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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傳播學的理論現狀及其學科特性探析的必要性

眾所周知,傳播學自20世紀上半葉誕生以來,一直在學科交叉與融合的路徑上發展。時至今日,傳播學已成長為一門橫跨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各領域的綜合學科,其研究對象之豐富、研究視野之寬泛、研究方法之多樣,使其學科特性必然呈現出一種特殊的復雜面貌。然而,由于人類傳播實踐的發展異常迅猛,傳播學的理論構建一直處于一種疲于追趕的狀態之中,試圖通過在概念、模型和范式上不斷推陳出新來盡可能地跟上傳播實踐的前進步伐———就像一個拼命趕路的人,一門心思地朝前奔,卻無暇停下來回望一下自己走過的路。因此,與人文社會科學的其他學科相比,傳播學給人的總體印象是開拓有余而沉淀不足,前沿理論層出不窮、花樣繁多,但某些最基本的理論問題卻被長期擱置,甚至無人問津。

如果用“浮躁”來形容傳播學的理論現狀,那么在此種學術風氣的影響下,就連“傳播學的學科特性”這樣關涉學科建設方向的前提性問題都尚未得到認真的探究。國內外的諸多傳播學教材及專著在介紹這一學科的歷史和現狀時,往往對其學科特性問題一筆帶過,少有深入的分析和系統的歸納。這樣一來,下至學習傳播學的學生,上至專門從事傳播學研究的學者,似乎都很難講清“傳播學”究竟為何物。在談到傳播學時,我們也許能夠隨口說出一大堆有關傳播的概念和理論,但對于這些概念和理論所歸屬的這個學科本身該作何理解,我們卻是一頭霧水。事實上,任何一個學科的理論發展都不能脫離該學科的生成軌跡,都須以明確該學科的基本定位和框架為基礎。如果我們連什么是“傳播學”都解釋不清,如果我們連傳播學的學科特性都把握不準,我們還怎么去從事傳播學的專業研究呢?有鑒于此,筆者認為,更深入地探析傳播學的學科特性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迫切的。

二、傳播學的學科特性

1.新興性兼有傳承性

一般認為,作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和大學里的一個科目、一個專業的傳播學的形成,是在施拉姆1943年于美國衣阿華大學新聞學院創設第一個大眾傳播博士課程后才正式開始的。而在此之前,拉斯韋爾、拉扎斯菲爾德、勒溫和霍夫蘭等人為傳播學的奠基所做的拓荒工作,最早也不過可以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因此,傳播學乃是一門非常典型的新興學科———這一點顯而易見。

然而,盡管傳播學只有短短幾十年的發展史,但它在人類學術體系中的脫穎而出卻并非一蹴而就。換言之,隨著各種大眾媒介及其相關行業的興起而在當代社會新課題的刺激下成長為一門顯學之前,它早已經歷了一段漫長的知識積累過程。如果說傳播是人類的一種信息傳遞與交流活動,而傳播學則是考察和研究人類社會的信息傳遞與交流現象及其內在規律和意義的科學,那么事實上,在傳播學這門學科出現之前,人們對于傳播問題的探討早已有之。在我國,僅在有關“勸服傳播”的問題上,古人的精辟見解就可謂層出不窮:孔子總結有“譎諫”、“戇諫”、“降諫”、“直諫”、“風諫”五種諫諍之法;荀子提出諫說之道有“諫”、“諍”、“輔”、“拂”之分;呂祖謙認為“戒之以禍”、“諭之以理”、“悟之以心”是三條基本的進諫途徑;呂坤則強調“審人”、“審己”、“審事”、“審時”這些必予注意的“進言四難”……

而在西方,如果說亞里士多德的《修辭學》由于將“詭辯術”完善為“一種能在任何問題上找出可能的說服方式”的學問,一向被視為傳播學在古希臘時代的遠祖之一,那么,亞里士多德的先師蘇格拉底在依靠反復對話引導學生不斷接近真理的過程中所運用的“精神助產術”,則更早地觸及了人際傳播與教育傳播的各種技巧和原則。而在柏拉圖的《斐多篇》中,身處口語時代轉向書寫時代之歷史關口的蘇格拉底,更是通過批判文字在削弱記憶力、缺乏互動、歧義叢生等方面的缺陷,表達了對“自由而真切的對話”的強烈渴望和對媒介在人際關系形成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深刻思考。正如彼得斯所言:“蘇格拉底對文字的抱怨,和20世紀末人們對電腦的擔心、15世紀末人們對印刷術的擔心,都不無相似之處。各種方式對人們親臨現場機會的剝奪,一直是人們對‘交流’觀念進行反思的一個起點?！盵1]———在這個意義上,彼得斯甚至認為有史以來,《斐多篇》乃是“第一篇傳播學論文”,而蘇格拉底則是“第一位傳播理論家”。

