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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康”地的地域邊界并不十分確定,但有一個大致的范圍,包括今日的四川甘孜州、西藏的昌都地區、青海玉樹州、云南迪慶州等地。面積有45萬平方公里的西康在1939年元旦正式建省,首府設在康地的重要商埠“打箭爐”(藏語音),并更名為“康定”。抗戰剛開始,學術界的有識之士就提出了“開發西部以為抗戰張本”的主張。時任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主任的錢昌照負責籌劃此事,他和四川省教育廳長郭有守共同發起了“川康科學考察團”,當時在中英庚款董事會任執行董事的杭立武予以考察經費的支持。金陵大學教育電影部負責人孫明經受邀參加了庚款科學考察團,他覺得這是一個拍攝藏地文化習俗的好機會。同行的還有一位叫范厚勤的助手,他們攜帶了16毫米的柯達特種、柯達A型電影攝影機各一臺,照相機用的是120蔡司依康,為此行程還準備了12000英尺的電影膠片、200個相機膠卷。孫明經隨考察團一行從重慶出發,經雅安、康定等地一路調查采風到達甘孜后,當地官員告知他們此時繼續前行安全恐難保障。在考察團意決返程后,孫明經繼續自己的拍攝計劃,他購馬五匹以馱運器材和膠片,另雇請了一位富有經驗的藏族向導,獨自踏上了甘孜之后的行程。孫的執著為后世保存了一段如今已湮沒于地圖和歷史的人文風景。
1939年拍攝的《西康》系列片是孫明經在重慶時期的代表作之一。與早期商務印書館拍攝的風景教育片不同的是,“西康”系列更致力于揭示和關注現實世界中的社會問題,用一種經驗性的、實證性的方法,而不是基于對以往傳統歷史的崇拜,來實現樹立愛國主義、建立民族認同性的目的,努力地把教育電影并入社會和政治的軌道,以適應社會和政治的需要。當時就有人評價道:“《西康》,這是一部國內不可多得的紀實片,不但在量上是鳳毛麟角,在質上也是中流砥柱,在從各方面來看,都是一部成功的片子,在這里我們不但可以見到西康若干部分的人情風物,還給我們以及每一個看到這部片子的觀眾若干有意義的教育和鼓勵?!盵2]1941年,孫明經發表《電影與動員民眾》一文,此文還在成都廣播電臺播出:“因為電影的內容,不限于小說,它是一種工具,可以用來介紹印象,表現事實,傳遞思想,發揮情緒。電影打破了語言文化的隔閡,其本身便是吸引群眾的對象?!盵3]孫明經此后在西康巴安巡回放映教育電影,巴安城里萬人空巷,附近一二十里的老百姓都扶老攜幼趕來看電影,并在雨中呈落湯雞狀堅持看了兩個小時的電影?!鞍桶裁癖姖h人不多,大多數康人使用藏文藏語,電影里的文字都是漢文,但是他們不管懂不懂漢文,還是要看,電影號召力之偉大,與此可見一斑?!盵4]關于該片的攝制,孫明經說:“在西康我們工作了五個月,最遠到了金沙江上的德格、白玉、巴安,是中英庚款川康科學考察團四十幾個人中走得最遠的。此行我也收集了累積幾尺的資料,并有一百封信稿?!硗獯诵幸矓z了八百多張照片,業經編目?!眳^永祥也專門以該片為例指出資料收集與研究在拍攝教育影片中的意義。他說:“一部有價值的影片之攝制,在攝制前有一段長時間的準備工作,尤其是關于內容的研究,這段時間往往比攝制時間尤久,而其重要性也較高于攝制工作?!段骺怠愤@部紀實影片,看的人兩個小時便看完了,可是攝制人員當時就地收集的資料,有若干重要文獻的摘要抄本和親自繪制的圖表以及善本圖書等,累積尺許。從此一例中,可見攝制人員須為觀眾選擇對象,除實地考察而外,搜集文獻,以供研究,當為不可少之步驟?!盵5]
