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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媒介環境學興起于上個世紀后半期的北美傳播學界，這個學派主導了20世紀后半期傳播學的媒介轉向，開拓了傳播學研究的新視角和新領域。媒介環境學認為媒介并不是完全中性的，媒介的形式特性構成社會傳播環境，媒介技術所提供的傳播傾向對人和社會所造成的影響會進一步影響人類的思想和社會文化的樣態。將媒介環境學引入文學研究是對社會現實的呼應，在媒介化生存的當下社會中，文學自身需要尋求能夠解釋當下復雜現象的理論，以期獲得理性的思索，同時也是文學以及文學理論學科發展和理論生長的自然選擇。

關鍵詞：文學；傳播；媒介環境學

尼克•史蒂文森在《認識媒介文化》一書中概括了西方媒介研究的三種主要范式：批判范式、象征與文化研究范式、媒介形態范式。批判范式探究媒介的內容與意識形態、權力控制等因素的關系；象征與文化研究范式探究媒介的符號意義以及受眾對符號的解讀；媒介形態范式考察媒介本身對我們共同視野的影響［1］（P3）。從他對這三種媒介研究范式的分析中能看出，西方的媒介理論研究長期以來把關注的焦點放在媒介所承載的內容方面，正像英國傳播學者大衛•霍爾莫斯所說的那樣：“除了少數幾個理論家，比如麥克盧漢、德博爾，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包括鮑德里亞，媒介研究的主流領域很少關注媒介的形式和某一種具體的媒介，看起來圖像的具體內容以及圍繞圖像進行的表述具有一種魔力，這種魔力掩蓋了促使內容得以實現循環的特定傳播模式。傳播學研究，尤其是實證主義和行為主義的傳播學研究已經對人際傳播中實際存在的互動過程以及信源、信宿和信息之間的雙重傳播模式進行了大量研究，然而，即使考慮到上面提到的那幾個理論家，傳播媒介的實際結構特性所產生的社會意義相對來說很少受到重視。”［2］（P5）然而隨著信息媒介的技術革新，這種狀況發生了變化，“從20世紀90年代起，隨著互聯網大肆擴張，對傳播媒介的社會意義進行理論研究的必要性日益突出，于是帶來了一種轉機，使我們能全面理解媒介所包含的綜合維度，而不僅僅是作為附屬于語言學的衍生品。媒介研究似乎一直在等待一個歷史性的研究對象，那就是互聯網，互聯網為媒介理論提供了恰如其分的視角，使其得以借助媒介來理解傳播。”［2］（P5）傳播技術的飛速發展迫使我們把目光聚焦到媒介形式本身對人、社會、文化的影響，考察媒介形態特點所構建的媒介環境對人類社會的總體影響。這種研究范式逐漸形成一個比較緊密的學術集群———媒介環境學，成為與批判學派和經驗學派并行的第三種傳播學研究范式。

一、媒介環境學概述

媒介環境學雖然早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北美就出現了，但是正如霍爾莫斯所言，真正形成一種流派是以互聯網的興起為契機。媒介環境學的主要源流是多倫多學派和紐約學派，多倫多學派的代表是哈羅德•伊尼斯和馬歇爾•麥克盧漢，二人號稱“多倫多雙星”。紐約學派以尼爾•波斯曼為旗手，他最早把“MediaEcology”這個詞語學術化和體制化，在紐約大學設立了媒介環境學的博士學位點，稱得上是媒介環境學的學科奠基人。媒介環境學的理論立足點是“人”，認為相對于人來說，媒介并不是完全中性的，媒介的形式特性構成社會傳播環境，媒介技術所提供的傳播傾向對人和社會所造成的影響會進一步影響人類的思想和社會文化的樣態。伊尼斯、麥克盧漢、波斯曼、尼斯特洛姆、翁、萊文森、梅洛維茨、林文剛等媒介環境學代表人物從媒介與環境互動的“人文———技術”視角考察各種媒介形態本身對人的心理、思維、感知等產生的影響，以及媒介對人類社會文化的重大影響，力求為人類傳播活動的發展提供一種反制力量，提醒人們對媒介的偏向和影響做好預先準備和防范，以維護媒介環境的平衡。最能代表媒介環境學思想精華的是麥克盧漢的名言———“媒介即訊息”，媒介就是訊息本身，而不只是其物質載體。媒介是社會發展和社會形態變化的重要因素，從漫長的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來看，真正有意義、有價值的訊息是這個時代的傳播工具的性質、它所開創的可能性以及帶來的社會變革。媒介構成我們的傳播環境，人與媒介環境的關系就像魚和水的關系，人是魚，而媒介就像人生存于其中的水，媒介創造了一種完全把我們包裹住的感知環境，“結果就是我們看不到這個環境，就像魚兒看不到水一樣，這個過程建構了我們的感覺，我們與它親密無間。自動的感知導致一種休克的狀態，就像水仙花神那樣麻木地沉醉于自己的倒影，我們也被自己創造的技術所控制”［3］。

