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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華進單位：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

網絡傳播環境下的民主限度

網絡傳播為政治民主的發展提供了技術支持，彰顯了民主的潛能。但是，在看到網絡媒介這種民主潛能的同時，也應注意到，網絡自身的開放性和自由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對民主的發展造成了負面影響，從而使網絡傳播環境下的民主體現出一定的限度。這種限度主要由以下三方面原因造成：

（一）權力與商業的侵蝕

權力的侵蝕往往體現為一種直接的行政干預，以求達到信息壟斷的目的，如不分青紅皂白下達政令強制關閉有損政府形象的網站，強制刪除涉及敏感議題的帖子等。還有一些干預手段則較為巧妙，如通過制定政策達到事先過濾的目的，或面對某個利益相關事件時保持沉默，而這種沉默不但達不到消解事態嚴重性的目的，相反可能使網絡成為滋生謠言的溫床，對民主政治的良性發展造成更大的破壞。美國心理學者G.M.奧爾波特認為，流言的流通量（R）與問題的嚴重性（）i和涉及該問題的證據曖昧性（a）之乘積成正比，用公式表示即：R=i×a（流言的流通量=問題的嚴重性×證據曖昧性）。可見，事情越重要，與人們的關系越密切，越容易成為流言傳播的話題。而問題情況的曖昧不明，則會引起受眾的猜想臆測，流言迅速蔓延，導致受眾不良情緒進一步擴散。在對信息自由的干預上，權力常常扮演一種事前過濾器的角色。克里斯•安德森在《長尾理論》一書中談到長尾市場中的供需關系時對過濾器進行了分類———事前過濾器和事后過濾器，如表1所示。

安德森認為，事前過濾器和事后過濾器有一個本質的不同：“它們是在產品上市之前實施過濾的。事實上，它們的任務就是決定哪些東西能夠上市，哪些東西不能上市。我把它們稱為‘事前過濾器’。相比之下，我所說的那些推薦和搜索技術都是‘事后過濾器’。事后過濾器會鑒別特定興趣領域內已經存在的東西，突出那些精華（也就是中肯、有趣、新穎的東西等等），壓制甚至忽略那些糟粕。你大可以把任何東西扔進市場，由市場本身來完成去偽存真的任務，而事后過濾器就是市場的心聲。它們會疏導和放大消費者的行為，而不是試圖預測這些行為。”

可見，事前過濾器充當的是守門員，事后過濾器則是顧問，事前過濾器重在預測和把關，因而導致的是信息的壟斷，而事后過濾器只是評測或監測，并把最好的信息產品推薦給消費者，因而帶來的是信息的民主。為防止權力的濫用對信息傳播造成的壟斷，在政府和民意的推動下，網絡信息公開作為民主實踐的一種形式已經開始實施。與網絡問政重在加強公眾與政府的互動不同，信息公開重在把握信息傳播的主動權，以最大的誠意滿足公眾的知情權，防止謠言的產生。其實，早在2008年5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就已實施，政府信息公開按理應成為一種常態，但實踐起來仍遇到諸多障礙。前些年，官方網站的信息有效性和更新度一直遭公眾詬病。如今，微博的誕生提供了一個快捷公開政務的渠道，有新動態可以第一時間公布，然而新的問題出現了：信息公開后也無法制止謠言的流傳，甚至連公眾基本的知情權都無法滿足。問題的癥結可能在于政府信息公開的公文化與空洞性，在文字上玩真相的躲貓貓游戲，沒有講究信息公開的有效性及公開的細節和方式，這種無效的信息公開等同于沒有公開，因而并不能阻止公眾因謠言而盲動。

與直接的信息壟斷不同，商業的侵蝕是以一種更加隱蔽的方式侵犯平等的民主原則。如各類商業廣告就是潛藏在有償新聞中的一匹匹特洛伊木馬。媒介的企業化經營很難逃脫對廣告的結構性依賴，在真相與經濟利益面前，如果無法堅持公共利益原則，媒介的天平就很容易偏向自身的經濟利益。網絡傳播中同樣存在商業廣告的侵蝕，各類彈出廣告和游動廣告轉移著我們的注意力，一些隱性的廣告更是侵蝕著我們的公共空間，網絡精英逐漸成為“企業精英”中的一部分，因而無法保證代表多元利益并提供民主對話的空間。此外，隨著媒介產業化的進一步發展，過去互不相干的媒體不斷進行技術上的兼容，反過來又刺激了媒介產業全球市場的高速發展，商業的觸角也不斷延伸至每一類媒介的每一個角落。合并浪潮的到來為媒介的唯利是圖提供了更便捷的渠道，民主則被阻隔在媒介之外，海科特和凱偌爾不無擔憂地指出：“企業帝國有著繁密、深長的觸角，媒介成為它們的一部分之后，利益沖突和組織內部的自律便成為長期的問題。比如，當美國國家廣播公司網路被能源巨頭和武器承包商通用電器買下來后，它還能積極地報道核能問題嗎？相反，交叉推廣的營銷策略必然會影響編輯部的決策。”

