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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輿情社會環境是指網絡輿情生存及活動范圍內的社會物質條件、精神條件的總和。廣義而言，就是網絡輿情所處的社會政治環境、經濟環境、法制環境、科技環境、文化環境等宏觀因素。狹義而言，則是指影響網絡輿情生存與發展的信息因素，包括信息來源和傳輸情況，信息的真實公正程度、信息爆炸和污染狀況等。在此，從狹義的網絡輿情社會環境內涵出發，以影響網絡輿情危機產生與發展的視角，將其測評體系具體歸結為“輿情壓力指數”“負面輿情影響力指數”“網絡輿情推動力指數”三個子系統，在此基礎上構建起相應的測評模型，對我國少數民族地區的網絡輿情社會環境現況予以測評與分析。

1少數民族地區輿情危機壓力指數測評

輿情危機壓力指數主要是指某一省域內發生的輿情事件及其信息傾向性，具體包括“總危機指數”和“平均危機指數”2項測評指標。［1］現階段我國少數民族地區的輿情危機壓力指數狀況見表1。從表1可以看出，目前，我國少數民族地區輿情危機壓力從整體上看處于“一般”狀況，其“正向指數值”高出全國平均值18.22個百分點。具體說，該地區輿情危機壓力相對最大的是云南省，“正向指數值”低于全國平均值24.62個百分點；其次是貴州省，其“正向指數值”低于全國平均值21.47個百分點。輿情危機壓力相對最小的則是甘肅、內蒙古2省區，其“正向指數值”分別高出全國平均值42.35、42.18個百分點。新疆、廣西的輿情危機壓力則處于“一般”或“較小”的狀態。應該特別指出的是，新疆、貴州2省區雖然在“省域輿情總危機指數”方面，指數值較低或與全國平均值相當，但在“省域輿情平均危機指數”方面，其指數值明顯偏高（新疆為134.81，貴州為130.71，位居全國前2位）。說明雖然這兩個省區發生的輿情事件總數不是太多，但其每個輿情事件的信息傾向性或造成輿情危機的可能性，在全國是十分突出的。此類現象雖然出現在少數民族地區的個別省域，但顯現著少數民族地區在輿情危機壓力方面的特殊性所在。

2少數民族地區負面輿情事件影響力指數測評

負面輿情事件影響力是指一個地區所發生的可能對社會造成不利影響或引發民眾對社會管理者持負面看法的輿情事件所產生的影響，其對于網絡輿情危機的生成與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促進作用。因此，將“負面輿情熱點事件比率”和“有謠言發生的事件所占重大輿情事件比率”作為“負面輿情事件影響力指數”測評子系統的具體構成要素。其中，將“負面輿情熱點事件比率”中的“負面輿情熱點事件”定位于《中國社會輿情與危機管理報告（2013）》所列出的“影響較大的反腐倡廉輿情事件”，將2010～2012年各省域影響較大的反腐倡廉輿情事件所占比率（三年間的平均數）作為測評的基本數據之一；將《中國社會輿情與危機管理報告（2012）》所列“影響較大的社會輿情事件中謠言與發生地交叉分析”中各省域“有謠言發生的事件所占重大輿情事件比率”（五年間的平均數）作為測評的基本數據之二。近年來，我國少數民族地區的“負面輿情影響力指數”情況詳見表2。由表2可以看出，目前，我國少數民族地區的負面輿情影響力從整體上處于“較小”狀態，其負面輿情影響力指數中的“正向指數值”高出全國平均值60.34個百分點。就該地區的各省域而言，負面輿情影響力相對最小的是西藏自治區和青海省，負面輿情影響力相對最大的則是云南省，其它6省區的負面輿情影響力大都處于“小”或“較小”狀態。

