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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本積累概念及其實際意義

從《資本論》的范疇體系來看，資本積累概念是屬于再生產范疇，考察此概念需從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及其循環往復的角度去作出認識。《資本論》中有時也把資本積累作為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的同義語來對待。從概念規定本身來說，所謂資本積累，是指剩余價值轉化為新資本的過程。資本積累的前提，首先是要生產出剩余價值，當然，這時剩余價值“是體現為剩余產品或所生產的商品中由無酬勞動物化成的相應部分。”但是，“生產出剩余價值，只是結束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第一個行為，即直接的生產過程……現在開始了過程的第二個行為。總商品量，即總產品……都必須賣掉”[1]，這是實現資本積累的第二個前提；因為如果商品賣不掉，不只是剩余價值，甚至是資本也會部分或全部地損失掉。然而，剩余價值或此時的剩余產品，要想在流通中順利得到實現并不那么容易，從社會總資本的觀點來看，體現為剩余價值的這部分商品必須要能夠賣得出去（即變為貨幣），其中用于積累的那部分價值又要能夠在流通中購買到所需的追加生產資本實物要素，——只有滿足了這些流通條件，企業的剩余產品才能順利轉化為實際積累的資本。然而，馬克思的一個重要觀點是，由于資本積累過程中存在著剩余價值生產和剩余價值流通兩個方面的前提條件，并且這兩個領域通行的是不同的規律，這使得資本積累概念本身存在著深刻的內在矛盾。馬克思說：“直接剝削的條件和實現這種剝削的條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僅在時間和空間上是分開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開的。前者只受社會生產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產部門的比例和社會消費力的限制。但是社會消費力……是取決于對抗性的分配關系為基礎的消費力。”

從資本主義發展的觀點來看，資本追求更大剩余價值而不斷進行積累和擴大生產規模的沖動，會時時被剩余價值實現條件的制約所打斷。剩余價值生產和剩余價值實現之間的矛盾，是資本積累過程的內在的結構性矛盾，是資本積累的基本矛盾。作為資本積累基本矛盾的剩余價值生產和剩余價值實現的矛盾，實際上是生產和消費矛盾的表現。因為從社會擴大再生產的觀點來看，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不斷發展，剩余價值或作為物質載體的剩余產品，其數量已經變得異常龐大，這部分社會產品的實現，如果只是用于滿足資本家們的個人消費，是無論如何也消費不完的，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狹隘性卻又排除了雇傭勞動者和其他人來生活消費這部分剩余產品的可能性。由此引出的結論必然是：剩余價值必須有一個比例用于積累即轉化為追加資本，或者說剩余產品必須有一個比例是作為資本品存在，以便用于作為追加生產資料。可見，資本積累存在著客觀必然性，這不是資本家們主觀上想不想積累的問題，而是整個資本主義經濟的正常運轉要求社會總剩余價值中必須有一個比例用于積累，否則，剩余價值的實現就會存在困難。由此，剩余價值生產和剩余價值實現的矛盾使得資本積累具有自動性，它不斷自行地推動著資本主義經濟向前發展，我們平時所說的“資本主義生產具有無限擴大的趨勢”這一論斷，其所包含的內容正是于此。也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馬克思稱資本積累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主動輪”，資本家們只有不斷推進積累“才有歷史的價值”，也才有“歷史存在權。”

堅持資本積累概念倡導的投資理念對于我國現實經濟生活中企業的積累和投資行為具有指導意義。資本積累概念的再生產性質，要求我們在現實經濟生活中進行投資和擴大再生產的決策時，應有廣闊的視野，有一個基于再生產諸環節考量的可持續的投資理念。然而，一段時間以來，在地方政府主導城市發展的體制下，將投資只是視作一種孤立的經濟行為，投資決策并非出于市場考量，而是城市領導者為追求GDP而“拍腦袋”的結果。由此而產生了人們所熟知的一些經濟現象：盡管從全國來看一些產業已明顯市場飽和，但仍有一些地方卻仍在堅持投資長線產業；一些城市不顧實際地追求數量發展而盲目投資房地產，致使成片的商品房賣不出去，被稱為“鬼城”。我們認為，地方政府的這些思維模式和做法明顯違背了資本積累概念所蘊含的原理。資本積累概念所要求的投資理念應當是全面和可持續的，它要求在作出投資決策前需要審視和分析該產業的生產、流通、消費等諸環節，如生產領域中的生產力狀況分析，流通領域中的市場競爭態勢及銷售渠道狀況分析，消費環節中的產品使用及庫存狀況分析等，這當中尤為需要注重的工作是：用于積累的追加資本的投入能否給生產過程帶來創新性變化，并導致企業的技術水平和勞動生產率乃至產品品種結構能夠在同行業中領先。因為依據馬克思的資本積累理論，在現代產業技術條件下，資本積累要想能夠持續推進，新資本投入引致生產過程發生創新活動應成為其中的首要因素。

