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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錢磊單位：西藏民族學院

傳播

傳播是通過符號和媒介交流信息的一種社會互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們使用大量的符號交換信息，不斷產生著共享意義，同時運用意義來闡釋世界和周圍的事物。美國早期的社會學家查爾斯•庫利認為，傳播是人際關系借以成立的基礎，又是它得以發展的機理。從功能上講，社會距離程度不同的人之間發生信息交流和溝通等傳播行為，為的是滿足結伴、克服孤獨、自我認識、環境認知、社會選擇等需要。

藏漢民族文化傳播的現狀

民族間的社會交往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內容。在甘南州，文化交流與傳播是民族間社會交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深刻地影響著雙方的民族關系。民族關系的好壞又最終決定著民族文化傳播的廣度和深度。所以，文化傳播和民族關系，兩者相互影響，不可或缺。因此，我們在分析該地區藏漢民族文化傳播的現狀時，首先要準確把握其民族關系。

有學者將藏漢間的民族關系類型概括為“對等互助”，其特征為:交往雙方都積極主動地吸納一些外來文化要素并將其納入本民族的文化體系之中;在交往的過程中，雙方的互動表現出時密時疏、時深時淺的特點，具有一定的隨機性，但從整體發展來看，雙方互動的總量是平衡的;互動雙方的民族文化系統對外來文化的排拒力相當，雙方誰都不能夠深入對方的文化核心，改變對方的價值觀念、思維模式和道德倫理。

“對等互助”型的民族關系，對藏漢民族間的文化交流與傳播產生了深遠影響。目前，甘南州藏漢文化交流與傳播的現狀，可以從積極和消極兩方面來分析。

1積極方面

1．1民俗文化的交融

甘南州藏漢民族在民俗上有許多共同之處。飲食方面，平時吃鍋盔饃、油層饃、湯面條較多，有腌制漿水、咸白菜的習慣，喜吃扁食、炒菜。民間節慶方面，甘南州自古就有過春節的習慣，這與西藏等地的藏族過藏歷年的情況不同。該州藏族同胞和漢族一樣，每年也過臘八、小年、大年、正月十五、端午節、八月十五、六月六。過端午節時，藏族同胞用當地的一種野菜做包子，門窗上插放楊樹枝、各種花卉，以求吉祥。八月十五，正值麥收季節，藏漢人民一起宰牛烹羊，喜慶豐收。這些都是該州藏漢民族間文化交流與傳播的結果。

1．2語言詞匯的豐富

藏漢民族間的長期交往，給彼此的語言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成為兩個民族文化交流與傳播的有力憑證。毫無疑問，甘南州的藏族同胞最初的語言是純粹的藏語，但自從與漢族有了文化的交流后，其語言詞匯豐富了很多。如:沙依(山芋)、拌悉(扁食)、當盞(燈盞)、切壺(鐵壺)、當洛(燈籠)、碼卡(卡碼)、卡肩(坎肩)、汗戴(汗褡)、雜粑(糌粑)、伊(油)、勃子(包子)、丹壺(電壺)等?，F在，甘南州的藏族普遍學習漢語，有許多漢族干部和群眾也學習藏語。在商品經濟大潮中，經商的漢族為方便做生意，經常學習一些常用藏語，已有不少人精通藏語。

1．3宗教交往的和諧

作為一種包含傳統最多的社會聯系的精神力量，宗教在現代交往中占據著相當大的比重，影響著交往的方向和效果。就群眾性的宗教生活而言，宗教的交往特征除了想象和超驗的神性外，實際上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與宗教藝術交織在一起的社會交往。在我國藏區，藏傳佛教分為五大教派:寧瑪派、噶舉派、薩迦派、覺襄派和格魯派。甘南州的藏族群眾大多信奉黃教，即格魯派，以拉卜楞寺為代表。

拉卜楞寺坐落在該州夏河縣城以西的大夏河之濱，由第一世嘉木樣活佛創建于1710年，是中國黃教六大宗主寺之一。該寺終年香火旺盛，朝拜者絡繹不絕，尤其在每年的曬佛辯經活動期間，更是人聲鼎沸，信教群眾和僧侶們從四面八方匯聚在此，漢族同胞也會來觀看各種法會法舞、古老的藏戲和南木特劇。藏漢同胞一同沉浸在這片獨特的藏族宗教文化的濃重氛圍之中，盡情領略其風采。

2消極方面

2．1民族文化心理上的沖突從歷史上看，甘南州的藏漢兩個民族基本上都是移民而來。其中，藏族的一部分源于西藏，是唐代東進吐蕃的后裔，還有一部分是明代以后從青海、四川遷徙而來。從甘南州的漢族來源看，從秦漢到明末清初，中原地區的漢族或因歷代王朝的移民政策，或為躲避饑荒戰禍而大批移居此地。民國初年，漢族人口已占有相當比例，逐漸成為該州僅次于藏族群體的一個重要民族。

盡管藏漢民族在此地有著如此悠久的交往史，但正如人類學家喬治•馬爾庫斯所認為，經濟、政治及民族特質等諸多方面的多樣性，決定了不同文化之間無法消弭的差異，從而導致民族文化心理上的沖突。上世紀八十年代，甘南州某鄉的王家(藏族)與吉家(漢族)因牲畜問題發生口角。吉家認為，自家的牛被王家偷走，兩家爭論不休。在發生口角的過程中，吉家的年輕人認為，王家作為“老藏”竟敢欺負漢人，如果打鬧不過“老藏”，在村中沒有面子再見其他漢族年輕人。于是吉某大打出手，王家也不甘示弱，其中一位在公安局刑警隊工作的王家成員正巧在家，抽出手槍打死了吉某。

