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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介紹公司治理和會計政策選擇基本概念及其相互關系的基礎上，闡述了兩種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下會計政策選擇所表現出的一些特點。進而論述了公司治理相關利益主體對會計政策選擇的影響，以及現階段我國會計政策選擇的現狀，并提出從公司治理入手，提高會計政策選擇的公允性。

「關鍵詞」公司治理會計政策會計政策選擇

一、公司治理與會計政策選擇的內涵及其關系

公司治理是指通過一套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內部或外部的制度或機制來協調公司與所有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利益關系，以保證公司決策的科學性，從而最終維護公司各方面的利益（李維安，2001）。

會計政策選擇亦稱會計選擇，是指在既定的可選擇域內（一般由各國的會計準則、相關經濟法規等組成的會計規范體系所限定），根據特定主體的經營管理目標，對可供選擇的會計原則、方法、程序進行定性、定量的比較分析，從而擬訂會計政策的過程。經濟事項的不確定性，以及會計所獨具的技術性、社會性的雙重屬性，都決定了會計選擇行為存在的必要和必然。問題的關鍵是，為了維護特定主體的合法利益，我們必須恰當地把握會計選擇行為的動機，分析其可能導致的結果，以維護正常的市場秩序。

會計系統是在一定的治理結構下運行的，必然要受到所在公司治理結構的影響。也就是說，財務會計與公司治理結構之間是系統與環境的關系，公司治理結構這一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企業會計政策的選擇，公司治理還會影響到信息披露的要求和內容，從而影響財務會計信息的質量。同時，會計系統作用的發揮亦離不開科學、嚴密的企業組織管理和公司治理對它的引導和控制。當企業組織不完善，缺乏必要的內部和外部控制時，會計信息就可能成為內部人控制以及欺騙股東等外部利益相關者的工具。沒有健全規范的公司治理結構就不能保證會計政策選擇的科學性和合理性，會計信息質量就得大打折扣，公司治理各相關利益主體就無法作出正確的決策。

會計政策選擇在形式上表現為會計過程的一種技術規范，但會計政策的選擇絕不是一個單純的會計問題，它是與企業相關的各利益集團處理經濟關系、協調經濟矛盾、分配經濟利益的一項重要措施（李端生、朱力，1996）。對同一會計事項的處理，往往因選擇的會計政策不同而產生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會計結果，從而影響各利益集團的經濟利益，導致各利益集團作出不同的決策，最終影響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和效果。因此，會計政策選擇就其實質而言是一種經濟和政治利益的博弈規則和缺席安排，會計準則的制定過程和企業會計政策的選擇過程是會計報告的編制者與相關經濟利益集團博弈均衡的結果。

二、公司治理的主要模式及其會計政策選擇的特點

由于社會文化傳統、經濟發展道路和政治法律制度的不同，不同的市場經濟國家經過長期的公司發展歷程和企業制度演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公司治理模式。從大類上分，主要分為英美模式和德日模式。無論是內部治理結構還是外部治理機制，這兩種模式都存在著巨大差異，其會計政策選擇也體現出不同的特點。

英美模式以股東主權加競爭性資本市場為特征，又稱為“外部治理模式”或“市場控制模式”（李維安，2001）。在英美公司治理模式中，由于股權分散，直接治理的外部效應很大，并且還會受到法律的限制，公司的外部資源提供者主要依賴于資本市場以“用腳投票”的方式（股東）和破產接管機制（銀行等債權人）進行治理。這樣的治理方式就使得公司外部的利益相關者特別強調會計信息的公開披露，強調財務報告的決策有用性，他們會利用各種方式對會計準則制定機構實施影響，他們還會發展強大的獨立審計以限制公司報表編制者的會計剩余控制權。在英美國家，稅務會計和財務會計是分離的；股利相對于利潤也比較有彈性，股利不一定是利潤的一定乘數；經營人員的工資計算比較復雜，除了基本工資之外，還有認股權、股票增值權、業績股份等多種形式，使得經營人員難以通過直接操縱利潤獲得高薪。雖然在技術和成本約束下，稅款、股利和工資的計算不可能完全脫離財務報告所提供的數字信息，但大趨勢是分離的，這種分離為財務報告凸顯其決策作用建立了基礎。

