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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我國的上市公司大部分都為國有上市公司。相對于非政府終極控股的上市公司而言，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其地位的特殊性決定它受到的監督更為嚴格，采取投機主義行為獲取不正當收益的可能性小，而且融資途徑較多，粉飾財務報表操作盈余管理的動機較小。Berkrnan等（2005）的研究指出相對于民營公司，我國國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對中小股東的利益侵占程度較低。陳耿（2013）的研究表明，實際控制人的性質影響公司信息披露質量。基于此，本文以終極控股股東為分類標準將上市公司分為兩類：國有控股公司和非國有控股公司，并且認為，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會計信息透明度質量更高。因此，提出假設1：假設1：非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會計信息透明度低于國有控股上市公司。GrossmanandHart（1980）認為，對終極控股股東起激勵作用的是其擁有的現金流所有權。現金流權是一種“財務激勵”，其大小表示終極控股股東與公司利益之間的一致程度（楊淑娥、蘇坤，2009）。終極控股股東擁有越高的現金流權比例，表明對公司價值占有的比例就越高，“激勵效應”越明顯，從而更有動機去監督管理層采取正確的符合公司價值增加的經營決策，而同時較高的現金流權比例也賦予終極控股股東有能力抑制管理層的投機主義行為和決策，有效減少管理層的道德風險。王鵬等（2006）發現我國上市公司控股股東的現金流權越多，資金占用就越少，公司績效就越好；鄒平等（2007）發現我國上市公司最終控制人擁有的現金流權越高，上市公司的價值越大。這些研究從側面表明終極控股股東的利益侵占行為會隨現金流權比例的提高而減少，從而增強會計信息的披露。因此，提出假設2：假設2：終極控股股東擁有上市公司的現金流權比例越大，會計信息透明度越高。大股東為謀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具有侵害小股東的天性（李增泉等，2005）。

但當終極控股股東的控制權比例較小時，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呈現相對分散的狀態，此時股權制衡的作用比較強，其他股東能夠對終極控股股東的各種行為進行有效的監督從而使其利益侵占的行為受到約束，終極控股股東與中小股東之間的沖突表現不明顯；而此時終極控股股東實際上對上市公司的控制能力也非常有限，較突出的問題表現為所有者與管理者之間的第一類問題，由于上市公司的管理層實際掌握了公司的控制權，終極控股股東為維護自己的利益，具有監督管理層的動機，使管理層的機會主義行為和道德風險受到約束（Shleifer&Vishny，1986），這樣對管理層披露會計信息透明度的要求較高。當終極控股股東的控制權比例逐步提高達到一定的程度時，其作為大股東會產生獲取控制權私利的行為。尤其在我國新興的資本市場，對中小股東的利益保護機制不夠完善，終極控股股東往往通過非公平關聯交易、財產擔保、大額資金侵占等多種隱蔽復雜的手段對上市公司實施“掏空”行為，原本在于提高資本配置而存在的企業集團內部資本市場部分地被異化成了進行利益輸送的渠道（王鵬、周黎安，2006）。當終極控制人存在且選擇控制權私有收益時，終極控制人會隨著控制權的增加傾向于獲取更多的私有收益，終極控制人的控制權表現出較強的侵占效應（周穎、李麗，2013）。在這種情況下，較高的控制權比例使得終極控股股東能夠對公司實施一定程度的掌控，更有可能與管理層進行“合謀”要求隱藏“壞消息”，人為操縱會計信息為其利益侵占行為提供掩蓋。因此，提出假設3：假設3：終極控股股東的控制權與會計信息透明度存在倒“U”型關系，即隨著控制權比例的提高，會計信息透明度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非線性關系。

二、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的研究對象為2008-2012年我國深交所A股主板上市公司中信息披露考評結果為優秀等級和不合格等級的公司，并經過以下標準進行篩選：（1）剔除金融保險類公司；（2）剔除終極控制權比例低于10%的公司；（3）剔除部分數據缺失的公司。最后確定樣本281家，其中優秀230家，不合格51家。會計信息透明度的數據摘自深交所網站誠信檔案，其他所有數據來源于CSMAR數據庫及巨潮資訊網公布的上市公司年報。本文運用EXCEL和STATA12.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

（二）變量選擇。

會計信息透明度的衡量指標采用深交所網站誠信檔案中公布的信息披露考評結果，然后采用logistic回歸考察終極控股股東性質、現金流權比例以及控制權比例對會計信息透明度的影響。已有研究表明，上市公司會計信息透明度還可能受到公司規模、公司財務風險、公司績效、發行B股或H股、行業、年份等因素的影響。因此本文將這些相關的控制變量引入到模型設計中。

三、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1）會計信息透明度的均值達到0.82，表明近幾年的會計信息透明度較高，中國證監會為提高會計信息透明度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應看到距離發達國家還有一定差距。

