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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學技術已成為現代性社會的基本特征

(一)科學技術手段是現代性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

現代社會與科學技術具有共生的關系，如果沒有科學技術的進步，現代性社會就會失去其存在與發展的動力，馬克思認為:“資產階級除非對生產工具，從而對生產關系，從而對全部社會關系不斷地進行革命，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韋伯指出，科學技術理性從根本上促進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及相關官僚國家的興起，不斷地使行動理性化并使人類行為適應于技術效能的標準。”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科學技術在現代性社會中的作用愈加突出，逐漸成為社會生產的主要手段和基本動力，“理性自身已經成為萬能經濟機器的輔助工具。理性成了用于制造一切其他工具的工具一般，它最終實現了其充當純粹目的工具的夙愿。”尤其到了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技術在社會生產中處于主導地位，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和動力源泉，哈貝馬斯認為“技術和科學便成了第一位的生產力”，“生產力的連續進步取決于科技的進步”。

(二)科學技術理性成為現代性社會合法性的重要基礎

現代性社會中科學技術成了社會生產最重要生產手段，而科學技術觀念成為人們普遍接受的思維形式，深刻影響了人們對于自身存在方式的理解，成為現代性社會統治合法性的重要力量之一，“意識形態是在生產過程本身中，這一見解以富有刺激的形式揭示了普遍的技術合理性的政治方面。”霍克海默與阿多諾指出，在現代性社會中，科學技術的進步“迫使按著技術裝置塑造自己的肉體和靈魂的個人，進行自我異化”，人們的行為和思維逐漸的科學技術化，在此基礎上認可了科學技術的力量，從而保障了現代性社會的統治及其權力形式的正當性，“今天，統治不僅通過技術而且作為技術而使自身永久化并不斷擴大，技術為不斷擴大的同化所有文化領域的政治權利提供了很大的合法化”。哈貝馬斯也明確指出，“科技的進步甚至具有使統治合法化的功能”，而現代社會就是就是“借助于目的理性活動的子系統而開始的合理化過程為標志的”，科學技術理性是現代社會合法性的基礎，科學技術對于資本主義統治的具有重要的維護功能。

二、科學技術意識形態構成晚期資本主義統治的重要力量

法蘭克福學派早期代表人物認為，科學技術作為現代社會的發展的基本動力與統治合法化的重要基礎，具有意識形態的功能或曰科學技術是現代性社會的意識形態，但是哈貝馬斯不同意這種觀點，他認為科學技術意識形態并不存在于現代社會的所有階段，而是出現在現代社會晚期，即科學技術只是晚期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它既是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結構重要的有機組成，又是維護現代社會統治的重要力量。

(一)科學技術意識形態是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重要因素

科學技術意識形態屬于晚期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形式，其產生的背景就是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新特征。晚期資本主義的第一個特征就是國家干預活動的增加，其實質乃是政治結構的科技化:“它不管實踐問題，因而也不管關于接受似乎只涉及民主的意志形成的標準討論……國家活動的任務表現為技術任務”。晚期資本主義的另一個特征是“科學成了第一位的生產力”。在這兩種特征形成之后，現代社會使得“自然科學成為教條，使它看不見可以影響和構造其運作的惟妙價值觀體系時，科學自身就變成了意識形態”，即只有到了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技術才成為了意識形態這一當代社會的重要構成因素。科學技術成為第一生產力和國家政治活動的科學化為科學技術意識形態提供了合適的社會土壤，在這種語境中，科學技術意識形態作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滲透到非政治化的廣大居民的意識之中，成為社會主導思想觀念與意識形態形式。而這種意識形態則逐漸塑造人們的自我理解，一方面將傳統的文化價值作為落后的要素排除出去，將科學技術價值作為唯一的價值形式;另一方面，科技意識形態背后的目的理性系統則壓制了人們的交往活動和語言系統，樹立了目的理性系統獨大的局面，從而使得交往活動逐漸萎縮，退化為一種畸形的交往，成為科學理性的附屬物。