《雅安邊茶》與《西康跳神》
藏語稱茶為“甲”,漢族先人在古時亦稱茶為“檟”,陸羽在《茶經》中說:“其名一曰茶,二曰檟”。任乃強先生在《西康圖經》考證說:今日藏族稱茶為“甲”,其實是“檟”的譯音。[6]馬幫古道的出現使古代城郭的輪廓日益成型,在作為中心驛站的城市出現以前,村落一般是沿著江河的自然流向分布的,古道沿著江河行走,沿途可以有各種交換。中心城市出現后,連接城市的古道就成了往來頻繁的主要干道。[7]康定、德格、甘孜、昌都等康區城鎮就是隨著“茶馬古道”的逐漸形成、興盛之后相繼出現的。康定原名“打箭爐”,“明以前這里幾乎是一片荒涼的牧場,僅有元代留下的碉房和紅教寺院,而明代以后隨著邊茶在此集散,48家鍋莊先后形成日漸繁榮起來?!伹f’實際上是明代以來的漢藏通商貿易的產物?!盵8]即便在英人將印茶銷往藏區后,藏人們仍然喜歡口味更純正的內地“邊茶”。1941年的統計數字表明,內地輸往藏區的茶葉經康定一地出關的就達50萬包,由此再轉運到千里之外拉薩一帶的約有20萬包。[9]在歷時近半年的考察中,孫明經將沿途所見以科考日記的形式詳加記載,路途中并給妻子呂錦璦寄了90多封家書。從他為當時拍攝的8部紀實電影所寫的解說詞中,我們或可領略其時的西康(今四川甘孜州)藏人的別樣生活?!堆虐策叢琛分v述了從雅安到康定180多公里長的茶馬古道上運茶背夫們的故事。川康地區多懸崖峭壁,騾馬在無用武之地,人力攀援背茶進藏是唯一的途徑。
運茶背夫們從事此營生已超過一千多年的歷史,每年四川背夫用臂膀背進藏區的邊茶多達千萬斤,遠遠超過云南馬幫馱茶的總量。當時的高原蔬菜稀少,以肉食為主的藏民靠飲用酥油茶來維持體內的酸堿度平衡,所以“寧可三日無糧,不可一日無茶”。孫明經的鏡頭記錄了一個現已消失的背茶群體,一條廢棄的川康茶馬古道。[10]他撰寫的《西康紀實影片說明》,即該系列片的解說詞,對康人的日常飲食是這樣說的:康人食料以“糌粑”與酥油茶為主。酥油茶即以前述雅安邊茶,置鍋內煮成濃茶,濾去茶葉,將茶置木制茶筒內,加食鹽與酥油(即奶油)少許,以木棒在筒內上下撞擊,棒端有一圓木片,茶筒全部構造,略如氣筒,使油、鹽、茶三者混溶而乳劑化,乃酥油茶??等丝崾蕊嫴瑁咳談虞m飲茶數十碗。每食“糌粑”時亦以酥油茶和之,以手揉捻而食??祵俚貐^高寒,作物以青稞為主,形似小麥,唯穗略短。炒后磨成粉末,即所謂“糌粑”是也。在《康人生活》和《喇嘛生活》兩部紀實片中,孫明經記錄了有關康人生活和宗教信仰的片段?!犊等松睢愤€提到康巴藏族在衣、住、行、娛樂等方面的特點。如衣飾方面,康人一般衣料多用羊毛織成之“氈子”,較講究者則用西藏毛織品??当迸又L發,多編成無數小辮。居屋多以石塊壘成,樓下為牛廄馬槽,樓上是起居室和庫房,樓頂平臺可曬打青稞等作物。住屋窗前喜植花草,并蓄養能說康語之鸚鵡。游牧者皆撐帳篷,隨畜牧之水草環境而遷移。馬匹、牦牛是主要的交通和貨運工具,渡河則乘牛皮筏。日常娛樂方面有跳鍋莊和跳弦子等,婦女數人乃至數十人,圍圈歌舞。領首者執胡琴,隨舞隨拉琴伴唱,眾亦隨歌隨舞抑揚悅耳,舞者盛裝長袖,婀娜輕盈。
在歷時半年的考察旅途中,孫明經還用鏡頭記錄了藏傳佛教中僧侶們的生活片段,值得一提的是極具特色的康地喇嘛們的“跳神法會”,在為跳神法會撰寫的文字中,他做了這樣的介紹:“跳神之目的有三:一慶祝秋收,二驅除邪鬼,三為來年祈禱。每次舉行‘跳神’輒人山人海,扶老攜幼,來自百里之外。所攝角色有女王一,春夏秋冬神各一,墳王二,獅王、牛王各一。傳某藏王焚經廢佛,一修密宗者憂之,設跳神之法,請藏王參觀,于跳神之際,以法器殺之,佛法乃得弘揚。演畢以沸油燒鬼去邪?!边@和現在藏戲中很多面具類型與故事結構頗多類同之處,而類似的跳神儀式現在仍然在藏地民間出演。