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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鑒于旅游業發展過程中社區所處的弱勢地位，本文探討了社區、旅游社區以及增權、社區增權、旅游社區增權的概念．在此基礎上，梳理了社區參與旅游過程中旅游增權對象、增權途徑以及研究方法，并歸納整合，指出目前旅游社區增權研究在理論、研究方法和實際應用三方面的不足，以及其未來發展趨勢，即構建本土化增權模式和評價指標體系．

關鍵詞:

旅游業，增權；社區參與；社區增權；旅游社區增權

1研究背景和意義

1.1研究背景隨著旅游業發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的凸顯和重大國際旅游會議的陸續召開，實現旅游的可持續發展已勢在必行，而旅游社區居民的參與相應的成為促進旅游業持續發展的重要支撐力．1997年6月，由世界旅游組織、世界旅游理事會與地球理事會聯合制定頒發的《關于旅游業的21世紀議程》，明確提出了旅游業可持續發展應將居民作為關懷對象，并把居民參與當作旅游發展過程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和不可缺少的環節［1］．社區增權理論、社區參與理論和可持續旅游發展三者的聯系是:社區參與是實現區域可持續旅游發展的有效途徑;社區參與在理論基礎和可操作性上均具有較大的局限性，而社區增權細化了社區的訴求，補充和完善了社區參與理論，提升了社區參與有效性的重要途徑．因此，基于社區增權的研究進一步推動了社區參與的縱深發展，為實現區域可持續旅游發展提供了可能．

1.2研究意義中外學者對于社區增權的意義表現出較強的趨同性，如Akama［2］、Pearce［3］、Sutawa［4］、左冰［5］在相關研究中都對旅游社區增權的意義有所說明:增權有利于提高社區居民的參與度和積極性，有利于形成新的均衡的權力關系，平衡、實現利益相關者各方的訴求，確保最終實現區域可持續旅游發展．Coria和Calfucura［6］在回顧、梳理生態旅游社區成功與失敗的基礎上，強調土地所有制和社區增權在提高土著居民參與旅游中的重要作用．此外，牛然和李學東［7］在生態旅游研究中指出社區參與和利益分享尤其應受到重視，只有實現多方參與和利益共享才能使當地的生態旅游持續發展下去．本文通過社區、旅游社區以及增權、社區增權、旅游社區增權概念分析，綜述社區參與旅游過程中旅游增權對象、增權途徑、研究方法，分析目前旅游增權研究的不足和未來發展趨勢，旨在為深入開展社區參與、旅游增權的研究提供參考借鑒．

2社區增權理論回顧

2.1內涵、外延

2.1.1社區和旅游社區1887年，弗迪南•滕尼斯(FerdinandTonnies)出版《社區與社會》(CommunityandSociety)一書，標志著社區的概念開始進入學科研究視野．社會學家喬治•希拉里［8］對社區概念的統計研究表明，截止到20世紀50年代學術界對社區概念的界定多達90多種，其中69種都將地理范圍、共同紐帶和社會交往作為構成社區的三大要素．在現代社會，對社區的定義依然眾說紛紜．目前大家一致認可的社區概念是:社區是進行一定的社會活動，具有某種互動關系和共同文化維系力的人類群體及其活動區域［9］．專家對旅游社區概念的討論涉及較少．孫詩靚［10］認為旅游社區是單一或同時滿足旅游者需求或社區就業需求功能的一種社區類型，是旅游地的社區化或是社區在旅游介入和發展過程中形態或功能旅游化的產物．旅游社區是社區的一種類型，但并非所有社區都是旅游社區，只有當一個社區在旅游介入和發展過程中形態或功能旅游化時，它才屬于旅游社區．

