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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章明其人與其電影

為了用鏡頭更好地表達這種真實性，章明不得不拋棄以往藝術創作那種典型化的手法，更多地借鑒了現代主義文學的一系列創作方法，如取消人物身份的確定性、去崇高化、去戲劇性、突出細節描寫等。它們在表達的主題上具有同一性。真實性在電影中的表達———“影像的極度自然性”———是章明在導演影片時一貫堅持的。

二、《巫山云雨》的心理真實

在巴贊看來，真實性的影片應該是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那類的電影，要求實景拍攝，盡量運用長鏡頭表現，非職業演員出演，方言的大量運用，等等。“巴贊在《電影是什么?》一書中，曾給予了意大利新現實主義以‘真實美學’的高度評價?！卑凑瞻唾澖o出的標準，《巫山云雨》并不是一部具有真實性的影片，它也跟《偷自行車的人》《羅馬十一時》有完全不同的美學風格，但是從觀眾樸素的直覺來看沒有人懷疑這部影片的真實性，它直擊我們的心靈，觸動我們的感受。從內容上來講，新現實主義的電影和《巫山云雨》同樣是表現當時的社會現實。《偷自行車的人》講述了一個失業工人需要一份工作，但這份工作要求他必須有一輛自行車，他好不容易湊齊錢買了一輛自行車卻在工作的第一天被偷了，他開始在街上尋找他的自行車……《巫山云雨》的故事發生在因為三峽工程而即將被淹沒的巫山小鎮，生活在這里的30歲的航道信號員麥強，依然過著單身的日子，每天的工作就是升起和降落指示方向的航燈或者接聽詢問水位的電話，他燒不了一桌好吃的菜，畫的畫也只是拿來給他的朋友當做手紙用，一臺永遠收不到穩定信號的電視機一直播放著有關長江三峽的新聞，和他一起工作輪流休假的其他信號員從未出現，更加隔斷了麥強對外部世界的聯系。女主人公陳青是三峽邊上一個小旅社的服務員，年紀輕輕就死了丈夫，一個人帶著兒子苦度時光。她工作不順心，有時還受顧客的氣，由于生計問題而與經理老莫有過一段不堪的身體關系，現在她正準備她的第二次婚姻，但是對這她也沒有表現出足夠的熱情。僅僅從兩部電影講述的故事來看，它們都是當時時代的真實反映，記錄了電影拍攝時期底層人物的生活狀態。不同的是，《偷自行車的人》直接指涉當時的經濟不景氣，影片的目的性是外在的，導演把電影當做一種改良社會的工具，只不過是用特殊的電影手段表現出來的。而《巫山云雨》沒有一種向上的意指，它更多的是表現人精神生活的空洞和無意義。在影片中有這樣一段:陳青坐在旅館里，眼睛看著外面，鏡頭開始搖拍，從陳青搖到一群正在打牌的旅客，攝影機沒有停下，又搖到街上，我們看到了那張貼在墻上的電影海報、發店的人正在給顧客理發，鏡頭轉了一圈后又回到陳青呆望的畫面，攝影機還在繼續運動，又拍了那幾個剛才在打牌的年輕旅客，不過這時他們都東倒西歪地睡著了。從客觀現實來講，這是不符合規則的，因為一個鏡頭時間是沒有中斷的，可是一群剛剛還在打牌的人幾秒之后就都趴在桌子上睡了。因此在理解這一個鏡頭的時候就不能單單憑借我們的理性經驗，它可以是陳青想象性畫面的呈現，或者說，她根本不知道那幾個人是在打牌還是在睡覺，因為這不是她所關心的，她當時的心情就阻礙了她對于外在事物的判斷。這樣來看，雖然鏡頭不符合一般電影規律，但是卻含蓄地表達了女主人公當時的心理狀態，而且這樣的鏡頭特別耐人尋味，為電影增加了無窮的魅力。這一類的鏡頭畫面在《巫山云雨》中比比皆是?！段咨皆朴辍愤@部電影不是致力于描述將要淹沒的巫山小鎮，而是表達人們在這樣一種背景下的生活狀態，一種更深入的真實———心理的真實。

三、《結果》的無目的性與生活真實

導演拍攝一部電影的目的主要是闡述他的藝術想法，每一部電影都要有一個“可靠的公設”。對于《結果》這部影片來說，這種“可靠的公設”就是真實性，它必須讓觀眾時時感知到影片在講述一個真實的故事，這樣影片中的人物以及導演的藝術想法才能在其上堅實地生長。《結果》講述的是一個“曖昧的故事”。一個神秘的男人來到一個海濱賓館，找一個叫做李崇高的男人，在尋找的過程中，遇到一個叫做虞染的年輕女人，神秘男人在向虞染表示過愛意以后神秘地離去了。另一個叫王勃的男人也來到這個海濱賓館尋找李崇高，也碰到了虞染，在虞染向王勃表達過愛意之后，他也游向了大海消失不見了。電影中所有的人以及他們的動作沒有一個導向。面對尋找李崇高這樣一個在整個電影中都沒有出現的人物，神秘男人、王勃、虞染的目的性在電影中顯現得并不是很明顯，對他們尋找結果的這種消解在根本上觸動了故事的內核，建構的龐大的故事體系頃刻間瓦解。人物的尋找行為在失去目的性的支撐之后只剩下動作本身，導演把在影片開頭暗示出來的種種可能性都丟棄了，《結果》的故事成了“反故事”。在《結果》中導演也是在不遺余力地體現劇中人物尋找的無目的性。從神秘男人來看，他尋找李崇高是受人之托(從電影以后的發展來看可以知道這個人就是王勃)，從他進入賓館房間開始拍照、搜集毛發、向小單詢問(甚至用金錢誘惑)到他多次去旅行社尋找，觀眾能看出他是認認真真地去做這樣一件事，但是遇到虞染之后的情節發展開始慢慢脫離這種行為的嚴肅性。從神秘男人在教堂里問虞染是否愿意嫁給他的時候，我們不得不懷疑他之前的尋找是否純粹，導演到底是讓他尋找李崇高還是以尋找李崇高作為尋找“一個能滿足自己愿望的‘結果’”。王勃的尋找行為是作為神秘男人尋找行為的對比出現的。如果忽略行為目的的直接性與間接性的話，王勃的尋找也就是再現了一次神秘男人的尋找，在尋找的目的性上他們是相同的。導演用幾乎一樣的鏡頭處理來表現王勃的尋找，但這一過程并不是對前一過程的簡單重復，它在制造一種假象的同時要求觀眾逼視動作本身，在直接感知到相似事物的時候觀眾更樂意去發現它們之間的差別，王勃的尋找和神秘男人的尋找是不一樣的。雖然前面說了他們在目的上是一樣的，但導演對結果的不處理的態度擊潰了目的的同一。尋找的差異性就在導演巧妙的處理中凸顯了出來。從電影的最后，王勃看到一群人在海濱玩拔河的游戲，他像一個毫無理由的孩子一樣固執地抓住繩子中間，中斷了他們的游戲，即使遭到他們的謾罵和毆打也不松手。這是一段很有意義的畫面，這種意義不在于畫面表現了什么，而是為什么畫面要表現這些。王勃尋找李崇高也碰到了虞染，虞染問王勃可不可以娶她(神秘男人也曾經這么問過她)，電影中沒有對王勃的回答進行交代。而王勃陷入的是失去女友的空虛茫然之中，上述情節的刻畫表明的正是“空虛是日常生活中無可遁逃的宿命”。

作者：張明單位：安陽師范學院教育信息技術與傳媒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