(二)科學技術意識形態是維護晚期資本主義統治的重要力量

作為一種新型的意識形態形式，科學技術意識形態對于晚期資本主義的社會統治具有重要的維護功能。第一、科學技術意識形態具有較少的“意識形態性”，從而更能維護統治的穩定性。舊的意識形態是“個別的信仰體系或象征形式，它們在世俗化以后出現，服務于發起政治運動或掌握現代社會中的合法政治權力”，而科學技術意識形態并不完全是虛假的東西，它含有一定的技術性和真實性，如補償綱領，而這種補償綱領就是科學技術意識形態的現實表現，其由于解決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某些生存問題以及個人的發展問題，從而獲得廣大人民群眾的認可和接受，從而保證了科學技術意識形態的合法性，也就維護了社會統治的穩定性。第二、科學技術意識形態作為一種隱形意識形態，在突出目的理性系統子系統問題重要性的同時，又掩蓋了人類交往活動中的實踐問題，即忽視了人類社會的自由與解放問題，“工具理性并不僅僅是變成了支配性的，而且成了在資本主義制度中被承認的唯一的合理性形式”，這種意識形態“站在另一個階級一邊，壓制局部的解放的需求，而且損害人類的要求解放的利益本身”。哈貝馬斯指出，科學技術意識形態排除了與生活聯系的問題，將科學技術問題或目的理性的子系統問題作為社會生活問題的全部和解決這些問題的手段，并且通過這種手段的實施及其結果將生活束縛于目的理性系統的坐標系之內，生活于其中的人們開始被科學技術問題及其思想同化，這無形中消解了廣大人民群眾的交往意識與反抗意識，維護了晚期資本主義統治的合法性。科學技術意識形態在維護晚期資本主義統治合法性的同時，損害了人類的整體利益即人類的自由和解放。以科學技術的進步和應用為標志的目的理性活動子系統的片面化發展，取消了以交往理性為內容的制度框架的合理性，使得生產力的發展失去了解放的潛力，成為阻礙人類自身發展的桎梏。

三、破除科學技術意識形態是重建社會合法化的重要手段

科學技術意識形態凸顯了目的理性系統的重要性，卻嚴重損害了交往理性的正常發展，導致人類存在和發展的片面性和異化，這種情況對晚期資本主義的合法性構成了巨大的挑戰。只有恢復交往理性的地位，破除科學技術意識形態的束縛，才能建構一個更為合理的社會。哈貝馬斯設想了幾種可能性的途徑，企圖通過它們反抗科學技術意識形態、恢復交往理性的功能，以便重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合法性。

(一)建立批判的解釋學

哈貝馬斯認為交往理性涉及的是一種主體之間的關系，其中的關鍵是語言理解的問題，他指出，語言是社會系統的“元制度”，對于人們的交往活動具有關鍵性的作用，“把語言理解成為所有社會制度都依賴的元制度具有一種重要意義”。在科學技術理性的壓抑下，交往活動的基礎———語言結構也被科學意識形態所侵蝕，語言成為表征社會權力關系的媒介從而具有意識形態的內涵。而語言的意識形態性又造成了語言交往中的“誤解系統”，使得日常語言交往成為一種“一貫被扭曲的交往”，交往活動失去了其本質，這才導致了科學技術意識形態的濫觴。因此，哈貝馬斯認為破除科學技術意識形態的關鍵和重點就是要改變當前扭曲的語言結構，建立正常的語言交往系統，以達到社會交往活動的合理化。鑒于此，哈貝馬斯提出了“批判的解釋學”的方法，即通過對交往主體的交往方式進行反思，以此來糾正語言交往的歪曲性，這主要包括兩種批判:交往行為者相互對他們的解釋進行批判與解釋者對自己的解釋進行批判，通過這兩種批判，使得交往主體能夠反思性的使用交往能力，破除科學技術理性的束縛，達到“把技術上有用的知識移入生活世界語境……變得明白易懂”，進而在這種理解的基礎上建立起平等自由的對話關系，以此來破除科學技術意識形態的壓制，建構合理的交往活動結構，破除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合法化危機，實現社會歷史的合理性。