德日模式，以主銀行制和法人相互持股為主要特征，又稱為“內部治理模式”或“組織控制模式”（李維安，2001）。在德日公司治理模式中，銀行作為大股東通過內部治理結構直接參與公司治理。由于他們是“內部人”，他們所需要的信息不需要象公司外部的利益相關者那樣要等到年度終了才能從公司的年報中了解其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及現金流量，他們隨時可以從例行的董事會或內部各管理層獲得所需信息。因此，在這種治理模式中，外部利益相關者利用會計信息披露滿足決策的需求往往不受重視，所以在這些國家并不十分強調會計信息公開。這樣，會計政策選擇的中立性就容易受到破壞。首先是稅務法規對財務報告的影響。在德日兩國，會計準則和稅務法規都是由政府制定，由于受社會環境尤其是文化傳統的影響，也為了節約成本，往往是會計準則完全服從于稅法的規定，財務會計和稅務會計是一致的。為了降低稽征的費用，稅法通常會盡量減少給公司管理層主觀判斷的空間，如計提壞帳、存貨減值等一般都有嚴格的限制。然而，當投資者進行投資決策時，就要求對這些帳項的處理給予判斷的空間，財務報告才有決策價值。顯然，這種公司治理模式下的財務報告不支持投資決策?？梢?，稅法的考慮會降低財務報告的決策有用性。其次是股利政策對財務報告的影響。由于控股公司的現金流量和所分得的股利直接相關，股利的多少又取決于當期的利潤，所以控股公司有操縱利潤的動機。再次是經理層的報酬和職工的紅利對財務報告的影響。由于經理層的報酬和職工的紅利也取決于同一個利潤數字，管理層和工會代表也會利用其內部人的優勢給財務報告的編制者施加壓力，核算出符合他們利益的利潤數字。由此可見，在德日兩國，公司治理尤其是外部治理對財務報告的依賴較少，會計的獨立性較低，每年的利潤數額是上述各方利益整合的結果。這幾方面的利益有個共同點，就是大家都偏好年度間均勻平穩的會計利潤。利潤均飾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降低了財務報告的決策有用性，使得公司外部的股東無法利用財務報告進行公司治理，抑制了資本市場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三、相關利益主體對會計政策選擇的影響

按照經濟博弈理論的觀點，企業作為會計信息的生產和提供者，與政府、投資者、債權人、供應商、顧客及員工等相關利益主體構成博弈的一方和多方。出于利益和需求的動機，各方均可選擇對自己有利的策略并付諸實施。

（一）政府對企業會計政策選擇的影響。政府作為宏觀經濟的調控主體，為企業及其投資人提供良好的經營環境，直接或間接地為企業帶來利益，同時也通過分享企業利益來滿足自身的支出。一般來講，政府在參與企業利益分配時，常以流轉稅和所得稅的形式取得收入。政府總是期望從企業能較多較快地獲得收入。這必然會直接影響投資者、經營者、員工等相關主體的可分配利益，也會減少企業的可支配收益。因此，在會計政策選擇上，政府往往偏于激進，因為這有利于增加稅前會計利潤，進而增加政府收入。但另一方面，企業為了向政府少繳稅，整體上會趨向于保守或謹慎。這種對抗性集中體現在稅務會計的計量方法選擇上，且政府往往處于優勢，如政府可以禁止企業在稅前列支超過稅法規定標準的實際成本，限制企業所提供服務的形式及數量。政府還可能采取向企業轉移支出的辦法，間接取得收入，并不允許企業抵扣稅金，而是直接列支成本。

另外，由于會計準則的不完全性和會計信息市場的不完全競爭，企業在政府的宏觀調控中，也可以選擇對自己有利的會計政策。一般來說，較低的報告贏利會減少政府采取不利于企業的行為和增加政府對企業進行補貼的可能性。