事實上,在今天看來,上述有關傳播問題的思想和言論,由于受到當時相對低下的認識水平和技術條件的制約,仍是十分零散和膚淺的,缺乏作為一種知識體系的學科所必須具備的自覺性、一般性、系統性和科學性等基本要素。因此,無論古人對于傳播問題提出過多少真知灼見,都始終無法將當時的傳播研究發展成為一門傳播學。但即便如此,這些非學科意義上的傳播研究仍然包含了人類在有關傳播的認識領域內的許多重要觀念的萌芽,為傳播學的產生提供了意義深遠的思想源頭,同時也說明人們對于傳播問題的“側面”研究由來已久,以至幾乎有著與人類的傳播實踐相等長的歷史。從這個意義上講,傳播學雖然完全是現代社會的產物,但卻傳承了人類知識發展的諸多成果,并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是積淀豐厚,源遠根深。它在20世紀上半葉的最終形成,從整個人類思想史的宏觀層面來看,乃是一種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必然。

2.交叉性兼有獨立性

我們知道,傳播學的產生,本身就是多學科共同作用的結果———當來自社會科學其他學科的“四大先驅”不約而同地轉向傳播研究時,他們基于各自的理論和方法,分別在“宣傳研究”、“民意研究”、“行為動力研究”和“勸服研究”等領域中找到了傳播與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的結合點,由此構建了傳播學最初的研究框架。

事實上,傳播學的知識來源除上述學科外,還包括哲學、文學、新聞學,以及自然科學和信息科學等諸多領域。因此,作為一種學科交叉的產物,傳播學從一開始就不斷地在其他學科的邊緣地帶尋求自己生存和發展的空間。盡管到目前為止,專門的傳播學院系已在世界各國大學里普遍建立,但正如小約翰所說,這些院系所提供的課程五花八門,涉及大量傳播學以外的專業知識,而與傳播相關的課程也同時在其他許多院系中開設,其結果就是“當人們告訴你他們是傳播專家時,他們幾乎沒說什么。他們的主要興趣可能在科學、藝術、數學、文學、生物學或政治上”。[2]8對此,施拉姆似乎早有預感。他在創立傳播學之初就已將這門學科稱為學術研究的“十字路口”和“租界”,并指出:“總結像人類傳播這樣一個領域的困難在于:它沒有只屬于它自己的土地。傳播是基本的社會過程?！盵3]1這也就是說,傳播本身的廣泛性決定了傳播研究的繁雜性———由于傳播普遍存在于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因此傳播學橫斷于各門學科之間而與之形成大量交叉亦便成為必然。在這里,學科邊界已變得模糊,學科合作則被視為理解傳播現象的一條基本途徑。

顯然,上述狀況的尷尬之處在于,傳播學的知識資源多元雜陳、流無定所,其學科體系與框架總歸難臻嚴密和完整。那么,傳播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而存在的依據又何在呢?筆者認為,盡管傳播學的外延在學科交叉的推動下不斷擴大,但其內核的固定不變卻保證了它的學科地位的合法性。這個內核,與其說是具體的理論和方法,不如說是一種視角、一種理念:從傳播的角度透視社會,將傳播看作人類生活的中心。在這里,傳播作為人類最基本、最重要、最普遍的社會活動,當然會為有關人類活動的任何研究所觸及,但它一旦被從與人類其他活動的交織中抽取出來,我們就能夠以一種高屋建瓴的清醒意識來梳理并反思“來自于各個學科的學者是怎樣描述和解釋這一普遍的人類經驗的”。[2]3換言之,把傳播作為中心問題加以系統研究,這既是傳播學自創立以來一以貫之的傳統,也是它區別于其他任何學科的根本原因。

小約翰曾將傳播學的基礎理論歸納為“信息的發展”、“闡釋和意義的生成”、“信息結構”、“相互作用動力學”、“機構和社會動力學”等,并認為這些理論雖然背景復雜、衍化多端,但都指向了一個共同的研究主題———傳播。如果說傳播概念打破了傳統的學科劃分,那么傳播學在進行當代社會科學研究中最令人眼花繚亂的學術嫁接的同時,也以“傳播”的名義將那些來源各異的相關知識統攝起來,從而形成一個自足的研究領域,使自身在學科間的頻繁交叉中仍能保持其獨立性。