(二)實行協商民主

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科學技術意識形態與國家干預活動片面凸出技術問題和補償綱領，而將人類的自由和價值問題排除出去，民主成了虛偽的形式，“在市場和管理的自動調節功能下，我們現代人則要使我們自身的行為與交往的最小化相適應”，“資本主義的致命問題就是把民主工具化……工具性的意識形態僅僅只是統治者愚弄人民的一種手段”。針對這種情形，哈貝馬斯指出，要消除科學技術意識形態對人們的制約，必須要發展一種真正民主化的社會制度，保證人們能夠自由地討論道德實踐問題和人類解放問題。哈貝馬斯提出了協商民主的對策，這種協商民主包含兩個層面的內容，“商議性政治是在意見形成和意志形成過程的不同層次上沿著兩個軌道進行的———一個是具有憲法建制形式的，一個是不具有正式形式的”，前者屬于高度結構化和形式化的強公共領域，主要解決的是社會事實上的民主有效性，通過嚴格的法律程序維護民主的效力;后者屬于以非組織化的輿論為主的弱公共領域，主要解決的是合法性意義上的有效性，通過市民的自由交流和協商，體現民意和價值訴求，但是必須遵循語言交往的真實性、真誠性與正當性等原則和程序。可以看出，這種協商民主是一種程序民主，“民主過程是一種純粹的程序正義，因為在民主過程中并不存在脫離程序的正確性標準;決策的正確性完全取決于過程是否符合程序”。哈貝馬斯主張在遵守嚴格程序的前提下，強公共領域的民主協商應該向弱公共領域開放，以此將公共輿論和公眾意見納入形式化的法律程序之中，“把國家公民和私人法律主體的利益聯系在一起”，保證廣大公民意志的法律化，從而實現民主協商的事實意義上的有效性和規范意義上的有效性，并最終體現并保障廣大人民的意志和權力，在此基礎上獲得人民群眾的認可和擁護，保證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合法性。

(三)發揮社會公眾的力量

通過批判的解釋學和協商民主為破除科學技術意識形態和發展交往理性提供了條件，那么，現實中的交往主體由誰來充當以反對科學技術意識形態呢?哈貝馬斯認為是社會公眾。他指出:社會公眾通過呼吁科學技術專家與政治專家在公共領域中進行對話，可以樹立“人道的科技觀”，將科學技術的選擇同人們的交往活動聯系起來，進行“勞動和語言方面的設計”與“整個人類的設計”，從而達到主客體的解放，進而促使社會制度更加合理化。哈貝馬斯尤其關注學生團體的反抗力量，因為大、中學生集團不像其他社會階層那樣去被動的適應科學技術意識形態及其發揮作用的社會環境，而是從人類的交往活動層面向社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哈貝馬斯從這種要求中看到了破除科學技術意識形態的潛力和建立合理化社會的信心，“從長遠的觀點看，大、中學生的抗議運動，也許能夠持續地破壞這種日益脆弱的功績意識形態，從而瓦解晚期資本主義的本來就虛弱的、僅僅由于群眾的非政治化而受到保護的合法性基礎”。只有瓦解了這種脆弱的合法性基礎，才能真正建立起以目的理性和交往理性和諧發展為基礎的社會運行方式，才能實現更加合理化的社會制度。

四、結論

面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新變化，哈貝馬斯以科學技術為視角深入考察了資本主義發展的理性基礎及其發展趨勢，揭露了科學技術意識形態的運行邏輯及其解決途徑，對于深入批判現代資本主義具有重要的影響。