上述案例里，吉家以是否有面子作為社會交往評價標準，在這種文化氛圍下，吉家始終認為王家作為“老藏”竟敢欺負漢人，失去了面子。這樣一來，吉家對王家產生了一種報復心理，最終將口角演變成一樁命案。由此可見，民族心理對民族關系的影響有好有壞。如果一個民族對另一個民族的認識比較客觀，雙方交往會向著友好方向發展。然而，如果一個民族由于長期受到本族不正確的文化熏陶，對另一民族產生偏見甚至歧視，那么這種不健康的民族心理勢必會帶來民族文化心理上的沖突，造成民族間文化傳播的隔膜。

2．2跨文化傳播的現代性困境

德國社會學家西梅爾曾指出，作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互動，跨文化傳播首先來自于人與人之間的文化差異以及文化陌生感，它更多地表現出人類對新奇的需要、通過認識他者而擴大精神交往領域的需要，這些需要始終是跨文化傳播的內在心理動因。不難發現，甘南州藏漢文化交流與傳播，實質上就是一種民族間的跨文化傳播現象:首先，它的參與雙方———藏族和漢族———是兩個擁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其次，它的產生源于不同民族間精神交往的需要;再次，因客觀存在的文化差異造成的文化沖突，會給民族關系帶來不利影響。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許多藏區加快了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步伐。在社會轉型的大環境下，我們把藏漢民族跨文化傳播過程中遇到的問題，稱為跨文化傳播的現代性困境。

首先，藏漢文化相互影響和吸收一直以來都不是等同的，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規律就是文化相對后進的一方總是要多吸收一些相對先進一方的東西。如今，工業化進程深入到甘南州，愈發加劇了這種不平等。一直以來，藏族民居對旅游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建筑、服裝和禮儀等能直接表達藏民族元素。但是，長期居住在該州的藏族人民對于自己傳統的生活環境習以為常，沒有意識到民族文化的珍貴，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很容易受漢地文化的影響。比如，在城鎮建設中一味模仿漢地城鎮的建設風貌，摒棄了自身的民族的優秀文化以及與藏區大環境適應的城鎮建設風貌。

同時，在工業化進程中，都市社會的大變革推動著藏族群眾生存環境的迅速變遷，這種變遷漂浮在城市現代化的激流中，呈現出自身難主沉浮而又不能隨波逐流的艱難選擇———傳統與現代化、現代化與漢化，這似乎是作為都市弱勢群體(僅指數量上)及其以民間文化樣式存在著的小傳統所注定的命運。在這個充滿無序、解構、調適、重組的變遷過程中，我們看到藏族同胞正試圖尋找自身在流動的城市社會中的重新定位。

面對這種情況，要擺脫困境，重要的途徑在于轉變民族間的跨文化傳播觀念。美國傳播學家彼得斯在考察了人類交流活動的種種困境與傳播觀念的種種悖論后說:“交流的挑戰不是忠實于我們的地盤，而是對別人抱原諒的態度，他們不可能像我們看自己一樣來看我們。我們的問題不應該是:我們能夠交流嗎?而是應該問:我們能夠互相愛護，能夠公正而寬厚地彼此相待嗎?”甘南州的藏漢民族在跨文化傳播的時候，既要學會互相借鑒，展現文化的多樣性，又要注意保護好民族文化特色。

藏漢民族文化傳播的前景

在世紀跨越的今天，民族間跨文化傳播的外部環境每天都在發生變化，“工業化”、“現代性”這些詞匯已不再陌生。民族間的文化差異不可能消除，民族文化心理上的沖突尚在，藏族同胞正經歷著文化上的巨大沖擊……這些都是甘南州藏漢民族跨文化傳播面臨的挑戰。然而，機遇與挑戰并存，我們堅信，在傳統與現代的博弈中，定能尋見藏漢民族跨文化傳播的美好前景。

首先，工業化將會使民族關系在企業文化與傳統民族文化的調適中協調發展。隨著民族地區現代化進程的加快，企業在挖掘藏漢民族文化本身的積極意義的同時，也將所能輻射到的民族地區的周邊文化加以合理整合、傳播，把民族文化中積極的成分通過企業的平臺加以展現，這是甘南州的工業企業所具有的典型特質和優勢，也是發展和提高民族間跨文化交流與傳播水平的新契機。

其次，根據政治學的釋義，現代社會的各個方面都納入了法制化的軌道，社會中大量涌現的新的文化傳播現象都能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內有序運行，不存在任何改變現有跨文化交流與傳播秩序的力量及活動，社會的文化發展過程有序而穩定。我國的甘南州正處在轉型期，要營造良好的文化氛圍，必須借助法律，使該州包括精神文化在內的所有事務都能通過法律的手段得以實現，藏漢民族關系也會因此而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再次，通過大力發展甘南州的經濟，進一步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充分發揮宗教界上層人士在解決文化沖突中的調節作用、大力培養少數民族干部、廣泛吸收和借鑒國際經驗，我們應當有信心把藏漢間的民族關系逐步引導到一個健康的軌道上來，實現民族間更加有效的跨文化傳播活動，促進民族間的共同繁榮進步，這才是中國在21世紀和平崛起的真正的軟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