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電影創作的文化解讀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圍城(源代碼實驗基地)的權力首先來自對科特“死亡的懸置”。

影片中，圍城與科特的關系可以理解為雇主與勞動者的關系，科特被授予的任務，即進入源代碼追查兇手，可以理解為一種勞動。這就使他處于波德里亞所說的“緩慢的死亡”中。波德里亞指出，“勞動是一種緩慢的死亡”，這不是在“身體不斷衰弱的意義上”，而是說“勞動是作為一種緩慢的死亡與暴死相對立……勞動是作為延遲的死亡與犧牲的即時死亡相對立……勞動惟一的替代物不是閑暇，不是非勞動，而是犧牲。”在波德里亞的理論中，勞動作為“緩慢的死亡”其實是比喻意義上的而非生物學意義上的。正如學者所言，權力系統對其成員“判了一次死刑”是因為“剝削了他們的自由”，然后“讓他們通過勞動獲得自由”。這在影片中有明確體現。兩個月前科特在阿富汗執行任務時犧牲，這是一種即時死亡。而圍城的科學家們迫使科特進入源代碼實驗，使他得以“存活”兩個月，這是用一種緩慢死亡替換了原來的即時死亡，用“經濟組織”替換了“犧牲組織”，這種經濟組織“不斷地在死亡的延異中扎根”。這是“欠命”和“權力的死緩”:雇主的權力首先來自于“留命的權力”，雇主沒收勞動者的死亡以“保障自己的權力”，這是雇主對勞動者“施加的暴力，這使對方注定成為勞動力……勞動、生產、剝削都只是這種權力結構可能有的變形之一，這種權力結構是一種死亡結構”。源代碼的發明者拉特里奇博士試圖掩蓋的正是這種死亡結構。他對科特說:“許多士兵都會認為執行這任務比死了要好”。有學者指出，影片通過“最后八分鐘營救”的重復敘事手法完成其“拯救人類”的故事主題。而筆者認為，科特重復地在最后八分鐘死而復生這一情節恰恰揭示了圍城權力系統所布下的死亡結構。影片中的一幕很具代表性地體現了這點:科特從克里斯蒂娜那里得知自己其實已經死亡，而在下一瞬間便被拉回圍城的時空，并且被告知他很安全。圍城無限制地賜予科特生命，從而使他的勞動得到無限再生產。這樣一來，被賜予的生命就掩飾了作為緩慢死亡的勞動，使科特“生活在長期還債的義務中”。并且只有在執行的任務即“勞動”中，科特才是自由的或者有價值的。就如戈德溫所說，對于科特而言，圍城賦予他的任務之外的一切都是無關緊要的。所以毋寧說科特是生存在被掏空了死亡的死亡結構里。然而更應看到的是，這種剝削性質的對死亡的懸置根植于比這種懸置更為徹底的對死亡和生命的分離。波德里亞認為:“我們的整個文化都是一種巨大的努力，目的只是分離生命和死亡”，權力就建立在這種分離上。這種分離則是對死亡和死人的客體化及排斥。在影片中，圍城的科學家們對生命和死亡有嚴格的分離，源代碼便充當了分界線。拉特里奇解釋源代碼時說:“它能讓我們進入與現實平行的世界”，并告訴科特:“你怎樣對他們(車上的遇難者)都無所謂，反正他們都死了。”后來戈德溫說:“我只參與過源代碼的指揮工作。我不適合這項任務……這里才是真實世界。”這些話的潛臺詞應當是:“活人和死人的世界有嚴格的分界線。我不能去那里，因為我沒有死。”相對于比喻性的緩慢的死亡，圍城也把科特及源代碼中的遇難者放在了實際的死亡位置上。拉特里奇與戈德溫強調列車上的一切只存在于源代碼的八分鐘內，也就是強調在他們所謂的“真實世界”里“死人停止了存在”，“不能再分到場所和時空”。在這種對生死的分離中，活人對死人有絕對的操控權。如拉特里奇對科特所說:“你就是時鐘上的指針。我們給你上了發條，你就開始轉動……你的作用就體現在此。”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圍城可以對科特的死亡進行無限制的懸置正是因為他已經死了。或者可以說，科特以及源代碼中的遇難者也只有在拯救“外面兩千萬美國人”的生命的意義上還活著，即還有用。那么，撇開對死人的漠視不談，圍城提倡的對生命的拯救是否能理解為一種善行?影片中的角色都在不斷表明一種正義的立場:應當珍視和拯救生命。這也是該影片被稱頌最多的地方。拉特里奇曾對科特說:“你天生就是英雄……你最擅長的就是救人于危難之中。”但是這種生命至上的理念究竟意味著什么呢?波德里亞對此作過批判:“讓每個人都有生命的權利”是“社會裁判權向死亡的擴展”。人道主義把生命作為“絕對價值”的同時，也“把死亡變成了一種絕對的惡”。在圍城對“外面兩千萬美國人”生命的珍視背后，隱藏著這樣一種目的:“鞏固對生命和死亡的全部控制”。當戈德溫告訴科特他很安全時，言外之意則是他被“釘在”生命維持系統中，“不再冒死亡的風險，因為他已經死了”。波德里亞諷刺這樣的“安全”道:“為了不讓你死，用一口棺材圍住你”。在圍城宣揚的道德中，“‘生’成為最大的單向價值和隱秘的基礎”，而在這同時，以圍城為代表的“整個技術文化”實際上“創造了一種人為的死亡環境”。可以看到，影片中的圍城所呈現的正是波德里亞說的“計算機室”，是“消除了一切人類噪音的無塵空間”，“一切都在運轉，都在為某種東西服務”。