與此相關的問題是，由于網絡廣告商尋求更加精確和具體的目標消費市場，進一步導致了受眾分眾化的趨向。網絡營銷的分片策略及網絡為特殊群體的特殊需要而創辦的個性化網站不僅導致了公民的分化，還使其呈現出加速度的趨勢。而公民分化造成的離心力容易造成不同群體間的隔閡和文化沖突，不利于其注意力的聚焦，從而為公共事務的民主解決帶來難度。

（二）數字與技術的鴻溝

“數字鴻溝”是指經濟能力的不平等所導致的信息服務的不平等，這種信息服務的不平等進而又導致了文化利益和政治利益的不平等，最終造成對民主政治的傷害。海科特和凱偌爾直白地指出：“在唯利是圖的商業化趨勢下，使用媒介信息及其服務能夠提高人民參與政治和經濟事務的程度，但這種權利只限于有經濟能力的人。猶如私營化的醫療業產生了多層次的保健系統，商業化的媒介也擴大了‘信息富人’與‘信息窮人’之間的差距。即使是由廣告支撐的‘自由’媒介也是偏向于富有階層的文化利益和政治利益，因為他們才是廣告商最想覆蓋的目標。廣告有效地強加給媒介一個以社會等級為基礎的審查機制。”在網絡環境中，要實現民主，就要打破這種由數字鴻溝導致的階級分層，防止權力集中于某些所謂的政策精英手中，“民主的邏輯是一人一票，資本主義的邏輯———市場則是一美元（一英鎊）一票”，在看似自由平等的網絡環境中，同樣要警惕人民幣為人民說話的惡劣影響。技術的鴻溝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網絡民主的發展。一方面，網絡媒介的不斷升級及政府在政務公開上對網絡媒介的傾斜，將大批很難掌握網絡技術或無法適應網絡環境的公眾擋在網絡參政議政的大門之外；另一方面，網絡技術盡管已經相當成熟，但是海量信息的存在仍然對公眾獲取有效信息形成了相當大的障礙。網絡技術尚不能有效地消除噪音，而信息的繁多不僅沒有帶來多元化，還可能進一步導致同質化。網民們擁有成千上萬的網址，他們的聲音和呼吁有多大的意義？一百個網址也許等于什么都沒有。網址的繁多并不等于觀點和政策的多元。一個傳媒集團盡管擁有幾十家媒介，但是從自身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出發，其發出的聲音是單一的、同質的，統一口徑的，因而，本質上體現了一種主流意識形態的壟斷。此外，信息的過載，使得公眾從海量信息中獲取有用知識、情報的意愿和能力大大減弱，一般人更愿意將信息的判斷權和決策權交與所謂的專家，自己只是充當被動接收的角色。雖然網絡上也存在大量過濾器，但是過濾后的信息中仍存在大量冗余信息，若不能很好地掌握網絡過濾器的使用技能，仍難獲得切實有效的信息。在這種情況下，公眾的政治態度極易受到某些專家的影響，而所謂的專家，可能只是大眾媒介包裝出來的掌握話語權的“磚家”。

網絡雖然蘊藏著相當大的民主潛能，但是不得不提醒的是，不能因此盲目樂觀。在我國，網民的數量還遠未普及，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2012年7月19日在京的《第30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2年6月底，中國網民數量達到5.38億，增長速度更加趨于平穩，互聯網在易轉化人群和發達地區居民中的普及率已經達到較高水平，下一階段中國互聯網的普及將轉向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群以及發展相對落后地區的居民，因而需要關注互聯網在這些人群中擴散的障礙。這里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我國網民規模繼續擴大，但增速逐漸放緩；過去五年多內助推網民規模快速增長的幾類人群中，互聯網普及率即將觸頂，而其他年齡段和教育水平的人群對互聯網的接受速度很難達到年輕和高學歷群體的水平，造成中國網民增速的放緩。可見，網絡在公眾群體中的應用遠未普及，全民的直接式的網絡民主更是短時期內難以實現，要想突破這種技術的瓶頸，為網絡民主的未來鋪平道路，恐怕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其間，不僅涉及到網絡技術的掌握，網絡素養的形成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大問題。

