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闡述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我國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特點與趨勢

1.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不斷拓展最初的新聞傳播學研究僅局限于個別學者，而且是零星的、述評式的。研究者當中，業界、學界平分秋色，各擅所長。盧惠民發表在《新聞研究資料》1990年第2期上的《漫步新聞書林——1979至1988年新聞學書籍出版評述》是較早的研究文章。作者將1979年到1988年10年間我國公開和內部出版發行的近千種新聞類圖書分為新聞基礎理論等10大類，在肯定新聞史和新聞理論研究比較扎實的同時，也指出了新聞出版作品過熱、重復出版、抄襲作品冒頭等問題,并分析了原因。曹鵬也是較早涉足這一領域的學者。他先后在中華傳媒網（1997年）與《新聞出版報》（1998年）連載過“報業書話”，多達20余篇，這是國內最早系列評介新聞專業圖書的文章。此外，2000年前后他在《新聞三昧》《新聞實踐》與《新聞記者》都發表過長文，重點評介媒介經濟學專著。在整個20世紀八九十年代，由于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數量并不大，因此研究僅限于個別學者，沒有太多人關注。進入21世紀以來，研究的重要性開始顯現，相應成果也明顯增多。

陳力丹和童兵是較為系統研究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的學者。陳力丹于2002年、2003年發表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出版概述》同題文章，在對上一年度的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總體評價后，再對主要著作進行點評。自2006年起，他每年出版一本《解析中國新聞傳播學》，內容涉及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如《解析中國新聞傳播學2009》，其中有一節內容為《回歸新聞學本體——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新聞理論教材結構的變化》。自2006年開始，復旦大學出版社每年推出一部由童兵主編的《中國新聞傳播學研究最新報告》，該報告梳理和評介該年度的新聞傳播學科研究概況和成果，包括這一年的研究重點與熱點、主要研究領域、重要代表性論文及觀點、重要學術會議和公開出版的著作及教材等。這些述評既有利于梳理新聞傳播學發展的脈絡，又對讀者起到了導讀作用。近年的一些研究者不再局限于整體述評，注意從不同視角切入，分門別類、多角度進行分析，這有益于研究的深入。如王彤、陳貝貝分析了傳媒類圖書的特點，認為各出版社定位的相似性導致了傳媒類圖書市場不僅存在數量上的短缺，而且存在結構性短缺，敏銳地指出“傳媒類圖書成長期更可以體現出出版社對傳媒類圖書品質的敏感度和品位的把握度，甚至是對戰略智慧的考驗。此時，出版社對市場的細分、對目標市場的選擇和定位就顯得至關重要”。張濤甫、章永宏則指出新聞傳播學著作的出版繁榮主要表現為中低端市場的繁榮，尤其在教材出版領域呈惡性競爭之勢。韓雋通過對國外新聞傳播學教材的使用，同時比照國內同學科教材的內容、風格、定位以及總體理念，歸納了國外新聞傳播學教材的形態機理特點。劉鴻英則通過對中美兩國新聞學/傳播學權威教材內容的比較和分析，指出我國高校新聞傳播教學和教材存在的不足及改進的建議。

2.研究方法從定性研究走向定性定量研究相結合20世紀90年代之前少有的運用統計學方法進行定量分析的學術研究，越來越受到重視。如許欣根據文獻計量學原理，對中國大陸傳播學專著出版數量、主題內容、譯著、譯著國別、合著率、核心著者、多產出版社等進行了分析研究，力求發現中國大陸20余年來傳播學研究的一般狀況和特點，同時分析存在的問題和不足。殷琦根據計量經濟學原理對2002～2006年國內出版的譯著進行文獻檢索與統計分析，描述了譯著的總體概況，并歸納與分析了譯著的研究主題與研究方法，以期展現在此5年內我國譯著的導入情況，以及導入過程中所反映出的我國學者的研究取向與研究視野。錢玲飛、孫輝對CSSCI中新聞傳播學論文引用圖書的出版社進行統計，列出被引次數前100名的出版社，將這些出版社按綜合出版社、大學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專業出版社、教育出版社、地方和機構出版社以及其他出版社7類進行分析，得出對新聞傳播學最有學術影響力的出版社主要是綜合類出版社和大學出版社的結論；對新聞傳播學引用次數排名前10位的出版社進行分析，得出人民出版社和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圖書單本被引最多的結論。將被引次數排名前20位的出版社列為核心出版社，并對其特點進行分析。蘇新寧（2011）對CSSCI中2000～2007年新聞傳播學論文引用圖書情況進行統計，選出本學科中被引次數相對較多的197種圖書。該研究對于分析新聞傳播學圖書學術影響力很有幫助。