二、按照人道主義的觀點，與科特這一拯救世界的英雄角色相對，罪犯德里克是代表純惡的恐怖分子，也就是影片末尾拉特里奇所說的“危機”的代表，應當被清除。

然而如前所述，圍城實際上可以看作當代社會權力系統的原型。在這一視角下，“危機”就應得到一種新的詮釋，即被賦予波德里亞所說的象征性死亡的意義。象征性死亡也就是非正常死亡。波德里亞指出，“象征不是概念，不是體制或范疇，也不是‘結構’，而是一種交換行為和社會關系”。說非正常死亡具有象征性，是因為它不能被“記錄在規則中”，“擺脫了國家的壟斷”，擺脫了“可兌換性”。他進一步指出，面對象征性死亡時，權力系統“必須通過自殺來回應”，而這也就是挑戰權力系統的“惟一機會”。在這種意義上，德里克制造的列車爆炸案就具有了挑戰權力系統的象征意義。可以看到，在影片中爆炸案得到了媒體的關注，即使在最后，德里克的行蹤暴露之后，他本身也得到了媒體的關注。事實上，把“芝加哥中心”預定為下一目標這一情況應該也是德里克本人故意透露的。所以他的真正目的與其說是引起死亡，不如說是用非正常死亡來引起關注和恐慌。波德里亞認為，“‘自然’死亡沒有意義，因為群體完全沒有參與”，這種死亡是個人的“單向的死亡，是生物學過程的終結，是債務的清算”，而非正常死亡“會造成人為的激情，這同時也是犧牲的激情”。當代的文化秩序對待死亡的態度是逃避，千方百計不讓死亡降臨，在這種文化里，“真正的英雄是拒絕死亡的”。這也許就是拉特里奇說科特“天生就是英雄”的潛臺詞。在這個意義上，德里克可以被認為是一種反英雄式的人物。當科特問他為什么這么制造爆炸案時，他說:“因為這世界簡直是地獄。但我們可以從廢墟中創造一個新世界。前提是，先把它夷為平地。”所謂“夷為平地”實際上是擾亂“現代的線性死亡”。而在影片中雖然出現過德里克的證件，他的真實身份其實一直是個謎，有理由被解讀為一種比喻意義上的恐怖力量，或者是“象征交換原則”的“顯靈”。科特最后要求戈德溫關閉生命維持系統這一類似自殺的行為對權力系統也有同樣的挑戰和顛覆作用。相對于他之前經歷的緩慢死亡，這一行為便是即時死亡。在戈德溫按下關閉按鈕的一瞬間，科特也就交還了圍城賜予他的“生命”，即消除了圍城對其死亡的懸置。波德里亞表明，在當今社會，自殺行為也具有象征性，它在權力系統內打開了“無法補贖的缺口”，逃脫了“系統的合理性”，足以造成系統“全面的失敗”。影片最后，科特打破了源代碼只能保持八分鐘的極限便是一個很好的證明:他的自殺擾亂了系統。在這方面，波德里亞的哲學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雖有其局限性，卻給予當代人一種對權力控制的警覺以及自我救贖的可能。（本文來自于《藝術百家》雜志。《藝術百家》雜志簡介詳見.）

作者：顧舜若單位：南京大學外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