自由與民主的博弈

網絡世界的自由一度使網民們贏得了一方狂歡的領域，底層民眾也能發出聲音，弱勢群體的權益也能得到一定的保障。然而，隨著自由度的擴大，網民的媒介素養卻并沒有得到相應地提升，網絡中侵犯隱私權、名譽權的事件屢屢發生，更有甚者，利用網絡煽動民眾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對國家政治民主的發展造成相當惡劣的影響。2011年，兩起國際危機事件引發了國內眾多學者對網絡媒介社會功能的反思。一起是2012年初埃及、也門、敘利亞等國發生的大規模示威游行，另一起是2011年8月倫敦街頭發生的騷亂事件。分析這兩起危機事件時，有學者認為，網絡中的社交媒體扮演了三種重要角色：事件的議程設置者、群體的情緒煽動者和暴力行為的組織發動者。這三種角色所表現出的網絡媒體的“自由”潛力和悖論發人深省。的確，如果不能把握好網絡傳播的自由權，網絡不僅不能為大眾所服務，反而成為騷亂事件的推手，給社會的穩定和公眾利益造成更大的傷害。

目前，網絡媒體與傳統媒體正進行密切的互動和嫁接，這種媒介融合的趨勢確實為新聞專業主義展示可持續張力搭建了更好的平臺，然而新聞專業主義的關鍵不在此，平臺當然越寬廣越有張力越好，但匯集新聞并不等同于新聞專業主義，相反，在網絡這個平臺中，違反新聞專業主義的報道并不鮮見。人們開始明白，網絡的自由與便捷帶來的不一定是真相與民主，在充分利用網絡的同時，也要認識到網絡功能的悖論，并時刻對其保持清醒的頭腦。

第一，警惕媒體逼視對隱私權的侵犯。“媒體逼視是新聞媒體對私人領域的過度公開，這種行為不僅給被報道對象帶來負面影響，而且會造成大眾傳媒社會功能的失調。”媒體逼視大多發生在網絡環境下，本質上體現為一種網絡暴力，是對公民基本權利的侵害。盡管其出發點可能是借民主的力量達到輿論監督或解決公共問題的目的，但很多情況下卻只是充當了網民不良情緒的發泄口，不僅侵犯了當事人的隱私權，還對其身心健康造成了巨大的傷害，對其未來的生活更是帶來不可磨滅的陰影。

第二，警惕“情緒性民主”的泛濫。面對網絡中出現的海量信息，很多網民往往迷失其中，無法駕馭和判斷，在這種情形下，他們在思考、分析、執行決策的過程中都可能受到非理性因素的影響。這些都為某些別有用心的組織和個人以可乘之機。一些不法分子打著“新聞”的旗號進行網絡宣傳，公民很容易被其左右，在政治判斷和評價上出現偏差，進而導致非理性的政治參與。因此“，網絡傳播在政治民主化過程中容易形成情緒性民主，由失真、泛濫的民意測驗和被煽動起來的公民情緒所制造的膚淺的虛偽的民主，可能讓決策者的正常決策受到阻礙，甚至使決策者在人聲鼎沸的公民情緒面前無法保持理性，影響社會公平和行政決策的效率。”

第三，警惕無政府狀態下的民主政治危機。“許多人在網絡傳播中崇尚自由主義和無政府狀態，把個人的自由看得高于國家安全和政府權威，例如計算機黑客，出于種種目的，屢屢入侵甚至破壞信息系統，侵犯他人名譽，盜用他人的賬號。很多網民在網絡傳播中享受自由的同時，也時常遭遇信息欺騙和隱私侵犯，所以，自由是相對的，只有在秩序與自由的平衡中才能享有真正的自由。”那些無政府狀態下的失控，將阻礙民眾的自由和民主的發展，甚至有可能將良態的政治爭論演化為惡性的政治斗爭，釀成流血慘劇。

結語

當人們對網絡以烏托邦一般的完美辭藻來包裝它，認為它將如何如何地造福社會、加強民主時，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網絡雖然具有民主的潛能，但并不能保證網絡民主的明天順利到來，網絡民主并無必然性。網絡是一種工具，它可以同時為民主和專制服務；同時，網絡又不能簡單地被還原為一種工具，它的技術性能被帶入社會語境后，就有可能參與社會建構。在此基礎上，我們不能輕易樂觀或悲觀———數字和技術的鴻溝依然存在，網絡的普及遠未實現，網絡所構建的公共領域離真正的決策中心尚遠，自由與民主的博弈也在時刻進行著。至于如何使公民對網絡的運用更成熟更理性，如何使網絡在民主政治建設中的作用更加充分，如何使網絡媒體行業形成健康發展的規范秩序，從而消解網絡在政治民主化進程中的負面影響，還需要業界和學界的深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