3.新聞傳播學說史研究與圖書出版研究互相借鑒學說史很大程度上有賴于對學術著作出版的研究，通過學說史又可以了解到代表性著作的出版，以及重要作者在學說發展史中的地位和貢獻。但圖書出版研究不同于學說史，二者價值評判標準不盡一致。最根本的一點是，學說史是以學術為本位，出版研究則是以讀者為本位。另外，出版研究具有更多元的視角，如影響出版的各項政策、閱讀心理等各種因素，出版機構與讀者研究等。新聞傳播學說史的研究目前已經較為充分，專著主要有徐培汀的《中國新聞傳播學說史》（2006），丁淦林、商娜紅的《聚焦與掃描：20世紀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研究》（2005），謝鼎新的《中國當代新聞學研究的演變——學術環境與思路的考察》（2007），童兵的《中國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報告（1978～2008）》（2008），王怡紅、胡翼青的《中國傳播學30年（1978～2008）》（2010）等。我們從這些著作可以了解到新聞傳播學專著和教材出版的大致情況。其中徐培汀的著作不僅對新聞傳播代表作進行了比較客觀的點評，也對作者作了較為詳細的介紹。謝鼎新的著作重點在新聞學研究演變的路徑，其中關于“研究主體的構成與研究風格”類似于作者研究，用實務派和學院派對學者進行歸類，還分析了研究主體風格與地域文化的關系、新聞學研究人員構成的代際關系等。這些內容令人耳目一新，也說明從出版學角度研究學說史可以拓寬視野，使研究更加深入。

此外，書目研究較為充分，如1988年新華出版社出版、由林德海主編的《中國新聞學書目大全》，收錄了從1903年至1987年我國出版的新聞學書目1900多種。2008年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由周偉民主編的《中國新聞傳播學圖書精介》，更是收錄新聞傳播類圖書近5000種，上自1903年我國首部新聞學著作，下迄2005年百年間有關新聞傳播類圖書，主要包括專著、教材、論文集、譯作、工具書等。自1982年始歷年出版的《中國新聞年鑒》也辟有新書簡介專欄，提供上一年出版的新聞傳播類書目，并對部分重點圖書做選介。書目研究對于梳理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大有裨益。清代學者王鳴盛在其所著《十七史商榷》卷一的第一條就標明說：“目錄之學，學中第一緊要事，必從此問途，方能得其門而入?！痹诰砥摺稘h書敘例》條中又重申其義說：“凡讀書最切要者，目錄之學。目錄明，方可讀書，不明終是亂讀?！?/p>

二、我國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研究不足分析

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研究成果顯著，不足也很明顯。其不足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缺乏系統性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已有上百年的歷史，尤其是近10多年相關著作呈現激增局面，但該領域的圖書出版尚未被當作出版專史予以全面梳理，因此從已有的研究著作中看不出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在出版史當中的地位和作用，亦很難發現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的規律。總體上看，對圖書內容評介的多，對出版與社會文化及閱讀心理研究的少；對作者評介的多，對出版機構、編輯和讀者研究的少。在文學、社會學等領域，研究該學科出版專史的博士論文或專著已有不少，而新聞傳播學作為一級學科，圖書出版有上百年的歷史，理當有系統全面的研究著作。