2.1.2增權國外學者對增權理論的研究較早，且對增權的概念觀點不一．Zimmerman［11］指出增權是指通過外部的干預和幫助而增強個人的能力和對權利的認識，以減少或消除無權感的過程，其最終目的是指向獲取權力的社會行動及其導致的社會改變的結果．Herbert-Cheshire［12］認為增權是“人們在不受任何行為限制的情況下，從自身利益出發采取行動，進而提高其個人能力的過程”．增權實際上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個可以給予的東西，增權過程是個人的也是集體的;增權最核心的含義不是外在的給予或允許，而是對內在的能力的確認和自立自強的行動［13］．此外，國內學者對其概念也進行了探討．呂秋琳［14］在其碩士論文中指出增權并非賦予個體權力，而在于挖掘或激發個體的潛能，恢復被剝奪的個體的尊嚴和自由．可以看出，雖然目前增權的概念尚未統一，但是學者們的觀點都折射出了“權能”的重要性，并且從增權主體自身和外部力量的角度指出增加權能的方式、方法．增權不能僅靠外部干預或者是個人意識的提高，必須“內外兼備”、同時滿足著兩個支撐點，即外部力量的推動以及內部自我意識和能力的提高才能實現社區增權，而自我意識和能力的提高是前提．

2.1.3社區增權社區增權理論于20世紀70年代在西方國家社區研究中盛行．西方國家對社區增權理論研究主要分為兩個階段，即理論探討階段和實證研究階段．第一階段主要是對該理論產生的思想基礎、理論淵源以及社區增權必要性的探究;第二階段主要是圍繞增權模型的建構和應用進行．我國對社區增權理論的研究起步較晚，主要分為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對社區增權理論的梳理和綜述;二是對本土化增權模式的探討，具體體現在對婦女、農民工和青少年等弱勢群體增權途徑的探索．盡管國內外學者對社區增權理論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且研究成果頗豐，但是對社區增權的概念仍然沒有定論．縱觀研究成果，可以肯定的是該理論是增權理論在社區領域的延伸和應用，強調維護社區的權益，實現社區權益最大化．

2.1.4旅游社區增權旅游社區增權是增權理論在旅游領域的一個應用，同時，該理論又是社區參與旅游呈現出諸多局限性、研究進入整合階段的產物．Scheyvens［15］于1999年在生態旅游的研究中首次提出旅游增權理論，并將增權的受體界定為社區．Sofield［16］在Scheyvens四維增權框架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了旅游社區增權理論，以所羅門群島和斐濟旅游為案例地探究社區參與旅游局限性的原因，同時指出了社區增權的必要性．左冰和保繼剛［17］首次將社區增權理論引入到我國的旅游研究中，并指出增權是由權利、無權、去權以及增權等核心概念構建起來的，并分別解釋了它們的概念，并強調權力和權能是增權理論的基礎概念．王會戰［18］則將增權理論看作是一種理論和實踐、一個目標或心理狀態、一個發展過程、一種介入方式，其實質是通過增強當地社區在旅游發展中的決策權．旅游社區增權理論從權力關系的角度指出突破社區參與局限性的有效措施．換句話說，社區增權的實現為社區居民更有效地參與旅游發展提供了權力保障．但是，國外研究成果側重于旅游增權的對象是社區，而國內則更傾向于個人增權．個人增權和社區增權是相輔相成的，應該講二者結合起來才能達到為社區居民更有效地參與旅游發展保駕護航的目的．因此，本文認同張彥［19］的觀點，即旅游社區增權是指在既定權利規定不變的情況下激發社區居民的潛在優勢，提高其對內外環境的影響力和控制力，然后在社區居民的民主意識和資源控制力普遍提高的情況下，擴大居民的權利，推動居民權利和利益的轉移和再分配．

2.2社區參與旅游發展內容基于旅游社區增權理論的產生背景，以下對社區參與理論進行簡要的介紹和梳理。Murphy［20］首次從社區的角度探討了旅游開發與規劃，并進一步提出社區居民參與旅游規劃決策可以減少社區居民對旅游的反感情緒和沖突．自此，“社區參與”成為一個備受關注的領域，并逐漸成為衡量旅游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指標．社區參與的內容基本集中在經濟、政治、環境、文化這四個層面．Tosun［21］指出社區參與主要體現在參與旅游地的發展決策和參與旅游收益分配兩方面，前者實際上是社區參與的內容和手段，后者才是社區參與的目的．王林［22］則倡導社區直接參與到旅游開放與規劃中去，增加了對居民生活本來面貌的“人本主義”考慮．劉云［23］認為社區主要從經濟、政治、環境和文化這四個方面參與旅游發展，并概括性的指出了各自的實現方法．左冰［24］認為社區參與不僅僅是一種經濟或技術過程，而是社區在旅游發展過程中通過與外部力量的抗衡取得某種程度的控制權的過程，要深入理解政治以及權力關系在社區參與過程中的重要性．