二、資本積累理論中的技術創新思想應包括工藝創新和產品創新兩個部分

在《資本論》里，馬克思關于技術創新（這是筆者的用詞，馬克思并未使用此概念）的敘述，實際上是假設生產力的提高只體現為工藝創新而沒有產品創新，因此他的由資本積累引致的經濟增長理論中，只體現為經濟數量的增長而無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的擴大。在《資本論》第1卷的第四篇，相對剩余價值的增加是以現有產品生產上的勞動生產力提高為條件，這就需要用工藝創新來增加單位時間的產品量，降低單位產品的活勞動耗費。所謂工藝創新，是指在既定的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下，通過對生產過程的改進和革新來增加單位時間內生產的產品數量，以滿足社會消費的需要。在《資本論》第2卷的第三篇，遵循同樣的假定，馬克思是以消費品生產和資本品生產構成的兩部類圖式來分析社會經濟增長，技術創新只體現在社會總資本有機構成的變化上，而并未體現在新產品的出現及生產部門結構的擴大上。然而，社會對某種產品的消費需求總有邊界。一旦邊界來臨，即社會對于既有產品的消費需求得到滿足后，又會發生什么情況呢？這一點馬克思在《資本論》三卷正文中未作說明，但在他的《政治經濟學手稿》中卻給予了敘述。馬克思認為，一旦既有產品的消費需求得到滿足后，一方面，因積累而產生出的更多的增量資本無處可投，另一方面，由于既有產品的勞動生產率提高而從原資本中節省和游離出來的資本和勞動無處被使用。“例如，由于生產力提高一倍，以前需要使用100資本的地方，現在只需要使用50資本，于是就有50資本和相應的必要勞動游離出來；因此必須為游離出來的資本和勞動創造出一個在質上不同的新的生產部門，這個生產部門會滿足并引起新的需要。”

可見，推進工藝創新的結果中，蘊含著產品創新的必然性。馬克思在他的《（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對于剩余價值生產過程中的產品創新思想作出了精彩的論述。馬克思指出，在絕對剩余價值生產條件下，“資本的趨勢是：（1）不斷擴大流通范圍；（2）在一切地點把生產變成由資本進行的生產。”因為在這樣的條件下，不斷擴大流通的外部范圍，會創造出更大的產品及剩余價值實現的空間條件。“另一方面，生產相對剩余價值，要求生產出新的消費；要求在流通內部擴大消費范圍，就像以前[在生產絕對剩余價值時]擴大生產范圍一樣。第一，要求擴大現有的消費量；第二，要求把現有的消費推廣到更大的范圍，以便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產出新的需要，發現和創造出新的使用價值。”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關于產品創新的這一天才論述，是他的《資本論》正文三卷中所沒有的。筆者通俗闡述這一論述的精神要義是，所謂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條件，即是在現有的產品生產體系條件下，不斷生產出來的更多產品量和剩余價值量要想順利得到交換和實現，只有依賴于市場的外部擴展，或如馬克思所述，“創造世界市場的趨勢已經直接包含在資本的概念本身中。”然而，市場空間終究是有限的。而在相對剩余價值生產條件下，由于產品創新，新產品的不斷出現以及新興生產部門的建立，就會在質上擴大勞動的社會分工體系和產業結構體系，從而也就擴大了產品交換價值體系。這樣，在資本積累和不斷的擴大再生產進程中，資本就可以通過這種內生性市場的創造，來周期性地克服產品和剩余價值實現的障礙。從這一角度認識，市場空間似乎具有無限性。《資本論》的邏輯是在沒有產品創新思想情況下作出演繹展開的。從《資本論》中資本積累理論的框架分析，在社會生產力進步只是表現為工藝創新和社會分工體系不變的條件下，一方面，由于工藝創新不會擴大產業分工的結構，而只反映在社會總資本的有機構成變化上，這樣，隨著資本積累和資本主義生產發展，必然導致平均利潤率趨于下降；另一方面，由于社會分工體系不變，生產既定產品的勞動生產率提高和使用價值數量增加，也使得剩余價值生產和剩余價值實現的矛盾尖銳化，導致資本積累難以為繼和資本主義經濟各種矛盾激化。由此，最終得出“資本主義喪鐘就要敲響”的結論也就順理成章了。然而，如果把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的產品創新思想引入《資本論》的邏輯，那會出現什么情況呢？我國《資本論》研究學者孟捷早在本世紀初他的一篇《產品創新與馬克思主義資本積累理論》論文中就寫道：“為什么馬克思本人當初沒有把這個思想寫入《資本論》呢？是因為《資本論》是未完稿嗎？還是因為這個思想一旦載入，會削弱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的鋒芒？不管出于什么原因，《（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的天才論述，撼動了《資本論》中的資本積累理論的基礎。這是因為，從產品創新的角度看，全部三卷《資本論》建立在不適當的假定基礎上。一旦取消這些假定，馬克思主義關于資本積累的理論就會呈現出另一個面貌。”