國內對媒介環境學的關注始自新世紀以來，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傳播技術，尤其是互聯網技術飛速發展的社會現實中，張詠華、李明偉、何道寬等傳播學者把目光投向新興的媒介形態研究。張詠華著《媒介分析：傳播技術神話的解讀》綜合分析了伊尼斯、麥克盧漢、威廉斯、梅洛維茨等人的媒介理論，著重梳理他們關于媒介技術及其影響的觀點，并且對國內媒介研究進行述評，提出了一些富有啟發性的觀點。李明偉的博士論文《媒介形態理論研究》（2005）把伊尼斯、麥克盧漢、梅洛維茨、萊文森等人的思想作為傳播學研究的一種范式來加以界定和闡釋，系統分析了他稱之為“媒介形態理論”流派的整體情況，認為“媒介形態理論是從研究不同媒介形態的特性出發，關注媒介形態（尤其是社會主導媒介）及其變化可能產生的深遠社會影響這樣一種研究范式”［4］（P11）。何道寬翻譯了大量媒介環境學派的理論著作，連續發表多篇關于媒介環境學派及其主要理論家的評述，闡釋這個新興傳播學派的源流、理論命題等；并與李明偉、美國傳播學者林文剛①等人對“MediaEcology”這個學派的名稱翻譯問題進行了重新思考，認為其與國內本土的“媒介生態學”研究存在范式、內涵、旨趣、方法等多方面的不同，直譯為“媒介生態學”會產生混淆。為了與國內媒介生態學相區別，也為了更恰當反映這個學派的內涵和主旨，最終決定依據這個學派的根本性質和研究主旨，而不是采取字面直譯的方法，將其定名為“媒介環境學”。媒介環境學被中國學者視作第三種傳播學研究范式，這種認識不是人為的拔高，而是基于現實傳播環境所做出的客觀思考。當下網絡和移動終端媒介已經成為主流，多元而且發展迅速的媒介形態帶來全新的傳播實踐和體驗，全媒體、融媒體、復媒介等新概念迭出，傳播學也要跟隨這種變化而更新，在媒介化生存的社會中，世界和中國都需要尋求能夠解釋當下復雜傳播現象的理論，以期獲得理性的思索。“媒介環境學所關注的媒介技術及其對人和社會的影響，更貼近傳播學本來應有的母題。研究面向公眾和處于媒介環境中的個體與社會，有助于改變行政、市場導向主導的傳播學研究格局，回應公眾的需求”［5］。

