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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阿瑟•米勒是二戰后美國杰出的現實主義戲劇家，憑借《都是我的兒子》《推銷員之死》《薩勒姆的女巫》等現實主義戲劇作品享譽世界劇壇。文章運用比較文學影響和接受研究的相關理論對米勒戲劇在中國的傳播情況進行評述，以期從理論和方法上深化外國戲劇研究。

【關鍵詞】阿瑟•米勒戲??；跨文化傳播；研究；譯介

美國當代劇作家阿瑟•米勒是一位著作等身、享譽世界的著名悲劇作家。這位戲劇大師創作了大量兼具藝術性和思想性的現實主義戲劇佳作，曾多次獲得普利策獎、托尼獎和多個國際戲劇界終身成就獎。作為文化使者、戲劇家和導演，米勒與中國有著極深的淵源，他不僅是新時期中美兩國關系解凍后第一位來華訪問的當代美國戲劇家，而且還是同時期第一位來華指導中國藝術團體排演話劇的美國導演。他于1983年應曹禺、英若誠等中國藝術家之邀在北京親自執導排演的代表作《推銷員之死》反響非凡，成為新時期中美兩國戲劇交流史上的佳話。此后，他的劇作不斷被翻譯成中文，并被搬上中國舞臺，在中國產生了廣泛而持久的影響力。米勒依據在中國參觀、工作的見聞和感受所寫的《中國偶遇》《阿瑟•米勒手記：“推銷員”在北京》等書籍及其自傳《時移世易》，成為研究以米勒為代表的外國藝術家與中國關系的重要文獻資料。從廣義的角度來講，以米勒戲劇為中心研究米勒在中國的接受和影響情況，對我們了解并掌握外國戲劇經典跨文化傳播的趨勢及影響大有裨益。

一、米勒戲劇在中國的研究

國內學者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就開始關注米勒及其劇作，自新時期以來，米勒戲劇的研究對象日益多元化，具體來說主要分為三類。

第一，對米勒戲劇作品的研究。此類研究在國內起步較早，持續時間較長，成果豐碩。從20世紀60年代至今，米勒一直有成果發表，成果形式包括期刊論文、碩士學位論文、譯著、教材和專著等。在作品分析方面，對米勒名劇《推銷員之死》《都是我的兒子》《薩勒姆的女巫》《墮落之后》《美國時鐘》等的研究在數量上居于首位；在研究方法上，除了傳統的文本分析，各類新的批評理論與方法都被廣泛運用，同時隨著研究的逐步深入，學術界對米勒戲劇作品的關注從單純的作品分析逐步轉入跨學科、多角度的研究，成果數量較多、水平較高，對后續研究極具啟發性。

第二，國內學術界對米勒戲劇理論的介紹、分析和評論始于20世紀。20世紀80年代起，陳瘦竹、郭繼德等學者先后在各類期刊上發文對米勒戲劇創作的特點、內涵和作家的戲劇觀進行系統闡釋。同一時期，還有多位國內學者對米勒的劇論進行翻譯和編輯，先后有多部譯著出版，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郭繼德等譯的《阿瑟•米勒論戲劇》（1986）和由陳瑞蘭、楊淮生選譯的《阿瑟•米勒論劇散文》（1987）。總體來看，此類研究數量眾多、成果影響深遠，正如筆者所言，“（它們）為進一步分析米勒以及西方劇作家的戲劇觀、悲劇及悲劇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為我國話劇藝術理論的發展起到了啟示作用”［1］。

