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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對社會注意力資源的大肆掠奪，特別是電視的商業化和庸俗化傾向，使得電視批評成為電視研究中的一門顯學。從表象上看，在印刷媒體日常對電視收視熱點的新聞批評中，在大大小小的電視研討會之后，我們總想靜下心來研讀一下電視批評的書面文本，以便在“武器的批判”時獲得“批判的武器”。電視是典型的舶來品，于是，我們自然不能不注意到西方電視批評理論這一重要的思想資源。因此，我們的注意力便逐漸聚焦于這樣兩點上——倫理的追問和學理的批評。

一、“文化的顛覆者”——對電視的倫理追問

將電視稱為“顛覆性傳媒”的是大名鼎鼎的美國社會學家和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他在《力量轉移》一書中的第27章的標題就是“顛覆性的傳播媒介”。托夫勒認為：“在全世界各地，人們在利用新的傳播媒介或使用老傳媒的新方法來對國家的權力提出挑戰——有時是推翻這種權力。”⑴托夫勒在這里說的“新的傳播媒介或使用老傳媒的新方法”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指的就是電視，因為他詳細地描述了電視在東歐巨變、馬科斯倒臺等重大社會變革和政權交替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因此，將電視視為“顛覆性傳媒”，正是托夫勒在研究分析了80年代以來世界上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后得出的結論。

“文化的顛覆者”是美國著名的國際問題專家布熱津斯基給美國的影視制造廠家下的結論性的斷語。他指出：“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好萊塢影片和電視制作廠家已成了文化的顛覆者，正是他們——毫無顧忌地利用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所提供的保護——一直不斷地傳播自我毀滅的社會倫理。”⑵

相比較而言，如果說托夫勒提出電視是“顛覆性傳媒”，以此來表明一個學者的“政治熱情”，那么布熱津斯基對電視的文化角色的評定，則更顯示了一個政治家的“學術情結”。

曾經擔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顧問的布熱津斯基，在充分注意到電視的吸引力和影響力的同時，對電視的批評可謂入木三分。布熱津斯基對電視的批判的深刻和尖銳，無論在中國還是在外國都是十分少見的。一方面，他對電視影響的正面評價可以達到很高的程度：“隨著全世界觀眾越來越多地盯著電視機屏幕，不論是在強迫的宗教正統觀念的時代，還是在極權主義灌輸教育的最高潮，都無法與電視對觀眾所施加的文化和哲學上的影響相提并論。”另一方面，布氏在列舉20個美國需要興利除弊的基本難題時指出：“通過視覺媒體大規模地傳播道德敗壞的世風——作為吸引觀眾的手段，以娛樂為幌子，事實上宣揚性和暴力以及實際上是傳播瞬時的自我滿足。”⑶

布熱津斯基認為：西方的電視逐步地越來越成為感官的、性的和轟動性的，電視在破壞代代繼承的傳統和價值觀念方面起了特別大的作用。電視的娛樂節目——甚至新聞節目——都拼命渲染現實，使之產生脫離道德支柱的有新奇感的刺激，同時把物質或性欲的自我滿足描繪成正當的，甚至是值得贊揚的行為。電視對美國價值觀念形成所起的特別消極的作用，它迎合最低級的盡人皆知的本能。大眾媒介所傳播的價值觀念一再表明，它完全有理由可被稱之為道德敗壞和文化墮落。在這方面，電視尤其是罪魁禍首。布熱津斯基這種對電視的激憤之情，并沒有影響到他曾作為美國政府的高級謀士的“預警”職責，在他看來，“豐饒中的縱欲無度”是西方國家面臨的歷史性危險，在西方社會里，物質享受上的縱欲無度越來越主宰和界定著個人生存的內容和目標。因而，對這個問題表示認真的和正當的關注是不無道理的。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布熱津斯基提出的“豐饒中的縱欲無度”，堪稱所謂追問“現代性”的一個著名命題。它與馬爾庫塞提出的“虛假需要”等命題一樣，闡明了這樣一個道理：人的貪婪和欲望的無限擴張，不僅塑造了獨斷的主體，而且也塑造了工具和手段意義上的客體。布熱津斯基得出的這一結論是十分耐人尋味的：一個以自我滿足為行事準則的社會也會成為一個不再有任何道德判斷標準的社會。人人都認為有權利得到他所要的東西，不論他應不應得到。這樣一來，道德判斷就成了可有可無的了。這種道德真空狀態界定了精神空虛概念的基本定義——一種看來越來越擴散到所謂西方文明的大部分領域的空虛之感。

［內容摘要］倫理的追問和學理的批評是西方電視批評理論的兩條基本線索，而后者較之前者的更為深刻之處就在于：倫理的追問只是著眼于電視“有什么”、“干什么”，而學理的批評則進一步研討了電視“是什么”。而將資本、商品、交換等經濟學范疇引入電視批評理論，就獲得了對電視本質的更為全面的、科學的認識。本文提出：應當把西方電視批評理論置于一個更廣闊、更宏大的歷史背景與框架中來作完整的解讀，這其中的經濟學視角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本文分析了這些對電視傳播具有監督和校正意義的思想資源的出場語境，指出了在把西方電視批評理論作為一種行業自律和價值考量時，必須注意理論的跨語境移植最忌簡單化的機械搬用。

［關鍵詞］電視批評；倫理；學理；文化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