（二）投資者對企業會計政策選擇的影響。投資者作為企業的出資人，為企業運作提供了物質基礎。投資者不僅是企業現有凈資產的產權權利主體，也是企業增值資產的主要產權權利享有者。投資者在參與企業利益分配時，與經營者和職員也是對立的。投資者要維護其產權權利，就必須確保其投入資本的安全，為此，會計計量方法的選擇應有助于資本保全。另外，投資者也希望將收益保留為資產狀態。因為只要企業有收益，各相關利益主體都會參與分割，結果會減少企業現存資產數量。因而，在會計政策選擇上，投資者往往偏于保守。另外，投資者在進行資本交易或產權流動時，必然涉及如何處理與其他投資者的利益關系。資本交易或產權流動的對象是企業的凈資產及其潛在的獲利能力。從出賣產權或讓渡資本所有權的一方看，他們總是希望高估企業的凈資產和獲利能力，體現在會計政策選擇上，他們偏好于選擇激進的方法，這常常與他們在充當企業投資者時所做的選擇相反；購買產權或獲得資本所有權的一方則總是希望低估企業的凈資產及其獲利能力，而偏好于選擇保守的會計方法。買賣雙方從各自的立場出發，對企業管理當局施加影響，進而影響到企業會計政策的選擇。

（三）債權人對企業會計政策選擇的影響。大部分企業都有債務，可能來自于銀行、供應商，或是發行債券。債權人在特定的條件下將資金以信貸的方式投入企業，是期望能從企業所創造的利益中獲得相應份額的利益（利息）。然而由于債權人和投資者、經營者之間利益相異，當企業有部分負債投資時，資產替代及支付問題的存在將刺激管理者采取一些行動將公司價值從貸款人轉移給管理者和股東。因此，債權人在貸款時，往往要求債務人提供經注冊會計師審計的財務報告，以詳細了解企業的償債能力及盈利能力。并且，在貸款還款期限內，與債務人之間訂立一系列保護性條款，以限制企業在營運資本、固定資產、現金流量等方面作出對債權人不利的選擇。對所有者與管理者而言，違反與債權人的合約是要付出代價的。違約行為的判定是以會計信息為依據的。這將使企業管理當局選擇可減少違約可能性的會計政策。這類會計政策不僅包括選擇會計方法或技術（如先進先出法或后進先出法），而且包括選擇可伸縮支出（如研究開發費用及廣告費等）、應計賬項調整（如壞賬準備）、交易時間決策（如資產處置或轉讓）等。此外，如果在某種會計方法下將發生違約行為，企業將變動會計方法以增加報告收益，避免違約行為的發生。通常情況下，有債務合約的企業比沒有債務合約的企業更可能采用增大收益和資產的會計政策。就有債務合約的企業來說，他們與關于利息保障倍數的限制性條款聯系越緊密，就越有可能采取那些能提高此財務比率的會計政策。

（四）企業管理當局對會計政策選擇的影響。企業管理當局作為企業運行的經營者，為企業運作提供管理要素，并成為企業財產保值和增值的關鍵所在?，F代企業制度下，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導致所有者和管理當局之間存在潛在矛盾，加上會計信息市場的不完全競爭，管理當局就成為企業事實上的控制者，他們控制了企業的一切經營活動，包括會計政策選擇。所有權與管理權的分離導致了管理當局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工作，而不是為了所有者的利益最大化而工作。首先，企業要從資本市場上以較低的成本獲得所需的資金，就必須學會利用會計信息的披露來樹立其良好的財務形象。因此，企業管理當局的最佳選擇通常就是通過會計政策的選擇來影響會計信息的生成，以顯示企業“穩中有升”的形象。其次，當投資者對經營者的激勵計劃與某一會計信息直接相關時，管理當局將利用其獨特的、對會計信息的壟斷地位，在會計準則允許的范圍內選擇對自己最為有利的會計政策。再次，管理者被更換時，現任管理者往往偏好于提前使企業實現利潤，而選擇把成本和損失向后期遞延的方法；相反，繼任管理者為保證其以后的利益，則偏好于使企業留下潛在的收益，而不愿有任何潛虧遞延。從會計方法的選擇看，現任管理者易于選擇激進的方法，而繼任管理者易于選擇保守的方法。

四、我國企業會計政策選擇的現狀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企業會計政策選擇的余地甚微。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我國企業進行會計政策選擇的外部環境和內在動因已經具備，使企業會計政策選擇成為必然。