（2）終極控股股東所持有的現金流權比例差異較大，均值為33.04%，表明在資本市場上控股股東平均投入30.03%的現金流才可以控制一家上市公司。

（3）終極控股股東的控制權最大值為74.98%，控制程度較高，達到了相對控股的地位，最小值為12.22%，可看出控制權比例的差異也較大。

（4）公司規模最大值為26.66，最小值為15.38，總體上講公司規模沒有出現較大的差距。

（5）資產負債率的均值為54%，表明所研究的上市公司的整體負債水平居于中等水平，財務風險不是很大。

（6）每股收益均值為0.59，最大值為4.09，最小值為-3.24，表明上市公司的業績相對差異較大，總體水平相對較低。

（二）logistic回歸分析。

為避免多重共線性的影響，下頁表3將股東性質、終極控股股東的現金流權、控制權、控制權平方等解釋變量分別引入logistic回歸模型（1、2、3、4）中，然后再將處理過的控制權、控制權平方同時引入logistic回歸模型5。回歸統計結果表明，所有的回歸方程其結果都是顯著的。模型1中股東性質（gdxz）的回歸系數為-2.46，Z值為-3.80，在1%的水平下顯著，表明終極控股股東的股東性質（gdxz）與會計信息透明度呈顯著負相關關系，假設1得到驗證。由此可見，終極控股股東的性質確實會對會計信息透明度產生影響，國有控股公司會計信息透明度高于非國有控股。模型2中我們看到現金流權（cas）的回歸系數為0.067，Z值為2.85，在1%的水平下顯著，表明終極控股股東的現金流權比例（cas）越大，上市公司的會計信息透明度越高，即較高的現金流權比例確實能起到激勵終極控股股東監督管理層提高會計信息透明度的作用，假設2得到驗證。模型3中控制權（con）的回歸系數為0.077，Z值為2.94，顯著性水平為1%，表明終極控股股東的控制權（con）與會計信息透明度顯著正相關，而模型4中控制權平方項（conpf）的回歸系數為-0.00132，Z值為-1.41，表明終極控制權平方項（conpf）與會計信息透明度呈負相關關系，但在統計上不顯著。在模型5中終極控制權（con）的回歸系數為0.0726，Z值為3.13，顯著性水平為1%，終極控制權平方（conpf）的回歸系數為-0.00263，Z值為-1.85，顯著性水平為10%，兩者的回歸系數符號達到與預期相一致的結果，且在統計上顯著。這反映出隨著終極控制權的逐步增大，上市公司的會計信息透明度呈現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特征，驗證了假設3。以上回歸結果同時表明：控制變量對會計信息透明度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其中公司規模（size）與會計信息透明度呈顯著正相關關系，表明隨著公司規模的逐步擴大，公司績效的不斷提高，其會計信息透明度也在逐漸提高，原因可能歸結于大規模的上市公司，社會對其關注度較高，而較高的會計信息透明度可以幫助其樹立更良好的社會形象，傳播正能量；公司財務風險（deb）對會計信息透明度產生負面影響，說明較高的財務風險存在操作盈余管理的可能性更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會計信息透明度；公司績效（eps）對會計信息透明度產生正面影響，表明對于公司績效好的上市公司，為進一步增強自身競爭力，更傾向于把公司的“好消息”傳遞出去，以此來區別于績效差的公司，但在統計上不顯著；發行B股或H股（fon）的回歸系數為正數，達到與預期相一致的結果，但在統計上不顯著，初步說明上市公司發行B股或H股受到更多的監管，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上市公司的會計信息透明度。

四、研究結論

本文以我國上市公司終極控股股東對會計信息透明度產生的影響進行了理論分析和實證分析，結果發現：

1.終極控股股東的國有性質能顯著提高上市公司的會計信息披露質量，使透明度得到提升。

而非國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方面表現相對較差，這可能是由于我國目前的階段，相關的經濟制度和法律約束不夠完善，非國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在投資者保護方面做得較差，內部公司治理質量不高。

2.終極控股股東的現金流權比例越高，會計信息透明度質量越高。

這說明，終極控股股東的現金流權比例的提高確實能夠增強公司的會計信息透明度，其比例越大，“激勵效應”越強。

3.終極控股股東的控制權比例與會計信息透明度呈顯著的非線性相關關系。

隨著終極控股股東控制權的逐漸增大，上市公司的會計信息透明度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特征，且在統計上顯著。這表明目前我國的上市公司中，存在著合理的控制權私利和超額的控制權私利，合理的控制權私利對公司的會計信息透明度產生正面、積極的影響，而超額的控制權私利則降低了上市公司的會計信息透明度。鑒于本文的分析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希望在未來的研究中能進一步改進。一是相對于公司治理機制而言，公司治理環境是更為基礎性的層面（夏立軍，2005），但本文的研究沒有考慮上市公司所處的治理環境對會計信息透明度可能產生的影響。二是本文僅采取了深交所的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同時衡量會計信息透明度的指標引用了其信息披露考核結果，得出的結論可能不夠全面。

作者：張麗單位：重慶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