(一)較為科學地回應了當今資本主義社會的新變化

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出現了諸多的新現象，如何看待這些新現象，特別是如何理解科學技術在當今社會系統中的功能，成為當今社會必須要思考的重大課題。馬克思認為，考察社會的變革必須從物質和精神或意識兩個維度進行，“在考察這些變革時，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借以意識到這個沖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哈貝馬斯確實從社會存在和意識形態方面考察了晚期資本主義狀況，揭示了科學技術的意識形態內涵，“以思想的實證主義形式出現的技術與科學，當其被表達為技術決定論時，它就取代了已被摧毀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而成為一種新的意識形態”。這一論斷表達了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技術與資本主義的共謀性，科學技術價值中立的思想開始動搖，促進了人們對于科學理性的進一步反思。西方理論界在科學技術意識形態觀點的啟發之下，對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進行了多角度的分析與反思，開辟了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批判的新領域，主要表現為將意識形態批判深入日常生活、審美藝術以及自然科學領域，使得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批判理論成為一個包容萬象的理論體系，這對于正確認識晚期資本主義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

(二)開辟了現代性批判的新模式

“法蘭克福學派……在一定意義上都以韋伯和馬克思的概念為基礎來形成他們對現代社會的批判。”面對科學技術濫觴的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哈貝馬斯批判繼承了前人的相關理論成果，對科學技術背后的理性，即工具理性或目的理性系統進行了分析和解釋，指出這種理性形式所蘊涵的階級利益、意識形態及其負面效應，否定了科學技術進步將會帶來人類社會解放的歷史進步觀點，在對現性進行分析的基礎上，對現代性進行了深刻反思與批判;但是哈貝馬斯并沒有完全否定現代性的理性基礎，也不像后現代主義那樣反對一切的理性形式，而是在考察不同的理性形式的前提下，主張揭露目的理性系統對于交往理性的侵犯，將交往理性從目的理性的壓制下解放出來，重新建立交往理性與目的理性之間的和諧關系，以便使得這種兩種理性形式為人類的自由和解放服務。由此出發，哈貝馬斯建立了分析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問題的新模式，即制度框架與目的理性活動子系統模式，“依據制度框架(相互作用)和目的理性活動(廣義上的工具的和戰略的活動的‘勞動’)的子系統之間的相類似的，但又是普遍的關系發展起來的坐標系，更適宜于重建人類歷史的社會文化發展階段”。這種新模式既改造了馬克思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模式，又改進了韋伯的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模式，提出了關于科學技術的目的理性系統與關于社會交往的制度框架系統，并在這二者互相發展的辯證邏輯中說明晚期資本主義的科學技術意識形態問題，這對于解釋當今資本主義的社會現象確實非常有效，對于說明科學技術的發展的雙面性也是非常適用的。當然，哈貝馬斯的科學技術意識形態批判及其批判模式也具有一定的問題，其中的一些判斷和觀點缺乏必要的論證。哈貝馬斯認為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與階級觀點以及意識形態理論已經過時，應該進行重新地解釋與改造，在這一點上未免有些武斷。韋默爾指出，法蘭克福學派包括哈貝馬斯的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批判理論，將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批判，“轉換成工具理性批判;工具理性批判取代了政治經濟學批判，而政治經濟學批判又成為對技術文明的批判”。由于放棄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尤其是社會基本矛盾的觀點，哈貝馬斯在反思科學技術意識形態問題上就顯得深度不夠，力度不足，面對科學技術意識形態對于人們的壓制，提出發展交往活動來對抗科學技術意識形態的壓制，最后將反抗力量歸結于大、中學生團體以及其他社會公眾的抗議活動，而忽視了人民群眾的歷史創造性和歷史主體性，使得其科學技術意識形態理論缺乏現實的批判力度，在一定程度上陷入烏托邦的幻想之中。關于這一點，最后哈貝馬斯自己都承認，“我們只能提出這個問題，而不能有預見性地回答這個問題。”

作者：陳治國單位：山西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