第三，從文化交流和中美戲劇的影響關系角度對米勒進行的研究。米勒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其與國內作家、學者和藝術家的交流互動一直備受矚目。很多曾與他合作過的專家學者，如英若誠、葉君健、資中筠、郭繼德、朱琳、朱旭、顧威和蘇叔陽等，都以米勒為研究對象，分享與其合作的感受。2005年，米勒去世后，這類研究在國內又掀起了新一輪熱潮。與此同時，現有的對米勒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作品研究的廣度和深度有所欠缺。從內容上來看，國內關于米勒作品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推銷員之死》《薩勒姆的女巫》《都是我的兒子》等幾部作品上，對其他劇本（尤其是晚期劇本）的關注度相對較低。從研究角度來看，大部分的作品分析仍以文本分析和社會歷史批評方法為主，方法較為單一，研究視角趨同。其次，跨文化視域下的米勒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從具體操作層面上來看，米勒的作品在中國的跨文化傳播情況、影響以及中國文化對米勒后期創作的影響有很高的研究價值，亟待挖掘研究。

二、米勒戲劇在中國的譯介

國內對米勒這位著名戲劇家及其作品譯介的發展過程與當代中國話劇的發展歷程相適應，除1966年至1976年“”時期以外，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分別是譯介的準備階段、蓬勃發展階段、低潮階段和多元發展階段。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17年間，受國際政治形勢的影響，國內戲劇界對美國戲劇的譯介非常有限，但米勒戲劇仍憑借其鮮明的思想性和獨特的藝術風格走進中國觀眾和讀者的視野。1962年，梅紹武在《麥卡錫主義扼殺了美國戲劇》一文中第一次將米勒及其劇作介紹給國內讀者。1965年，《外國戲劇資料》刊載了《美劇作家阿瑟•米勒訪蘇》一文，簡要介紹了米勒《橋上所見》等多部劇作在蘇聯的演出情況。1965年，該刊又選譯了兩篇國外學者對《發生在維琪的事件》和《墮落之后》兩劇的評論。這些綜合性的介紹使讀者開始對米勒的人生經歷和戲劇創作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認識。

20世紀70年代末，米勒夫婦訪華后，他的兩部佳作《薩勒姆的女巫》和《推銷員之死》接連在國內成功上演。尤其是《推銷員之死》首開國內劇壇邀請美國戲劇家擔任導演的先河，以深刻的思想性和新穎獨特的舞臺藝術表現形式博得了戲劇界和文化界的廣泛關注。此后，我國對米勒各類作品的譯介呈現蓬勃發展的趨勢，經典舞臺劇和廣播劇作品《橋頭眺望》《墮落之后》《美國時鐘》《小貓和鉛管工》《請不要殺死任何東西》《克拉拉》《回憶兩個星期一》《我為什么都不記得了》等，以及電影劇本《不合時宜的人》迅速走進國內讀者的視野。兩部較為完整的米勒戲劇翻譯作品集也接連問世，一是《外國當代劇作選4》，該書收錄了《薩勒姆的女巫》等6部作品，由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另一部是由上海譯文出版社推出的《推銷員之死》，其中收錄有英若誠等著名翻譯家翻譯的《推銷員之死》等經典作品。此外，國內各大中專院校中英文專業外國文學選讀、外國文學評論、英美文學選讀、英美文學史和英美戲劇選讀等課程的教科書和參考書中常常收入米勒的劇作原文或翻譯作品（包括全劇本或片段節選）。與此同時，對米勒戲劇作品及其戲劇思想的研究專著也有很多被譯成中文。據初步統計，自1979年至20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大陸、香港地區共有二十余種米勒作品的翻譯版問世，平均每年都有2至3種作品被翻譯或重譯［2］，這充分顯示了中國劇壇對這位美國著名作家、作品及其戲劇思想的高度重視，這段時間也是米勒戲劇在中國譯介的黃金時期。