首先，隨著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市場競爭主體，企業從其自身利益出發就具有了進行會計政策選擇的動因。企業通過優化會計行為，選擇適當的會計政策，以促進企業目標的實現；其次，我國已經建立和正在完善之中的會計準則體系也賦予了企業會計政策選擇的自主權和一定的選擇空間；再次，面對市場的不確定性和瞬息萬變的競爭環境，從會計角度出發，企業的會計系統必須具有高度的靈敏度和適應性，通過會計政策的選擇，來應對不斷出現和變化的新情況和新問題；第四，企業的利益相關者由于利益驅動也會通過各種渠道影響企業會計政策的選擇，給企業以壓力，那么，如何選用會計政策以恰當表述并有效傳遞會計信息給不同的利益相關者，也成為企業會計工作中不可回避的問題。但是，處于目前發展階段的我國企業會計政策選擇同時也呈現出以下一些特征和不足：

（一）在會計政策選擇目標上，突出國家利益。與美國、英國會計主要保護投資者和債權人利益不同，我國目前由于資本市場不夠發達，國有企業不論是規模還是數量所占比重都較大，國家仍是企業主要的投資者和債權人，由于國家所具有的強大經濟管理職能，使得企業會計信息提供主要為國家宏觀經濟管理服務。這也是我國《企業會計準則》中為什么把會計信息應當符合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的要求擺在首位的原因。

（二）在會計政策選擇的規范和監管上，由《會計法》、《企業會計準則》、《證券法》、《稅法》及其他財經法律法規所組成的會計規范體系尚不夠完整和協調，有關規定不夠明確和具體，而且法律法規間有時存在不一致和不協調的情況。另外，受各種因素的影響和制約，我國目前對會計政策選擇及其信息披露存在監管和處罰不力的問題。

（三）在會計政策選擇的法律制約方面，除受制于《會計法》和《企業會計準則》，還直接受制于《稅法》的規定。由于目前我國財務會計和稅務會計只是實現了一定程度上的分離，《稅法》對會計核算的影響仍然較大，因此，企業在會計信息的生成和報告的過程中不得不考慮納稅影響，否則申報納稅時必須進行繁雜的調整，這樣，無形中增加了會計政策選擇的難度，同時也使得準則賦予企業進行會計政策選擇空間縮小了。

（四）在會計政策選擇的效果上，真正進行會計政策選擇的企業還為數不多，大部分企業沒能達到整體優化的目的。企業目標與所選擇的會計政策方法和程序缺乏內在的一致性，這就部分抵消了會計政策選擇的作用。很多企業在政策選擇中沒有統一的指導思想和科學的選擇程序，會計政策選擇的隨意性較大。會計政策選擇的信息披露中，很多企業沒能充分披露會計政策選擇的信息，信息透明度不高。

五、完善公司治理以提高會計政策選擇的公允性

由于各利益相關者的利益不一致，他們都會從自身利益出發對會計政策的選擇施加影響，所以在會計政策選擇時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矛盾。因此，會計政策選擇的公允性始終成為各相關利益主體關注的焦點。又由于財務信息非常重要，而企業管理當局通常處于信息處理的有利地位，因此，管理者通過會計政策和方法選擇進行投機的動機和條件都是具備的。為維護各利益相關者的利益，保證會計政策選擇的公允性，就必須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提高公司治理的效率。針對我國當前公司治理與會計政策選擇的現狀，我們應立足解決好以下幾方面的問題：

（一）明晰產權，發揮產權制度對會計信息生成過程的規范和界定功能。產權是法律規定的對某一資源的所有及其使用方式。產權制度則是指既定產權關系和產權規則結合而成的，且能對產權關系實現有效組合、調節和保護的制度安排。它的最主要功能是降低經濟活動的交易費用，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產權的明晰界定，為會計信息系統目標的實現創造了兩個重要條件：一是股東追求資本收益的最大化，二是各利益相關方與管理當局之間有契約關系。有了這兩個條件，既可允許和鼓勵企業根據企業交易費用的高低來選擇會計政策，又可以發揮會計準則的激勵約束和資源配置的作用，使企業進行會計政策選擇時減少隨意性，盡可能反映各利益相關方的共同利益。因此，產權的明晰界定，是企業開展會計活動的先決條件和基礎，只有產權界定清楚，會計準則的運行和會計信息的生成才會有效率。