二、引入媒介環境學視閾拓展文學傳播學研究

媒介環境學派主導了20世紀后半期傳播學的媒介轉向，并將歷史意識和宏觀模式分析引入傳播學研究，開拓了傳播學研究的新視角和新領域。從目前情況來看，媒介環境學的引進譯介工作在何道寬等學者的不懈努力下已經取得很大進展，我們面臨的是在與國外媒介理論研究互動的基礎上，如何把這個理論的研究導向本土化，結合我們的具體理論現實和社會現實，對其進行更具有現實指導性的解讀和深化。媒介環境學理論走向本土化和深化的途徑之一就是與其他學科進行融合交叉。研究文學與媒介環境的關系既是對文學現實處境的回應，也體現了當下學術融合和學科交叉發展的趨勢，可以為文學和文藝學研究拓展新的增長領域，同時也是傳播學研究本土化的體現。文學首先是一種基于媒介的藝術，文學活動與傳播活動產生交叉互動的平臺也是媒介。媒介的形態特征必然會影響到文學傳播活動的各個環節和整體面貌。當文學傳播研究開始關注媒介問題時，傳統的世界—作者—文本—讀者的框架開始顯露出它的局限性，而作為文學發生的社會環境和物質條件的媒介，越來越顯示出它對文學傳播活動的重大影響力。無論是作者與媒介，文本與媒介，還是讀者與媒介的關系，都對文學傳播的具體形態和效果產生著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作為文學傳播的第五維，媒介與文學的關系成為文學傳播學的重要理論焦點和學科增長點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情。“媒介環境學主張泛技術論、泛媒介論、泛環境論、泛文化論。換言之，一切技術都是媒介、環境和文化”，這是媒介環境學有別于其他傳播學派的最重要的理念［6］。一般認為，媒介是個靜態的、消極的、中性的概念，僅僅是承載信息的容器罷了，而麥克盧漢這樣闡釋他那句名言“媒介即訊息”：“任何媒介，無論廣播還是輪子，都有一個趨勢，那就是創造一個全新的環境，這樣的人的環境往往帶有一種難以看見的屬性。我們對環境習而不察，但得到一個補償機制，那就是注意環境的內容。”

正是在內容的誘惑之下，經驗學派不遺余力地追尋著變化莫測的傳播過程，試圖用有限的實證主義的策略來對付無限的多變的傳播現實；批判學派用尋求正義和公平的價值標桿衡量媒介傳播的權力，力求媒介內容的客觀公正，而沒有充分注意到媒介本身的傾向性。麥克盧漢用他那警鐘一樣的格言提醒我們，媒介并不僅僅是告訴我們世界發生的變化，實際上它們自己才是這些變化的真正的內容和原因。所以積極地接觸并且深刻分析西方的媒介研究理論，借鑒其理論觀點和視角，對文學活動進行新的開掘和嘗試，是目前文學傳播學充實學科內涵的需要，也是擴展學科發展前途的重要途徑之一。將媒介環境學引入文學研究，對我國文學傳播學研究的推動作用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有助于拓展文學研究的視野。媒介曾經被認為是外在的物質載體，似乎是中立的，毫無價值傾向的，以至于長期被文學研究所忽視，我們的文學研究把目光更多地投向文學作品、文學流派、文學理論等研究對象。文學傳播學是在社會大環境的影響下以及傳播學的促進下發展起來的新興交叉研究領域，這個領域最初仍然傾向于關注文學傳播媒介所承載的內容的傳播，對文學傳播媒介自身的考察不足。媒介環境學的主要學者尼斯特洛姆認為媒介環境學的核心思想是由物理學的相對論引申而來，“觀察者使用的探索工具不同，對世界認識的結果不同。所以，人類要研究這個并不獨立于人類存在的，隨著觀察者和探索工具變化的世界，就需要研究探索工具本身，因為探索工具本身影響人類對世界的認知，而媒介技術就是探索工具之一，不同的媒介技術可以影響并導致人們對世界的不同認識”［8］。

對文學而言，這些探索工具不僅僅是文學所依附的書籍、報刊、影視、網絡等各種媒介物質形態，還包括語言，語言在組織構建現實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文學傳播學要研究各種探索工具包括語言如何通過文學活動構建和重構我們棲息其中的現實世界。引入媒介環境學的研究視野能夠激發我們從媒介形態特性的角度思考問題，換一個角度，也許一些看似毫無關聯的文學理論和文學現象背后隱含的文化動因和發展軌跡可以顯現出來。二是為文學研究提供更高的追求。媒介環境學研究的目的是把媒介作為環境，從中透視社會文化歷史變遷的整體軌跡和規律，宏觀理解社會現象和歷史變革。媒介環境學是思想批評傳統的一部分，這種研究目標帶著深厚的人文關懷，它促使我們把目光從具體個案上移開，上升到人類社會發展的整體性分析，認識到人類能夠了解的現實是觀察條件綜合作用之后的現實，觀察條件限制、改變了我們所能了解和認知的現實；認識到媒介的局限性、人自身的局限性。正是基于這種對局限性的洞察，媒介環境學從著眼于人類文明發展未來的出發點考察媒介與社會的互動歷史，力求為主流思想提供反制力量，確保社會環境的平衡。這就給文學研究提供了一個更高的目標參照，借助對媒介形態及其形成的媒介環境的研究，考察文學傳播活動這個社會傳播子系統與媒介的互動關系；分析在網絡技術和移動通訊技術重新界定人類傳播活動的情況下，如何認識文學在數字傳播環境中的現實價值和存在意義；在關注文學發展命運和軌跡的同時，探索文學對人類文明發展的制衡和推動作用，以及維持人類精神情感世界平衡的意義。三是豐富文學研究的方法。