2.3旅游社區增權對象增權對象的研究探討的是“對誰增權”的問題．增權理論最早誕生于社會工作領域，事實上是對社會弱勢群體工作批判性反思的結果［25，26］．目前，國內增權的研究對象主要是婦女、老年人以及青少年學生，從多個角度出發探討弱勢群體的增權途徑．然而，國內外關于社區參與旅游的增權對象的研究均較少，最多是在社區參與或者社區增權相關文獻中有所提及，且集中在婦女增權的角度．張一恒［27］從社區參與生態旅游的角度指出，社區居民內部參與的矛盾已經成為社區居民順利全面參與旅游活動的限制條件，這些矛盾主要是指:社區婦女的傳統責任和任務與婦女參與旅游之間的矛盾、社區男子對婦女參與旅游的態度與婦女自身參與意愿之間的矛盾．Ferguson［28］對旅游和“千年發展目標”(MDGs)之間的關系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同時聚焦性別平等和婦女增權問題，指出旅游為婦女增權提供了可能．可見，距婦女全面參與旅游發展還有很長的一段距離．而鑒于婦女在旅游發展過程中主力軍的地位，因此，婦女應是旅游社區增權的重點研究對象．

2.4旅游社區增權途徑目前，有關社區增權途徑的研究基本劃分為兩個派別，即三個層面的增權途徑和斯徹文思四維增權途徑．其中三個層面通常指個人層面、社會層面和制度層面，與之相對應的分別是個人增權(personalempowerment)、行政性增權(empowermentthroughadministration)和政策性增權(empowermentthroughpolicy)3種形式［29］;四維增權途徑是指Scheyvens［15］在生態旅游研究中提出的包含政治、經濟、心理和社會四個維度的社區旅游增權框架．西方的增權途徑主要集中在信息增權和教育增權兩個方面．隨著增權理論在旅游研究領域的興起以及中西方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背景的差異，我國學者王寧［30］在此基礎上又補充了制度增權，認為僅有社區居民個人的識別能力或自我保護能力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要有一套正式的制度來保障社區居民的利益，而且只有國家才有能力供給和保障這樣的環境．趙芳梅和李華［31］在分析了鎮北堡西部影城景區周邊社區居民的旅游增權現狀和存在的問題后，從個體增權、社會增權、制度增權三個層面提出了促進社區增權的建議．于萍［32］認為個人增權是社區增權的核心;社會增權是社區增權的基礎;制度增權是社區增權的保證．實證研究方面，保繼剛和孫九霞［33］注意到云南梅里雪山雨崩藏族村，從村民自發參與到社區集體參與過程，基本實現了經濟增權、心理增權和部分政治增權，創新了社區參與旅游和自我增權的路徑和選擇．惠紅和楊梅［34］認為社區增權的機制包括:成立社區參與服務的組織;提供專門的資金支持;建立良好的評價系統．滑海［35］把社區參與擴展到社區增權的層面，并從政治增權、心理增權和社會增權三個維度詳細指出了相關措施．此外，潘植強等［36］在以往制度增權研究的基礎上著重強調了自主增權的重要性，并就如何將制度增權和自主增權相結合展開了討論，為實現旅游社區增權的途徑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2.5旅游社區增權研究方法旅游社區增權的研究多以定性研究為主，結合實證研究，輔以問卷調查法、對比分析法、統計分析法和訪談法等具體方法．

2.5.1問卷調查法問卷調查法是用書面形式間接搜集研究資料的一種調查手段．一般地，旅游社區增權問卷主要涉及以下幾個方面:景區調查、社區居民增權感知調查以及游客體驗調查．陳志永等［37］以貴州西江千戶苗寨為樣本地，借鑒雅克松關于旅游者空間劃分的標準，將樣本地劃分為核心區、過渡區和外圍區，分別發放居民對旅游增權感知的調查問卷，以此進行民族村寨旅游地社區增權的空間分異研究，并對其空間分異的形成原因進行探討分析．