（二）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強化獨立董事的監督作用。現代企業制度下，科學的法人治理結構的核心是通過特定的治理結構和治理程序，在利益相關者之間形成相互合作、相互制衡的機制。我國上市公司的董事會中內部董事的比例普遍過高，這樣就難以發揮董事會的監督作用，而主管部門的介入，則無法消除政府對企業決策的行政干預。因此，增加上市公司董事會的獨立董事，特別是保持一定數量的具有專業知識、經驗豐富的、并具有獨立判斷能力的獨立董事是完善我國上市公司治理結構以及對經理層實行有效監督的重要措施。2001年5月31日，中國證監會已經頒發了《關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獨立董事制度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要求上市公司董事會成員中應當有三分之一以上為獨立董事，其中應當至少包括一名會計專業人士。在證監會頒布的《上市公司治理準則（征求意見稿）》中，首次正式提出要在上市公司的董事會中設立審計委員會。由此，我國公司治理審計約束機制就在原先監事會模式的基礎上又引入了審計委員會模式。在完善的公司治理結構下，企業所選擇的會計政策及會計政策的變更、變更的理由及由此產生的會計影響等，應受到獨立董事的監督，并向各利益相關方披露，各利益相關方或獨立董事對管理當局所采用的會計政策有權要求其做出解釋或予以調整。

（三）建立報酬和業績相對稱的激勵機制。激勵問題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問題之一，也是長期困擾我國企業改革的關鍵性問題。目前我國上市公司的激勵主要是短期的報酬激勵，缺乏與公司業績掛鉤的長期激勵機制。近年來，雖然已有不少公司在探索并嘗試以股票期權來改革報酬制度，對公司的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實行長期激勵。但是這些做法還不夠成熟，股票市場的有效性、法律環境等還存在諸多的限制因素。因此，應進一步探索與上市公司業績掛鉤的股票期權激勵機制，制定較長期的經理人經營績效的評價標準，使經營者的目標函數與所有者的目標函數趨于一致，以增強公司經營者對股東的責任心與忠誠度，減少經理人員的道德風險，提高會計政策選擇的公允性。

（四）大力發展機構投資者，發揮它們在公司治理中的積極作用。從根本上說，公司治理結構的完善，股權結構的優化，有賴于機構投資者的壯大。只有機構投資者隊伍壯大了，股權過于集中和流通股過于分散的現象才能得到緩解。只有機構投資者所持有的股票大量增加時，它才會一改“用腳投票”、對企業管理被動、旁觀的態度，開始積極介入企業戰略管理，從外部施加壓力，要求上市公司改善治理結構。這一點已經被成熟市場的經驗所證明。這種以機構投資者為主的格局，可以從根本上改變資本市場的結構，極大地推動上市公司的治理，使市場的整體素質得以提高，從而使所有投資者都受益。我國證券投資基金近兩年有了很快的發展，但與成熟市場相比所占市場份額還很低。因此，我們應大力發展機構投資者，發揮它們在公司治理中的積極作用。

（五）進一步完善公司治理信息披露制度。大量事實證明，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是上市公司實現有效治理的前提條件。強有力的信息披露制度是對公司進行監督的典型特征，是股東行使表決權能力的關鍵，是影響公司行為和保護投資者利益的有力工具。其他的利益相關者也需要利用公司披露的信息，尤其是會計信息進行相應的決策。在證監會頻布的《上市公司治理準則（征求意見稿）》中，要求上市公司披露以下信息：一是上市公司的持續信息披露；二是公司治理信息的披露；三是股東權益的披露。就會計政策而言，會計政策揭示是對會計政策選擇結果的綜合披露。從世界范圍看，各國準則都強調企業既有適當選擇會計政策的權利也負有進行充分披露的義務。這就使得企業會計政策選擇的透明度增加，將企業會計政策的選擇置于公眾監督之下，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經營者利用會計政策選擇而損害了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提高了會計政策選擇的公允性。另外，我們還應進一步完善會計規范體系，加強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監督和懲處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