析與應用研究力度，總結凝練我國死亡教育的研究成果及實踐經驗，成立專業研究學會，組織出版專業性教材（書籍）、普及性宣傳讀物，通過舉辦定期的大型學術研討會、講座、各地區和學校的理論宣講等方式普及相關理論知識，由生物學、醫學角度探討拓寬到哲學、心理學、社會學等研究領域，使青少年看到死亡教育的積極意義，為推動青少年死亡教育奠定良好的理論基礎。

2.建立健全死亡教育相關制度在當前生命教育相關制度建立的基礎上，考慮全面推廣實施青少年生命教育系統工程，把死亡教育納入這項系統工程。在已有文件的基礎上，總結實施經驗，使其上升為制度，出臺全國青少年生命教育指導綱要，以此形成珍愛生命、正視死亡的文化氛圍。同時，政府、相關教育行政部門應自上而下大力推動，出臺開展青少年死亡教育的指導性文件和具體實施方案，對資金投入、人員培訓、編寫教材、課程建設、建立專門指導機構、設立專項基金、配套設施建設、理論研究、宣傳推廣等方面做出明確部署，以此推動青少年死亡教育深入發展，改善青少年的生存境遇和狀態，提升青少年的生命質量。

3.建設高素質的師資隊伍現階段實施死亡教育仍需謹慎，教師應區別對待不同學生，并尤其注意學生的情緒反應。教師首先要在教育理念上清楚，在實踐操作中靈活把握，避免造成家長與社會的誤解［12］，并善于發現、把握死亡教育的時機，適時進行死亡教育。就現實情況而言，受各方面因素制約，不適宜大規模、全面進行死亡教育師資隊伍建設。政府、相關教育行政部門或學校成立死亡教育專家組較為可行，在此基礎上待時機成熟后大規模、全面進行死亡教育師資隊伍建設。這就要求實施死亡教育的教師必須先接受定期與不定期相結合的專業的、特別的訓練，使自己“在相關的知識資訊，認清自我價值觀，以及助人技巧，調適行為等方面有充分的學習、了解與準備”［13］。

4.加大對死亡教育的媒體宣傳力度為形成良好的死亡教育氛圍，亟待充分發揮大眾傳媒的作用，加大對死亡教育的宣傳力度。政府應加大對新聞媒體、網絡的監控力度，在專門的死亡教育指導機構帶動下，成立宣傳機構，負責開展死亡教育宣傳教育；新聞媒體、網絡應增強自律意識，共同整治恐怖、暴力、迷信等不良文化產品，逐步引導青少年樹立科學的死亡觀。同時，新聞媒體、網絡應動員各種力量大力宣傳死亡教育的目的和意義，開設專欄介紹國內外先進經驗，刊登死亡教育相關文章，相關視頻、講座報告及動員組織開展相關實踐活動，開展普及性死亡教育宣傳，爭取社會各界尤其是家長的理解和支持，使青少年能逐步轉變傳統觀念，深入了解各種死亡知識，學會珍惜生命，正確面對死亡。

5.實現死亡教育與傳統文化有效結合我國傳統文化重生忌死，避談死亡話題，但有關生死智慧的觀念性資源較為豐富，儒家入世的死亡觀、道家出世的死亡觀、佛家消極的死亡觀都有其合理之處及價值展現。死亡教育由西方引入中國，要使青少年死亡教育在我國落地生根，必須尊重我國的文化傳統，找到西方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融合的切入點，以青少年、家庭能接受的方式循序漸進開展死亡教育，通過宣傳、教育引導、抓住適當時機等形式關注人的生命、價值和尊嚴，提升對青少年的人文關懷。同時，增強對傳統文化資源的整合能力，積極深入挖掘傳統生死觀的精髓，把其納入各級各類教育中，在教育中與實際相結合，逐步實現死亡教育與傳統文化的有機結合。

6.建立學校、家庭、社會“三位一體”的青少年死亡教育體系在具體操作層面，學校、家庭、社會是開展青少年死亡教育的三個重要渠道。為取得實際效果，亟待圍繞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來建構學校、家庭、社會“三位一體”的青少年死亡教育體系。學校教育是青少年死亡教育的主陣地、主渠道，學校應與家庭、社會相互合作，形成系統化的學校教育；家庭教育是青少年死亡教育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一環，家庭應積極參與學校、社會的死亡教育活動，為培養青少年的死亡觀提供最早、最基礎的教育引領；社會教育是青少年死亡教育開展的重要途徑，社會應為學校、家庭創設良好的死亡教育氛圍，營造健康的人文環境。

作者：魏彤儒 齊秀強 單位：華北電力大學思想政治研究所所長 華北電力大學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