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國對米勒作品的譯介發生了新的變化。一方面，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參與主體，各類文學刊物和出版社面對市場競爭的壓力，將具有廣大讀者群的、暢銷的通俗文藝作品確立為向國內讀者譯介的主體。與此同時，戲劇翻譯在整體上處于“譯入語社會文化多元系統中的受忽略、邊緣的位置”［3］，數量銳減，受此影響，米勒戲劇的翻譯在1993—1996年間略顯沉寂，經歷了譯介的低谷。另一方面，隨著經濟與文化全球化程度的不斷深入，米勒與其第二任妻子影星瑪麗蓮•夢露作為美國的大眾文化偶像被介紹給中國讀者。關于二人的介紹性或傳記性作品滿足了人們了解世界、了解美國社會基本情況的需求，并躋身于通俗文藝作品之列。因此，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國對米勒的介紹并未停止，但呈現了通俗化的趨勢。自20世紀末起，文藝界人士反思過去，展望未來，對戲劇以及戲劇翻譯在我國文學的多元系統中應有的位置和作用有了新的認識，米勒作品重新受到國內文藝界和外語界的重視。進入21世紀，多部米勒經典戲劇翻譯作品被重新印刷出版，米勒的自傳性散文，尤其是其兩次中國之行的所見所感，也受到了我國學者的關注。本階段，由米勒本人創作或將米勒作為研究對象的各類作品被大量翻譯，這些譯著為國內學術界、文學愛好者和讀者進一步了解米勒、研究其戲劇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初步統計，自1999年至2011年，米勒在中國被翻譯的作品約有20種，幾乎每年都有1至3種作品被翻譯或重譯［2］。譯作數量之多、質量之高和內容涉及范圍之廣都昭示了米勒戲劇在中國的第二個高潮階段暨多元發展階段已經到來。

三、米勒戲劇在中國的搬演

米勒作品自1981年第一次被搬上中國戲劇舞臺，至今已有30多年。在此期間，中國藝術家對其戲劇演出在藝術呈現形式上從整體接受其新穎的演劇理念，到結合不同時代的特點進行創新，將西方演劇理念與中國化元素相結合，在敘述方式、舞臺設計和戲劇效果等方面進行探索，不斷拓展作品的思想內涵和哲理意蘊。

1．《薩勒姆的女巫》在中國的搬演

《薩勒姆的女巫》是米勒流傳范圍最廣、搬演場次最多的戲劇作品之一。該劇于20世紀80年代初來到中國，受到文藝界的普遍關注和廣大觀眾的歡迎。此后，多位戲劇家以不同的方式將其搬上舞臺，從不同角度結合不同的時代背景對女巫的命運進行詮釋，彰顯了該劇旺盛的生命力和經久不息的傳承性。其中，有兩個搬演的版本最具影響力，分別是1981年由黃佐臨導演，上海人民藝術劇院演出的《薩勒姆的女巫》；步入21世紀以來由王曉鷹導演，中國國家話劇院演出的《薩勒姆的女巫》。1978年，米勒首次來華訪問時曾與當時的上海人民藝術劇院院長黃佐臨舉行會面，并向其推薦了自己20世紀50年代的作品《薩勒姆的女巫》。黃佐臨在排演該劇時，采用了現實主義的方式，在盡量保持和借鑒原劇舞臺風格的同時，將中西方戲劇美學觀念和藝術審美意蘊進行了有機整合。具體來講，這種整合將美國戲劇的寫實與中國戲劇的寫意相融合，在追求真實性的同時，通過寫意的方法來“加深全戲的哲理境界”（李健吾語）［4］。同時，在戲劇功能方面，黃佐臨注意通過對薩勒姆“女巫審判案”的生動再現，突出了戲劇文本和演出與中國社會現實之間的互文性關系，使之具有鮮明的時代性、思想性和批判意義。2002年5月，中國國家話劇院導演王曉鷹攜大批優秀演員對《薩勒姆的女巫》進行了全新的演繹。與上一版相比，該劇的特點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對戲劇的部分情節做了改動，突出人性中善、惡、美、丑等各種因素，表現人的復雜性，強調了對人性的探索。第二，靈活運用假定性手法，根據劇目內容和演出效果的要求設計舞臺空間，創造舞臺意象，突出戲劇演出的假定性和舞臺詩化意象。王曉鷹在藝術上的探索給觀眾帶來全新的審美體驗，贏得了各界的贊譽，使該劇在舞臺上常演不衰，成為“‘文化快餐’時代難能可貴的受中國觀眾歡迎和關注的經典劇作之一”［5］。