當然，孟捷的觀點是屬于一家之見。從以上的討論中也留下了一些問題有待學者們作出思考，如：第一，如何完整地看待馬克思的資本積累理論；第二，如何看待工藝創新和產品創新的關系；第三，如果在《資本論》的邏輯中引入產品創新思想，是否能夠否定最終敲響資本主義“喪鐘”的結論。就第一點來說，筆者以為，完整地看待馬克思的資本積累理論，就是將《資本論》和《（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的相關思想統一在一起，也即從工藝創新加產品創新的技術創新整體上，而形成的資本積累理論。我們不能將《手稿》中的產品創新思想與《資本論》中的工藝創新思想割裂開來，更不應把二者對立起來，認為產品創新思想一旦加入便會導致資本積累理論中的某些重大觀點和結論的削弱乃至否定。我們應堅持從這一視角來認識完整的統一的馬克思經濟學的資本積累理論。其二，關于工藝創新和產品創新的關系，筆者認為，無論從理論還是經濟實踐來看，二者皆存在著相互促進和相互轉化的關系。一般而言，一方面，工藝創新可以提高既有產品的生產效率，使之在變得質優和價廉的同時，將產品銷售擴大到更多的消費者群體，而獲得更為廣闊的市場空間；同時，工藝創新的結果，也會引發消費者新的消費欲望和對潛在新產品的向往。這些，是為產品創新準備了經濟的、技術的和心理的條件；另一方面，產品創新和新產品的出現也為工藝創新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因為新產品在生產的初期總是不那么完美，需要通過工藝創新把生產成本降下來，并穩定產品的品質和效能，而開辟更大的市場。因此，工藝創新和產品創新二者具有不可分割性，它們共同構成了當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運行中的典型現象；以技術創新為發動點和樞紐點，資本積累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進程與規律才能得到本質闡明。南開大學的《資本論》研究學者高峰曾撰文從邏輯和歷史（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長期運行的統計數據）的雙重角度對于工藝創新和產品創新的關系作過精彩的闡述。其三，關于在《資本論》邏輯中一旦引入產品創新的思想，是否能夠最終導致否定“敲響資本主義喪鐘”的邏輯結論，本文認為不足以否定這一最終結論。這主要是由于，即使在《資本論》的資本積累理論邏輯中加入了產品創新因素，也不足以消除剩余價值生產和剩余價值實現這一結構性矛盾，銷售市場的制約一直是資本本身所難以解決的問題。再進一步說，無論資本如何頻繁地推進產品創新，社會經濟的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如何不斷地更新和擴張，“資本作為生產出來的產品總會遇到現有消費量或消費能力的限制”。只要社會生產采取資本的生產方式，消費不足始終是資本本身的性質所產生的限制，這一矛盾是不可克服的。據高峰教授對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一百余年來的經濟統計數據的分析，也表明了包括產品創新在內的資本主義國家長期的創新和發展歷程，并未能從根本上避免市場不足和商品生產過剩問題，平均利潤率下降和生產與消費的對抗性矛盾仍然是今日資本主義經濟之夢魘。