3少數民族地區網絡輿情推動力指數測評

這里所說的“網絡輿情推動力”是指網絡技術以外的社會要素的組合。即較大影響的社會輿論事件發生后，在網上起到“推動輿情發展”作用的主要因素。當然，“網絡輿情推動力”具有“雙刃劍”的特點：引導正確，就可有效發揮“正能量”，進而推動網絡輿情向有利于社會進步的方向發展；若引導錯誤或聽之任之，則可能產生巨大的“負能量”，引發網絡輿情危機。在此，依據“代表性原則”和“可比較性原則”，將“網絡輿情推動力指數”測評子系統的具體測評項目確定為“較大影響的社會輿論事件中有網絡集體行動的事件所占比率”和“較大影響的社會輿論事件中有意見領袖參與事件所占比率”，以此分析各省域及少數民族地區的網絡輿情推動力現況。其理由有二。（1）“網絡集體行動”是經由互聯網而相互關聯的個體、群體或組織，按某一方式組成集合體，采取在線或離線的某些策略與技術，為達到某一特定的共同目標而作出的努力。［4］網絡集體行動是沖突的特殊表現形式，但并不一定具有破壞性和侵略性的反功能后果。其中大部分是在法治框架以內的行為，有相當一部分與政府“議題設置”相吻合或具有民間輿論“互補”屬性的，“可以增加社會結構的靈活性，提高社會系統的適應能力，促進新群體與社會的形成，激發新規范和制度的建立”。［4］因而，從總體上講，網絡集體行動并不是網絡輿情“負向推動力”的主流，其“正向推動力”的意義是主要的。（2）“意見領袖”是指在人際傳播網絡中經常為他人提供信息、意見、評論，并對他人施加影響的“活躍分子”。網絡輿情中的“意見領袖”絕大部分是遵紀守法且具有理性探索精神的群體，其參與較大影響的社會輿論事件。一般而言，都具有辨明是非、探析實質、解答咨詢、提供解決問題對策的作用，對于引導輿情及應對危機具有一定的“正向推動作用”，而在“意見領袖”群體中，起到“負向推動作用”的“大V”畢竟是少數。從總體上講，“意見領袖”的網絡言論，對于網絡輿情的發展趨勢，其“正向推動力”的意義是主要的。目前我國少數民族地區的網絡輿情推動力狀況詳見表3。表3顯示，現階段我國少數民族地區的網絡輿情推動力整體上還處于“較弱”狀態，其網絡輿情推動力指數低于全國平均值60.75個百分點。就該地區各省域現狀看，網絡輿情推動力相對最強的是云南省，其網絡輿情推動力指數高出全國平均值61.88個百分點，高出少數民族地區平均值122.63個百分點；相對最弱的是寧夏回族自治區，其網絡輿情推動力指數低于全國平均值達100個百分點。在此，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表3所顯示各省域網絡輿情推動力指數中“正向指數值”的高低，并不是絕對地表明其網絡輿情推動力的強弱。因為“較大影響的社會輿論事件中有網絡集體行動的事件”和“較大影響的社會輿論事件中有意見領袖參與事件”并不完全是“產生正面效應”的，其中有一部分的“網絡集體行動”和“意見領袖參與”是能夠“產生負面效應”的。故此，對于表3所顯示“網絡輿情推動力”應作“一般意義上”的理解。

4少數民族地區網絡輿情社會環境指數測評

網絡輿情社會環境指數由輿情危機壓力指數、負面輿情事件影響力指數、網絡輿情推動力指數在一定的權重系數下集合而成。目前我國各省域及少數民族地區的網絡輿情社會環境指數情況詳見表4。由表3可以看出，現階段我國少數民族地區網絡輿情社會環境整體上處于“一般”狀態，其網絡輿情社會環境指數略高于全國平均值。就該地區各省域的現況而言，網絡輿情社會環境相對最優的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內蒙古自治區，其網絡輿情社會環境指數分別高出全國平均值22.48和18.44個百分點；相對最差的則是貴州省，其網絡輿情社會環境指數低于全國平均值15.12個百分點，低于少數民族地區平均值22.29個百分點。其余6省區的網絡輿情社會環境指數與全國平均值大致持平。少數民族地區網絡輿情社會環境測評體系中的6個具體項目的指數值現況詳見表5。分析表5可以看出，在網絡輿情社會環境6個測評項目中，少數民族地區優于全國平均水平的有3個項目：“省域輿情總危機指數”優于全國平均值30.62個百分點；“負面輿情熱點事件比率指數”優于全國平均值62.79個百分點；“有謠言發生的事件所占重大輿情事件比率指數”優于全國平均值56.67個百分點。明顯劣于全國平均水平的有2項：“較大影響的社會輿論事件中有網絡集體行動的事件所占比率指數”劣于全國平均水平62.67個百分點；“較大影響的社會輿論事件中有意見領袖參與的事件所占比率指數”劣于全國平均水平57.87個百分點。與全國平均水平相差無幾的則是“省域輿情平均危機指數”。上述現況反映出現階段少數民族地區的網絡輿情危機壓力相對較小，但網絡輿情引導能力及正向發展推動力則與全國平均水平有著明顯差距。

作者：顧冬梅 單位：寧夏醫科大學圖書館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