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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網絡輿論場的多主體特征

1.網絡空間中的類主體性當前的網絡輿論研究忽略了主體性問題，與傳統的公共參與渠道相比，互聯網技術不僅為公共參與提供高性價比的特殊渠道，更從深層轉變了人的主體性。前工業/資本主義時期的個體主體性主要體現為自在的群體形態的主體性，工業/資本主義時期的個體主體性體現為自為的個體形態的主體性，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時期的個體主體性則體現為自在自為的類形態的主體性。實現類主體性的外在條件不僅包括經濟發展和社會制度優化，還包括溝通技術的進步。互聯網技術的大容量、高速度、智能化和即時性等技術特性，使得“類主體性”至少在技術層面開始顯現。盡管互聯網這種特殊的虛擬空間仍然是“未完成的公共領域”，具有“身份的匿名性、此在的流動性、行為的交互性、語言的碎片化以及政治參與的去權威化和去中心化”等特點[2]，但互聯網平臺低成本、跨時空和互動性等社會特性，已經開始在社會層面轉換公民個體的主體性，使普通公民、利益集團和新聞媒體成為能在網絡空間中與國家對話的能動的網絡輿論主體，而不僅僅是被管制的客體。

2“.一體兩翼四肢”式的多主體關系互聯網的技術特性和社會特性轉變了公民個體的主體性，使其成為網絡輿論的重要主體。除了公民個人之外，在反腐倡廉情境中的網絡輿論參與主體還包括：作為輿論推手的利益集團和新聞媒體（含傳統媒體和新媒體）；作為輿論客體的政府（包括廣義的黨政部門）。四類主體以互聯網為技術平臺，通過民間輿論場和官方輿論場的耦合互動，最終形成網絡輿論。“一體兩翼四肢”式的橫向闡釋（見圖1）。

二、基于agil模型的網絡輿論多主體互動機制

1.作為社會系統的網絡輿論AGIL功能模式是美國社會學家帕森斯社會行動的重要組成部分，該模式將社會系統劃分為經濟（A）、政治（G）、法律（I）以及家庭、教育和宗教（L）等子系統，分別以貨幣、權力、影響和責任作為子系統間交換的媒介。網絡輿論是社會權利的集體表達，是不同利益主體博弈、磋商和妥協的結果，也是民間輿論場和官方輿論場相互碰撞的產物。作為特定技術環境和社會情境下的集體觀念，網絡輿論在社會系統（I）中承擔著部分的整合功能（II）。網絡輿論本身也是一種特殊行動系統，不同行動主體承擔著不同功能。在反腐倡廉語境中，不同行動主體所承擔的功能、各子系統的交換媒介如表1所示。

2.基于AGIL的主體互動機制公民個人在網絡輿論的形成中主要承擔提供信息和參與討論的功能，所有行動以憲法規定的各項公民權利為基礎。貪腐行為是反腐倡廉的對象，貪腐信息是反腐倡廉系統運行的起點，貪腐信息的提供者主要是公民個人。公民個人除了提供貪腐信息外，還借助互聯網進行跨時空的網絡討論。跨時空的網絡討論將地理上分散的個體組織起來，形成了特殊的網絡社區。網絡社區是民間輿論的主要孕育場所，“是思想文化的集散地和社會輿論的放大器，成為政治領袖了解民情和匯聚民智的重要政治工具”。通過知識、信息和情感的復雜互動，網絡社區幫助分散的網民實現了麥克盧漢所說的“再部落化”。不僅如此，網絡空間的人群聚集促成了以“圍觀權利”為基礎的“微觀權力”，在一定程度形成了福柯意義上的規訓社會，為貪腐行為鑄就了無形的“圓形監獄”。盡管網絡彰顯了個體的主體性，使其成為網絡輿論中不可或缺的主體。但信息窄化、群體極化和沉默螺旋等問題，也可能使公民個體在良性網絡輿論形成中產生負面影響。黨政部門主要承擔網絡管制和查證反饋功能，所有行動都以國家權力為基礎。黨政部門既是官方輿論的制造者，也是民間輿論的行為對象。因此，紀檢監察、新聞宣傳和公安國安等部門在網絡輿論系統中具有特殊地位。和平演變和“三股勢力”的存在，使得網絡上出現了大量具有不同目的的網絡謠言，這就使得國家必須對網絡進行嚴格管制；公民權利意識高漲、公公參與行為增加，也使得各級紀委監察部門必須及時查證并通過官方網站反饋貪腐行為的處置結果。根據美國學者米格代爾在國家能力研究中提出的“在社會中的國家”的觀點，網絡管制體現的是“作為統治者的國家”，而查證反饋則體現了“作為乞求者的國家”。國家必須乞求社會成員的認可和忠誠，才能獲得合法的統治權。“一方面它用權威去馴服截然不同的信念，另一方面，它卻同時從‘公意’中提取人們的忠誠。