三、技術創新是資本積累及社會經濟長期增長的動力

資本積累是社會經濟實現長期增長的價值源泉，是條件，但不是動力。實現社會經濟長期增長的動力并非來源于交換價值層面的增量價值的投入，而應是來自物質生產層面所形成的新因素。資本積累只是這種新因素形成的經濟條件或基礎。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的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理論中提出的社會經濟增長模型，在經濟思想史上較早地回答了關于經濟增長的動力問題。馬克思的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理論，是從單個企業提高勞動生產率和整個社會提高勞動生產力、超額剩余價值產生和相對剩余價值形成相轉化的關系上，構劃出了一個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經濟自行增長的模型。該模型運作的發動點或動力源，是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產力提高。由于個別先進企業率先改進技術而提高勞動生產率能夠獲得超額剩余價值，這種情形會被同行企業所模仿和為此進行投資，其結果是全行業的技術改進和勞動生產率提高；當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產力提高普遍發生于各個生產部門乃至整個社會經濟時，便是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不斷發展。然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并沒有將改進技術提高勞動生產力這種行為概念化。之后的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被認為是第一個把技術創新概念及其對于資本主義經濟的重要性從理論上引入經濟學的人。馬克思所述的這種經濟主體改進技術以提高勞動生產力的行為其實就是技術創新。馬克思應當是經濟思想史上第一個在實質上提出技術創新機制及其對于社會經濟增長具有動力作用的學者。只不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的技術創新只局限于工藝創新，未包括產品創新。另一方面，由于工藝創新只能帶來既有產品結構體系下的使用價值生產量的增加，需要拓展更大的外部市場去實現之，這就使得馬克思的以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為基礎的資本積累理論存在著一個邏輯上的界限。盧森堡正是依此而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資本積累“崩潰”模型。1913年，盧森堡在她的《資本積累論》專著中提出的資本積累“崩潰”模型的基本觀點是：由于資本積累在結構上要依賴資本主義之外的外部市場以實現自身無法吸收的剩余價值，這一點是推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走向對外擴張的驅動力；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把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納入世界市場，這個外部市場也就越來越小，這樣一來，剩余價值的實現就變得越來越困難。資本積累最終將因資本主義外部市場的消失而趨于崩潰。盧森堡當時可能是在未曾知曉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敘述的關于產品創新和新生產部門形成會帶來社會分工和交換價值體系擴大這一重要觀點的情況下提出資本積累“崩潰”論的。資本積累“崩潰”論是建立在單純工藝創新而忽略產品創新的基礎之上的。而單純的工藝創新難以保持社會經濟的長期增長。

關于產品創新的重要性及其對于社會經濟成長的動力作用，馬克思以后的經濟學家們陸續從理論上作出了重要發展。例如，1912年，荷蘭學者范•蓋爾德倫以大量統計資料確證，在1850—1873年間、1896—1911年間，西歐和北美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由于重大產品創新以及所引起的一個或幾個新部門的迅速成長，出現了兩次資本積累的長期擴張，第一次擴張的主導部門是鐵路建設及其所產生的金屬、鋼、煤的生產擴大，第二次擴張的主導部門是電力和汽車工業的形成及其給社會經濟帶來的革命性變化。此后的熊彼特提出了“創新蜂聚假說”，他認為作為推動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動力的創新，在時間上不是均勻分布，而是以蜂聚形式出現，諸如蒸汽機、鐵路、電力和汽車等重大產品創新，推動產生了具有擴張性質的資本積累長波。在20世紀70年代，德國經濟學家門施在以實證方法證實熊彼特的“創新蜂聚假說”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蕭條引致創新蜂聚的假說，并明確區分了所謂基本創新（即建立新部門的產品創新）與工藝創新，提出基本創新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最重要的動力，經濟停滯是導源于基本創新的匱乏。

本文認為，以上經濟學家們的這些說法，并非是無視工藝創新的重要作用。缺乏工藝創新過程的產品創新，對于社會經濟的推動作用難以完整和牢固。產品創新開辟了社會經濟的新領域，提供了獲得新發展的廣闊空間和能力；工藝創新的作用，則是在產品創新的基礎上對其作進一步的降低成本和品質提升，同時也在為以后的產品創新預示著新的方向和準備條件。總之，包括產品創新和工藝創新在內的技術創新概念，構成了現代社會經濟長期成長的原動力；并且，在這一方面，我們應當確認馬克思在其經濟理論中提出的技術創新思想及其對于社會經濟長期成長具有動力作用這一理論貢獻，并應當肯定馬克思的這一貢獻在該研究領域的理論發展長河中具有“先驅者”的地位。

作者：王永年單位：安徽財經大學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