2.5.2對比分析法對比分析法是通過兩兩比較來發現或凸顯其中一方存在的問題，使后期的評估更加有效和可靠，同時可為弱勢一方提供相關指導．在社區增權的相關研究中，該方法能夠使增權不足和去權問題更加清晰明了．蓋媛瑾等［38］以斯徹文思提出的面向社區的增權框架為依據，借鑒Ap［39］的旅游影響評估體系對貴州天龍屯堡和朗德苗寨兩地不同鄉村旅游開發模式下社區經濟增權差異進行對比分析．車慧穎［40］通過海島社區旅游增權評價體系對青島市靈山島社區、田橫島社區進行了實證研究，并運用對比分析法分析了二者的旅游增權現狀，進而提出海島社區旅游增權的措施．

2.5.3統計分析法統計分析法是借助統計學的軟件支撐或模型方法對取得的數據進行分析的方法，具有科學性和嚴謹性．郭文［41］采用定量分析法研究了云南香格里拉雨崩社區主動參與旅游發展的輪流制模式及其社區增權效能．趙芳梅等［31］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環境四個方面對鎮北堡村的增權現狀進行調查分析．Boley［42］運用驗證性因子分析的方法對社區居民在心理、社會和政治方面的增權感知進行了驗證．

2.5.4訪談法訪談法是指通過訪談者和受訪人面對面地交談來了解受訪人的心理和行為的心理學基本研究方法．Duffy等［43］通過訪談多米尼加國12個沿海社區的個人、夫妻和小組，探究該國旅游區婦女就業是否影響性別意識形態的問題，最終肯定了當地旅游區婦女就業影響了性別意識形態這一判斷．

3存在問題與未來發展趨勢

3.1存在問題總體而言，社區參與旅游中的社區增權研究起步晚，所擁有的文獻數量和學術成果尚少，研究的層次尚處于初級階段．較多的只是將旅游增權理論單純運用于實踐中，對旅游增權在理論上的進一步探討和研究還比較薄弱，而運用定量方法對旅游增權的研究也僅僅是初步的嘗試．1)理論研究不足．基于本土案例的研究多為實證研究，理論上沒有升華，社區同質化嚴重．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缺乏對社區類型、社區旅游參與階段的劃分，忽略了居民群體的差異性．增權不是“一股腦”、“整齊劃一”的賦予居民權力，而是根據不同社區、不同旅游參與階段的實際情況，按照各自所需“投其所好”．只有這樣才能既滿足居民的增權訴求又不會造成權力浪費．此外，就目前的研究成果來看缺乏對旅游增權對象的專門、系統的研究，即解決旅游社區增權具體“對誰增”的問題．在旅游業發展過程中，婦女是弱勢群體的一部分，除了滿足婦女在旅游發展中的訴求，還應該不斷完善其他弱勢群體，諸如青少年、老年人等群體的增權問題．2)研究方法單一．有關旅游社區增權的研究多是結合實證研究以定性研究為主，而定量研究不足．研究范圍主要涉及內涵、增權內容和途徑、社區居民增權感知、以及具體案例地居民增權的現狀等．3)缺乏實際應用價值．缺乏實際應用價值．目前關于旅游社區增權的研究基本沿襲西方的研究框架，對本土化的研究多集中于案例的堆積，缺乏總結和歸類，勢必造成對于同一類旅游社區增權的重復研究，浪費人力、物力和財力．不同景區的增權現狀各有不同，不能簡單、籠統的概括出增權途徑，應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細化解決措施，強調措施的可操作性．

3.2未來發展趨勢1)本土化增權模式的構建．截至目前，學者們多將研究視野集中在具體案例地的研究，得出的結論千篇一律，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制度障礙，面對中國目前的政治體制條件，大多數學者表現出無能為力．然而制度不是一成不變的．王亞娟［44］將制度增權劃分了4種類型，即正式制度直接增權、正式制度間接增權以及非正式制度直接增權、非正式制度間接增權，并分別討論了制度缺失和制度失靈兩種社區參與旅游的缺權狀態，探索了中國的政治體制和社會現實下可行的制度性增權途徑．然而，制度增權的相關理論完善工作有賴于學者的進一步研究和總結．2)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評價指標體系是根據社區增權的影響因素建立起來的，用來評價案例地增權現狀以及提出增權對策的系統性評估手段，它對改善增權現狀、落實增權實效的具有方向性指導作用．評價指標體系與統計分析法的結合使用，使分析范圍更加全面，數據結果更加可靠，相應地，增權對策也更加具有針對性．

作者：丁敏 李宏 單位：首都師范大學資源環境與旅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