2.缺乏足夠的理論支撐，研究方法單一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研究有必要引入出版傳播學、社會心理學、文化史等理論，才能把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納入歷史文明進程中進行考察，重點關注出版傳播系統的整體性、出版與社會環境、傳播要素間的關聯性，并把握好圖書傳播的個性和特征，這樣的研究才能具有足夠的深度和廣度。如張仲民從文化史的視角，結合既有的中國近代書籍史研究成果，挖掘了大量清末報紙雜志中的書籍史資料，特別是廣告資料，對以前研究中注意不夠的清末出版的“衛生”書籍——主要是生理衛生書籍、生殖醫學書籍進行了考察，發現這些書籍的廣告及其內容大多將其與身體、種族和國家建立了關系，透過這種修辭策略，它們獲得了出版和應該被閱讀的合法性。此外，研究方法有待改進。雖然近年來引入了傳播統計學的方法，但仍顯得單一，尤其是業界、學界缺乏交流，結論自然片面。如對出版社、圖書和作者影響力的分析，基本上是借助CSSCI，對論文引用圖書進行統計分析，選出被引次數較多的圖書，分析其學術影響力。這種分析得出的結論雖然有一定的說服力，但要更加客觀、全面，還需要運用問卷調查、訪談法、比較研究等多種方法，以反映該領域出版的全貌，得出更加令人信服的結論。

3.概念不明，分類不清，評判標準不一新聞傳播學圖書在人文社科類圖書中，雖然占的比重不大，但相對雜亂。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還是因為新聞傳播學具有很強的實踐性，加之作者學科背景復雜，又有學院派與實務派的分野，研究者的立場、視角，研究的對象以及采用的文本等具有多樣性，因此圖書的學術性與非學術性、專業與非專業、理論型與實務型之間的界限模糊不清，因此新聞傳播學圖書歸類成為一大難題。我們從歷年的《中國新聞年鑒》新書介紹欄目，以及周偉明主編的《中國新聞傳播學圖書精介》等書可以看出種類的龐雜性。沒有哪個學科面臨如此“光怪陸離”的局面。嚴格地講，《中國新聞傳播學圖書精介》收錄的近5000種圖書，相當一部分因為缺乏學術性，或過于偏重資料性和應用性，不能算作“新聞傳播學圖書”，書名冠之以“中國新聞傳播類圖書精介”較為恰當。正因為界限混亂、模糊，研究文章中有“新聞圖書”“傳媒類圖書”“新聞傳播圖書”等多種叫法，實際上這些概念是有差別的。像媒介觀察、采編心得、媒體企業或人物實錄之類作品，屬于傳媒類圖書，但不是新聞傳播學圖書。如肖克•羅斯著《默多克傳：一個王國的誕生》、袁友興著《報業風云：南方都市報經營實錄》等。有些新聞業務和媒介經營管理等方面的圖書既是傳媒類圖書，也可歸屬新聞傳播學著作，二者有交叉重合之處。如杰克•卡彭著《美聯社新聞寫作指南》、約翰•V•帕夫利克著《新聞業與新媒介》等。雖然新聞傳播學圖書歸類十分困難，但作出相對合理的界定是有必要的，否則“放進籃子都是菜”，只會加劇混亂。如果沒有區分，在價值評判上就只能執行人文社科學術出版的一致標準，而忽視新聞傳播學科及傳媒研究的特殊性。如談到新聞傳播學研究失范的問題時，“缺乏規范的注釋、引文”常為人所詬病。但如果它是偏重實務的傳媒類或新聞類圖書，沒有注釋也未嘗不可——暨大新聞學院院長、南方報業集團原董事長范以錦根據實戰經驗寫的《南方報業戰略》，深圳大學特聘教授、原《深圳日報》總編輯辜曉進通過現場采訪寫的《走進美國大報》等書，全書未見一個注釋，但都很有分量，且不失嚴謹。所以，新聞傳播類論文或圖書要根據內容和作者背景予以細分，執行不同的評判標準，否則不僅影響到圖書的價值評判，也影響到學術評判和作者評價。

三、結語

最后想說的是，雖然一些學者已對新聞傳播學研究及著述存在的問題及成因作了較全面深刻的分析，但都忽略了跨界寫作的問題?？缃鐚懽饕彩窃斐刹糠中侣剛鞑W圖書質量低下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們不難發現有些原本擅長新聞史或新聞傳播理論的學者，拿出的卻是新聞業務或媒介經營管理方面的成果，甚至還有敢于“通吃”的學者。這一方面說明新聞傳播學本身的學術門檻不高，領地容易“侵入”，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背后隱藏的各種利益。學術一旦變得不單純，圖書質量就會受到影響。

作者：趙泓單位：華南理工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