《西康跳神》一片充滿了濃郁的藏地宗教人文氣息,這部在甘孜寺拍攝的紀錄電影表現了藏傳佛教中一種古老而神奇的祭祀舞蹈(儀式),儀式因季節的輪轉而有不同的意義。從保佑寺廟、祈愿和平、豐收到辭舊迎新,在莊嚴肅穆的宗教氣氛中,佛家弟子們通過跳神來表達自己內心神圣的境界。在片中孫將喇嘛們的跳神動作和藏民們觀看的神情反復切換,營造了一種強烈的視覺節奏和藝術氛圍。當時康區人口約30萬,光喇嘛就有4萬余人,普通藏族人家如有兩個孩子,一般來說其中一人須出家為僧。僧俗比例是相當高的,等于是八九個人里面就有一個是僧人。擁有3500名僧眾的甘孜寺是當時西康最大的寺院,院墻內的壁畫和佛像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技藝筆法、色彩、立意等極具特色,造型構圖寓意深遠。藏傳佛教為康人所普遍敬仰,風馬、瑪尼堆等藏文化象征物隨處可見。此外,孫的鏡頭還留下很多當年的轉經、法會等宗教儀式的情景,供讀者追想當年。“轉經筒內裝印制之經文,若干千遍以致萬萬遍,小者手插,大者須數人推轉,每轉一次即無異祈禱千百萬遍?!?937年九世班禪在玉樹圓寂后,肉身也輾轉至甘孜縣香根拉丈保存。孫明經還記錄了甘孜班禪行轅其時正在興建世界最大之轉經筒,經筒內裝“百字咒”經文十億遍,用來為“天人、達旦神族、人類、牲畜、惡鬼、地獄、魂冤以及一切眾生祈禱平安”。
中國的“格里爾遜”
1927年,島國英倫的格里爾遜拍攝了《飄網漁船》(Drifters),此后在英國發起了一場影響深遠的“紀錄電影運動”,開始了紀錄電影以影像語言記錄歷史進程和社會變遷的歷程。其時華語電影事業也已初具規模,格里爾遜拍攝《飄網漁船》那年,孫明經考入南京金陵大學物理系。(1952年院系調整后,金陵大學與中央大學一起合并于新成立的南京大學。)此后七年在金大和中央大學學習物理、電機等專業,兼修戲劇、音樂等學科。1930年代初,中央大學(現南京大學)物理實驗室制成第一套具攝取—傳輸—還原顯示圖像功能的電視攝、輸、顯系統,此為中國電視史的開始。1931年,對電影的重要性有敏銳認知的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來到金陵大學電影教育委員會,作了題為《電影與教育》的學術講演。孫明經作為書記員記錄了全文概要,在演講中,蔡先生不僅提出了“電影哲學”的命題,而且還預言道:“得電影者得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11]
早在1922年,金陵大學就在國內率先開設了電化教育課程,是中國教育電影的始作俑者,此后逐漸成為中國電影教育的搖籃。1936年,孫明經在該校主持創辦了“電影與播音專修科”,培養了第一批電影和播音方面的專業技術人才。1940年,孫明經赴美考察教育電影,在紐約美國影片中心社和明尼蘇達大學視覺教育中心,他目睹了美國同行在電影技術方面的成就,“感觸最深的是紀實影片所采用的獨到的技術,和洗印技術的新發展?!?941年從美國回來后,孫明經出任金陵大學電影部主任,第二年他創辦了中國第一本電影學術雜志《電影與播音》月刊,并任主編。抗戰時期訪華的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贈送給金陵大學《大河》等十余部紀實片。美、英等同盟國捐贈了幾十部集紀錄電影給金陵大學,金陵電影部資料室擁有的國外電影理論和制作、電影技術等方面的專業刊物甚至讓今日大陸高等影視院校也汗顏不已,近20種原版專業理論刊物如《電影論壇》、《美國攝影機》、《全美電影評鑒》等充分顯示了金陵大學在電影理論和技術上與國際接軌的特征。