在方法論層面上，媒介環境學以直覺洞察和宏觀模式識別為主，將哲學思辨、直觀體驗、歷史對比、模式識別等研究方法綜合起來，為文學研究提供了拓展新方法的可能性。麥克盧漢等媒介環境學者把模式識別作為理解文化和技術的手段，不是采用線性的、三段論式的論述，而是采用類似于立體主義畫派的那種多維視角共存的論述方式。所以他的解釋提供觀點，卻不提供論證，轉向形而上的因果關系，從形式上直接把握某種事物之所以成為這種事物的原因。麥克盧漢的目的是超越線性視覺原理，吁求恢復多元感知的模式識別方式，重新認識關系模式，并用這種多維關系模式理解媒介。長期的文字傳統把文學研究范式局限在線性邏輯推延的范圍內，不同程度地忽略了其他的研究范式。因此引入媒介環境學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文學研究嘗試開放的多維度的研究方法和評價體系，從新的視角和標準重新審視社會、文化、歷史中文學的角色、作用和價值。目前無論是在文學傳播研究中借鑒媒介環境學的理論和方法，還是以媒介環境學的視閾考察文學現象和文學活動，這兩方面的相關研究都需要繼續加強。截止2017年1月，以“媒介”為主題詞并含“文學”在中國學術文獻網絡出版總庫中能搜索到三千多篇文獻，其中以論述新興的網絡媒介、視覺媒介等對文學的影響居多。從這些文章的參考文獻能夠看出，初期他們所參考的理論和方法大多來自文學理論、文化研究、美學、哲學等，即使借助傳播學理論也大多是經驗學派和批判學派的理論。隨著媒介環境學逐漸被中國學者熟悉并接受，麥克盧漢、伊尼斯、波斯曼、萊文森等人的理論和觀點正在逐漸成為分析文學傳播問題的重要理論工具之一。

總體來看，目前關于文學與媒介的關系研究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尤其是關于網絡等新媒介對文學及文藝理論的影響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少，但是從宏觀媒介環境的視角分析文學現象和文學發展的研究還亟需拓展，我們在研究文學傳播問題時尚需開拓視野和方法，對媒介形態塑造的媒介環境與文學生產、文學接受、文學批評等的相互關系予以更多的重視。因此，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文學傳播學的研究亟需從傳播學的新范式中吸取富有啟發性的新觀點和新視角來擴展理論視野，開掘理論研究的新領域。尤其需要改變目前媒介環境意識淡薄的現象，重視媒介在文學傳播活動中發揮的作用和影響，從宏觀規律和微觀現象兩個方面對文學與媒介環境的關系進行系統梳理和研究，為數字化媒介環境中的文學藝術提供理性啟示和方法支持。媒介環境學也需要通過與其他學科的對接融合拓展自己的適用性，將理論觸角探入學科交叉領域，培育傳播學本土化研究的成果。麥克盧漢對藝術家寄予厚望：“（媒介）環境純粹是一套基本規則，一種總體上囊括一切的力量，這種形式幾乎辨認不出來，唯一的例外是藝術家，他們一般用激情向人們解釋新環境的性質，提出對付新環境需要的文化策略。”［7］（P46）文學藝術身處這個飛速變化的時代，雖然媒介環境經歷著巨變，但是作為人類精神家園的文學仍然散發著它無可代替的魅力。只有參與到媒介環境的變化中去，放棄情緒化的表述，從文學與媒介的互動關系中探查其中的規律和秘密，對文學的價值和界限做出比較清醒客觀的認識，才是文學以及文學理論研究的學術氣度和風范的體現。