2．《推銷員之死》在中國的搬演

《推銷員之死》是米勒創作巔峰期的代表作。該劇1983年在北京首演，受到各界人士的廣泛關注和喜愛，此后一直活躍在中國的戲劇舞臺之上。該劇在我國共有兩個影響較大的演出版本：1983年，由阿瑟•米勒導演，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演出的《推銷員之死》；2012年，由李六乙導演，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演出的《推銷員之死》。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劇壇結合自身發展的需要，采用洋為中用的策略，主動邀請米勒指導北京人民劇院排演的《推銷員之死》。經過曹禺、英若誠等中國戲劇工作者、大量中外學者及相關單位負責人與米勒的多次溝通，各方“在創作思想與藝術風格上達成一致意見”［6］。1983年，在中美兩國藝術家的通力合作下，該劇從前期準備、精心排演到最終成功搬上舞臺，為廣大中國觀眾獻上了一部中西合璧的典范之作，給發展中的中國劇壇樹立了學習、借鑒的范例，同時對亟須革新的中國當代話劇藝術（尤其是中國的現實主義戲?。┊a生了深遠的影響。2012年，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將《推銷員之死》重新搬上舞臺。新版本的亮點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對經典的傳承。復排的《推銷員之死》在劇情與臺詞上未做改動，此舉不僅體現了忠實于戲劇文學原著的原則，而且體現了北京人藝在戲劇舞臺語言表達方式上對自身獨特京味兒風格的繼承和發揚。第二，在演出形式和舞臺設計方面的創新。新版的《推銷員之死》用弱化人物對話交流的演出形式和極簡的舞臺空間布局來破除生活的幻覺，營造出間離效果，激發觀眾的想象，突出了對現代性和哲理意蘊的追求及探索。

3．米勒其他作品在中國的搬演

除了上面提到的兩部作品，米勒的其他劇作中只有《全是我的兒子》《橋頭眺望》《兩個星期一的回憶》《人民公敵》等少數作品被搬上中國舞臺，但其影響都遠不及《薩勒姆的女巫》和《推銷員之死》?；诖?，我們可以看出，米勒戲劇在中國的演出情況與學術界對其作品的研究情況有很高的相似度，即二者都對他的兩部經典悲劇顯示了極高的關注。1981年至今，自米勒戲劇初次被搬上中國舞臺開始，國內的藝術家們就在戲劇理念和實踐上不斷進行新的探索，從最初以學習、借鑒為主，適當加入中國傳統戲劇元素為起點，開始舞臺實踐，到結合不同時代的特點和主流審美品格對劇本進行改寫和再創作，凸顯了中國戲劇家的藝術主體意識。尤其是21世紀以來，新一代藝術家對經典作品的重新演繹，彰顯了中國劇壇在創作理念、導演體系和舞臺表演等方面更大的自由度和更高層次的藝術自覺，說明當代中國劇壇正以日趨成熟的風姿走向世界。

參考文獻：

［1］齊欣，張璐.大眾傳媒在經典作品跨文化傳播中的作用研究——以阿瑟•米勒的經典作品為例［J］.傳媒，2015（7）.

［2］張璐.阿瑟•米勒戲劇在中國的接受和影響1979-2014［D］.太原：山西師范大學，2014.

［3］溫年芳.系統中的戲劇翻譯——以1977—2010年英美戲劇漢譯為例［D］.上海：上海外國語大學，2012.

［4］吳培遠，胡成元.談佐臨導演的《薩勒姆的女巫》［J］.外國戲劇，1982（2）.

［5］韓德星.阿瑟•米勒在中國［J］.戲劇藝術，2014（2）.

［6］錢兆明，歐榮.《推銷員之死》在北京：米勒與英若誠的天作之合［J］.杭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1）.

作者：張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