3.應用性兼有理論性

眾所周知,傳播學在美國的誕生,曾受到20世紀上半葉若干重大事件的推動———其中,第二次世界大戰所提供的歷史契機則直接促成了最早一批傳播研究的開展。無論是拉斯韋爾對于“珍珠港事件”前后各大報紙宣傳口徑的“內容分析”、勒溫對于家庭主婦看待胰臟食品的態度的“實地調查”,還是霍夫蘭對于軍訓教育影片《我們為何而戰》的勸服效果的“控制實驗”,無一不是在美國政府和軍方的直接策動下進行的,其目的即是面對特殊環境中出現的各種問題,提出解決策略和方案,以供決策者參考。誠如麥奎爾所言:“20世紀40年代的戰時緊急期間,國家的物質支持以前所未有的規模涌向有關傳播的社會影響的研究。這一時期,在美國全國范圍內進行了科學人才的總動員,其最為深遠的結果之一便是創造了新的傳播學科?！盵3]376

事實上,除國家導向外,各種企業財團、私人機構和民間組織對于美國傳播研究的早期發展也曾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譬如,洛克菲勒基金會與“四大先驅”和施拉姆都保持過長期的合作關系。在它的資助下,包括在傳播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傳播研討班”在內的各種傳播研究機構紛紛得以創建起來,以致羅杰斯說:“沒有洛克菲勒基金會,美國早期傳播學就不可能繁榮起來。這個領域就建立在一個由石油所提供的基礎之上?！盵3]150如果說從無資金資助到由利益集團資助研究是美國社會科學領域中的一個普遍轉變,那么作為這一變遷的某項結果,傳播學的問世本身就是滿足“大眾傳播業、涉及廣告業和面向公眾的市場消費品的公司、工會和美國政府”[3]330之需要的產物?？梢哉f,正是與各種利益集團的密切聯系,決定了美國的傳播研究必然追求自身作為一種工具而服務于社會的實用價值———此即拉扎斯菲爾德所謂的“行政主義傳播研究”的特點,也是傳播學與生俱來的應用性的根源。

然而必須承認的是,盡管傳播學具有高度的應用性,但它終究不可能成為一個純粹應用而與理論無涉的學科。事實上,建立傳播學的目的恰恰是為了從理論的高度審視、反思和引導我們的傳播實踐。在這里,批判學派所體現出的歐洲傳播研究的理論化取向自不待言,即便是美國實證學派的學者在傳播理論的構筑上亦有所建樹,無論他們的理論探索多么遵循為現實服務的宗旨。從拉斯韋爾的“5W”到拉扎斯菲爾德的“兩級傳播”,從勒溫的“把關人”到霍夫蘭的“一面理與兩面理”,理論成果的積累既為傳播學的獨立學科地位的取得奠定了基礎,也展現出該學科所帶有的某種超越于具體實務層面之上的“抽象之思”。從這個意義上講,相較于傳播學這門關于人類一切傳播活動的總規律的科學,新聞傳播學科的其他分支學科———如新聞學、廣播電視新聞學、廣告學等———都不過是傳播學的基本原理在各種不同的傳播領域中的具體實現而已。因此,如果我們過多地強調傳播學的實用功能,恐怕就會對其理論抽象的精神實質造成傷害。正如陳力丹所指出的:“傳播學研究的問題是只看重為具體的利益服務,輕視傳播理論的研究;沒有系統研究的理念;化約為簡單的宣傳學,即使是輿論學,也變成了輿論引導研究。現在需要強調:不宜用‘理論聯系實際’來規范傳播學研究。傳播學研究的主要危險在于:將傳播學研究變成‘實用、管用、易用’的課題?！盵4]

4.科學性兼有人文性

艾林曾經談道:“傳播研究是時代的產物,是以科學分析為特點的二十世紀前半期的產物。由于把科學實驗的調查研究方法廣泛應用于前人所未曾探索的社會現象,這就產生了傳播研究。”[5]2如果說傳播學的問世不乏深厚的學科背景,那么社會科學五大學科(即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經濟學和人類學)在上世紀初葉的形成,的確對像傳播學這樣的新興學科產生過支配性的影響,以致后者從一開始就完全承襲了行為主義的研究傳統———視“傳播”為人類的一種基本行為,并將過去用以研究人類社會行為、心理行為、政治行為、經濟行為和文化行為(這五種行為分別是社會科學五大學科的研究對象)的各種經驗實證的科學方法,幾乎原封不動地移植到有關人類傳播行為的研究中。就此而論,傳播學的科學性,顯然有其與生俱來的先天基因,根本上是由孕育它的社會科學母體所賦予的:“今日的傳播學學科……從社會學、社會心理學和政治學的早期傳播研究中自然地發展出來。這些領域是由社會科學對自然科學的定量方法的模仿所構成,其動機是渴望獲得科學的尊敬?！盵3]517