三、借助媒介環境學研究文學傳播需注意的問題

“媒介即訊息”的本意絕不是讓人們走向另一個極端，即只關注媒介而不關注其內容，借鑒媒介環境學來分析文學傳播活動也并非意味著文學的內容不重要。文學的藝術審美價值主要還是由文學作品的具體內涵來實現的。當我們引入媒介環境學的視野之后，會發現文學的內容與媒介形式，不論是與文學的符號媒介形式還是物質媒介形式之間都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文學的內容并不是獨立于媒介的，相反，一定時期的媒介形態與文學內容以及文學傳播的方式和效果都存在交互關系。而且從文學發生的歷史來看，文學傳播經歷了不止一次重大媒介變革，這些變革也相應影響到文學傳播活動的各個環節和因素，影響到文學的內容，可以說我們今天的文學是經歷多次媒介演變的累積結果。文學發展的歷史和現實提醒我們在借鑒媒介環境學的理論和方法時要充分考慮與文學研究的相互適應性，尤其要注意以下兩個問題：

（一）關注文學主體的能動性

就像許多學者在分析媒介環境學的局限性時所說的那樣，媒介不是孤立的存在，不是單獨對社會和文化發揮作用的因素，媒介的作用和影響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在構建多元化理解和闡釋的關系模式時，仍然要全面考慮各種因素，避免將某個因素的影響夸大，遮蔽了其他因素的作用，因此做出誤導性的結論。尤其要注意的是關注作為文學主體的人的作用，關注人的主觀能動性。人面對媒介時不是被動的，媒介是人創造的產物，也是人選擇的產物，所以人的意識、情感、思維、立場等是影響媒介如何發揮作用以及媒介如何與社會互動的重要因素，畢竟媒介的作用也好，媒介對社會的影響也好，都要借助人以及人的社會化活動為中介才能實現，從這個角度來說，人又是媒介的“媒介”。媒介環境學更多地關注媒介對社會文化的影響，在某些問題和方面忽視了人的能動性，這些局限性是我們考察文學傳播研究活動時應該予以糾正的。

（二）注重間性分析

無論是線性的邏輯思維也好，還是麥克盧漢所采用的“四元因果關系”模式也好，任何處于關系性存在的事物都不是孤立的，其存在的狀態和行動軌跡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是關系性的存在。所以我們要采用主體間性的方法去分析媒介環境對文學傳播的影響，既要考慮媒介技術和媒介形態對文學創作、出版、發行、閱讀、反饋等環節的影響，也不能把媒介的形式和內容割裂開，還要考慮媒介對文學內容的影響；同時我們也要考慮到文學活動的各個環節和因素對媒介的影響和反作用，從多個方面，綜合多種因素考察文學與媒介的相互關系。既要看到媒介形式的影響，也要看到媒介并不是個空殼，要結合內容進行分析；既要看到文學活動中的媒介，又要看到媒介環境中的文學，兩者互為背景，互為主體，形成主體間性的關系。這樣我們才能全面地認識文學傳播活動的內涵、屬性及其相關關系。

綜上所述，將媒介環境學視閾引入文學傳播學研究是對社會現實的呼應，是文學以及文學理論學科發展和理論生長的自然選擇，文學自身需要尋求能夠解釋當下復雜的多元的傳播活動的理論和方法。從媒介環境的角度看待文學活動，可以重新認識和理解文學活動運行的內在社會機制和藝術生產機制，重新闡釋文學的文化價值和藝術規則，實現從傳播學的視角拓展文學研究的視野，從文學的視角豐富傳播學研究的本土化成果。

參考文獻：

［1］［英］尼克•史蒂文森．認識媒介文化［M］．王文斌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4］李明偉．媒介形態理論研究［D］．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論文，2005．

［5］陳力丹，毛湛文．媒介環境學在中國接受的過程和社會語境［J］．現代傳播，2013，（10）．

［6］何道寬．媒介環境學：從邊緣到廟堂［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5，（3）．

［7］［加拿大］馬歇爾•麥克盧漢．麥克盧漢如是說：理解我［M］．何道寬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8］梁頤．物理學視野下的媒介環境研究［J］．東南傳播，2013，（8）．

作者：陳曉潔 單位：濟南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