1931—1948年間,金陵大學共拍攝了112部影片,其中孫明經個人的作品占了半數以上。他拍攝的作品《農人之村》,是中國第一部獲得國際獎的影片,《日食》、《防空》和《鄉村建設》等具有重要價值的作品都完成于這一時期。孫明經曾說過“:1936到1937年我們有過兩年的黃金時代。不過,那時間實在太短了”。1946年,因為他在發展和傳播文化教育、科技推廣方面的卓越貢獻,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聘為首屆中國委員。孫明經的電影拍攝實踐和理論建樹使他成為早期電影學和人類學電影的開拓者之一,他所在的金陵大學也是該時期華語紀錄電影運動的中心,他被認為是中國的“格里爾遜”。2003年孫明經的子女們將孫當年的考察記錄整理出版了《1939年:走進西康》(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年)一書,使之成為與影像作品結合的文字文本,在某種意義上也充當了孫這些無聲影片的旁白。
同中電、中制、中教等電影制作機構相比,金陵大學電影部作為一個聲譽卓著的電影教學、實踐和理論研究并舉的機構,更得益于同國外尤其是美國教育電影機構同行的交流,這跟大學的美國教會背景和淵源不無關系。孫明經和他的電影團隊密切關注國際上相關電影設備的革新、技術進步和新技術的運用,積極謀求同美國和世界電影主流在技術和電影觀念上的同步增長和接軌。金陵大學主辦的《電影與播音》刊載了很多美國和國際上電影技術、設備更新以及最新教育電影應用成果等方面的資訊,如《貝浩公司16毫米有聲放映機》、《單系及復系錄音法》、《日冕電影攝影機》和《16毫米影片在空軍之運用》等。
孫明經認為電影最重要的功能是傳播與教育。他在《電影是什么》一文中指出:“電影是記錄和傳播文化的媒介,電影是教育和建設的力器,電影是促進國際和平的橋梁,電影是促進世界大同的媒介。”[12]孫明經可說是金陵大學一系列電影教育、拍攝實踐和放映活動的靈魂人物,這個華語電影史上“格里爾遜”式的人物,幾乎是以一人之力推動了一場華語紀錄電影運動。但是歲月的崢嶸和滄桑幾乎已湮沒了這位中國電影學和人類學電影的先驅,舉凡教育電影、民族志電影的拍攝、國外電影理論和技術的引介、國內第一份理論刊物《電影與播音》的創辦以及對電影教育事業的推動等等,孫明經對華語紀錄電影的開創性貢獻幾乎可與英國紀錄電影運動的發起人格里爾遜相提并論,更何況他們的電影理念又是何其相似,而且力求躬行的孫明經不僅帶領他的團隊拍攝了百余部集的紀錄電影,他本人還親自拍攝了50多部紀錄片。除了抗戰漂泊時期拍攝的《自貢井鹽》(1938)和《西康》等片外,戰后金大重返南京后,孫明經繼續拍攝了《民主前鋒》、《交通》、《南京》、《華西村》等片,《民主前鋒》是華語電影史上的第一部彩色有聲片。孫明經是一位高產的制作人,他的電影實踐一直堅持到1948年,后因時局變動等社會大環境原因而不得不停止拍攝。1949年大陸易幟,孫明經和同仁們攜金陵大學電影部的電影器材和資料被調整到中央電影學校,后改名為北京電影學院。期間這位老右派慘遭抄家等政治厄運,改革開放后才繼續在電影學院執教一直到1992年去世?,F在許多聲名顯赫的導演和明星,都受過他的啟迪,攝影系出身的張藝謀也是這位電影界前輩的入室弟子。而孫先生在抗戰后期對華語電影“以世界市場為出路”的愿景亦在一個甲子之后由李安和張藝謀等的作品得以實現。(本文作者:張明單位:中國傳媒大學藝術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