既然傳播學的科學性源自整個社會科學對于科學性的強烈“渴望”,那么,我們又該如何看待社會科學的科學性問題呢?眾所周知,社會科學作為一種居于自然科學和人文學科之間的學科集群,本身就與后兩者糾葛不清,由此在因左右逢源而勃然興起的同時,也面臨著無可回避的深刻矛盾。一方面,由于自然科學不僅是一種知識體系和認知方式,更是一種社會進程,其所弘揚的實證精神極大地滿足了資本主義發展對于程序和效率的追求,最終在現實的認可中壯大成為規定知識生產邏輯和解釋方法范式的主流意識形態,因此出于對這種話語霸權的臣服,社會科學在不斷趨向“客觀”與“精確”的過程里,也試圖將自身視作一種“社會算術”,認為“原則上能夠通過計算來掌握自然和社會的所有事物”。[6]另一方面,由于社會科學所研究的“社會”,歸根結底是一個包括研究者本身在內的“人”的集合,而人恰恰是最不可被“計算”的因素,因此作為既受到干擾又起著干擾作用、既為社會所創造又參與創造社會的觀察者,社會科學家們不僅無法確保社會研究的客觀性,同時也難以通過將社會科學置于合乎數學規律的因果決定論框架中而證成其精確性。可以說,上述悖論的存在,決定了社會科學無論怎樣去爭取科學性,都無力挽救其科學性的巨大局限———與自然科學相比,它不過是具有某種科學外形的“準科學”而已。

施拉姆有言:“傳播學研究的是人與人的關系,以及與他們所屬的集團、組織和社會的關系;研究人們之間的分享信息的關系:謀求信息、勸說、指導、娛樂;研究他們怎樣相互影響;受影響;告知他人和被他人告知;教別人和受別人教;娛樂他人和享受到娛樂?！盵5]1的確,如果說“傳播”的本質乃是人與人的社會關系的構建,那么考察“傳播”這一人類最基本、最普遍的行為,實質上就是考察“人”本身,必然涉及人的情感、欲望、習俗、信仰、道德、志趣等等復雜的人文因素。因此,與社會科學諸學科一樣,傳播學雖號稱“科學”,但其實兼有科學與人文的雙重屬性———既要探究人類傳播的技法和規律,也要追問這種活動的價值和意義?；谝陨险J識,美國多所大學的傳播學院在授予傳播學專業學生理學學位的同時,均強調力求讓學生在人文領域具有堅實的教育背景;而《傳播理論》一書在列舉九大傳播理論時,甚至將人文理論(包括“符號和語言理論”、“話語理論”、“符號相互作用理論、戲劇主義理論和敘述理論”、“社會和文化現實理論”、“經驗和闡釋理論”、“批評理論”)的權重提高到了科學理論(包括“系統理論”、“訊息產生理論”、“訊息接收和處理理論”)之上。對此,小約翰的解釋是:“傳播包括對人怎樣創造、交換和解釋信息的行為的理解。因此,傳播探求把科學和人文方法結合起來?！宋牡暮涂茖W的理論都必須包括在我們對人類傳播知識的無止境的探索中。”[2]17從這個意義上講,科學思維與人文關懷、科學精神與人文理想之間的辯證張力,不僅是傳播研究的內在要求,恐怕更是促進傳播學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動因。

三、在認清學科特性的基礎上推進傳播學的理論建設

傳播學就是這樣一門學科:年輕而又古老、變動而又穩定、立足應用而又趨向理論、崇尚科學而又關乎人文。對于這些長短互見、得失相依的復雜學科特性,我們褒貶無益,只能坦然面對。事實上,筆者之所以不惜筆墨地對傳播學的學科特性問題加以剖析和論證,其目的并不在于要對這些學科特性作出價值判斷,而在于澄清這些學科特性之所是。從根本上講,任何學科的形成都有其特殊的基礎和背景,都是具體時空條件下的產物,因此其學科特性的生成作為一種歷史性的必然,絕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我們作為某個學科的研究者,只能去適應它,而不可能去改變它。

從這個意義上看,對于任何一個學科的研究者而言,該學科的學科特性都是預先被給予的———它作為一種規引學科發展方向的先在框架,早已圈定了該學科研究的活動范圍。因此,要有效推進某一學科的理論建設,必須首先在該學科的學科特性問題上求得明確的認識。事實上,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諸如哲學、文學、歷史學、社會學、法學、政治學、心理學、經濟學、人類學等積淀深厚的傳統學科,無不對本學科的學科特性問題給予極大關注,并對之作出過多方探討,其表述之豐富令人嘆服。相比之下,傳播學作為人文社會科學諸學科中的后起之秀,對于上述問題既認識不夠,也解決不力,不僅無法追步其他兄弟學科,并且還導致了自身在學科認知上的混亂局面,從而阻礙了本科學理論建設的有序發展。

因此,在筆者看來,對于傳播學學科特性的澄清,有助于將該學科的理論建設導入均衡、協調和可持續的科學發展的軌道。在此基礎上,如何根據傳播學自身的運行規律,因勢利導,以長濟短、化弱為強,有的放矢地推動這一學科的發展,則是我們下一步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