”盧梭的“公意”和帕森斯的“價值”固然是合法性的重要來源，但在當前中國特殊的政治、行政和文化格局中，黨政清廉與經濟發展才是提升公民認可度和忠誠度的必要條件，才是國家權力合法性的重要來源或影響因素。權力則是黨政部門在網絡輿論系統中與其他子系統的交換媒介，例如，利用行政權力對公民個人的網絡行為進行實名管制（例如：網站備案和IP追蹤），對新聞媒體進行內容管制（例如：事前審查或事后追究），以權錢交換的方式應對利益集團的逐利行為（例如：權力滲透和政策游說）。另外，黨政部門在網絡輿論生成中應該注意過度管制、惡意操控輿論、公權利益化和利益關系化等問題。新聞媒體主要承擔議題設置和傳導壓力功能，其功能實現程度取決于新聞媒體的社會影響力和信息整合能力。在西方新聞理論中，新聞媒體往往被視為行政、立法和司法權力之外的“第四權力”。民主政治生態中的新聞媒體應該具有以下功能[4]：監督政府和官員；影響選舉；作為民眾和利益集團的表達渠道；設定政治議程并影響行動方向；傳播主流價值觀及對公民進行政治社會化。聯合國1998年將互聯網稱為“第四媒介”，我國則將2003稱為“網絡輿論年”。當前我國絕大多數的新聞媒體（不管其產權屬性如何）都已“觸網”。在我國，盡管新聞媒體越來越娛樂化和商業化，但大體上仍然承擔著典型宣傳、輿論監督和熱點引導等任務。基恩（J.Keane）和舒德森（M.Schudson）提出過“監督式民主”（MonitoryDemocracy）的概念[5]，認為它可以克服代議制民主的缺陷，“這些監督機構扎根在‘國內’的政府和公民社會之中，同時也存在于由帝國、國家和商業組織控制的‘跨界’機構中……行使權力的人和組織現在常常受到各種各樣議會外機構的公共監督和討論[6]。”新聞媒體權力的本質應該是公民權利，因此，如果說權力架構層面的反腐體制缺陷是反腐的阿喀琉斯之踵，那么，公眾監督特別是新聞媒體監督則是達摩克里斯之劍。作為“企業公民”的新聞媒體不能僅限于追逐利潤和宣傳政策，還應該承擔社會責任，擔負起反腐倡廉的重任。新聞媒體的社會影響力越大，在議題設置和壓力傳導上的作用就越大。網絡社會中新聞媒體的社會影響力與新聞媒體應用網絡的意愿和能力緊密相關，如何有效地在網絡環境中進行新聞推送、互動交流、促進用戶生產內容（UGC），以及如何有效平衡公民個人、黨政部門和利益集團等各方利益，都將是新聞媒體面臨的問題，也都會影響網絡輿論的形成。

利益集團則主要承擔內部價值觀強化和外部政策游說功能，其功能實現程度取決于利益集團的利益內聚性和資源動員能力。與達爾強調利益集團在民主制度中的正面作用不同，奧爾森認為利益集團（尤其是分利集團）對經濟發展有負面影響。利益集團增加利益的方式有兩種：做大社會生產的“餡餅”來使其成員獲利；在“餡餅”大小不變的情況下，通過增加分配份額而增加集團收益。現實社會中的利益集團一般會采用第二種方式，因此常被稱為“分利集團”（distributionalcoalitions）。分利集團把本可以用來增加全社會福利的資源用來為自身謀利，會導致其他群體的正當利益受損。在此過程中，分利集團會通過各種“內部儀式”增強利益內聚性，從而強化其逐利導向的價值觀；并充分挖據其資源動員能力進行政策游說。分利集團內部的腐敗往往與謀求個人私利有關，而分利集團外部的腐敗則往往與增加集團分配份額有關。不管是追求個人利益的內部個人腐敗，還是追求集體利益的外部集體腐敗，都已經成為當前網絡輿論深惡痛絕的對象。但吊詭的是，作為分利集團維護甚至擴大其利益的重要方式，引導和消除負面輿論的手段仍然是可能引起內外部腐敗的利益。“五毛黨”、虛假新聞和有償刪帖等，都是利益集團影響網絡輿論的反面例證。如何“利人利己”而非“損人利己”，如何有效改善分利集團的負面形象，是當前中國各種利益集團面臨的問題。

作者：周桂林單位：黑龍江大學政府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