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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新聞業的發展歷經了將近200年的歷程，由近代傳教士的在華辦報活動的萌芽到新時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傳播學。歷經了從無到有，從無序到有序，從模仿到超越的狀態。其中不同時代的發展歷程中，改革發展中的問題矛盾尤為突出，本文在梳理中國近現代新聞傳播學歷史發展脈絡的同時，簡要分析不同時代中的主要矛盾，并對新時代中國特社會主義新聞傳播學未來走向提出了發展期望。

關鍵詞：新聞傳播學；歷史發展進程；改革

中國新聞傳播學從近代外人在華辦報興起，到如今走向了新時代中國特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百余年來歷經了風風雨雨。百余年前，內憂外患，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兩座大山的壓榨下，中國有志之士在受到西方先進思想的啟蒙中開啟了救亡圖存的艱難之路，正是由于這些新聞人的不懈奮斗，承擔起的艱難使命，才使得我國的新聞傳播學能夠在那個戰火紛紛的年代得以不斷進步發展，源遠流長。1949年，隨著新中國的成立，中國終于實現了由不斷衰落到根本扭轉命運的偉大跨越，中國的新聞傳播學也翻開了新的篇章，迎來了新的里程和前途光明的發展之路。1978年，中國迎來了改革開放，這是一個嶄新的歷史起點，對于新聞傳播學來說也是具有跨時代意義的一年。正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新聞學堅持立足當代，在繼承以往的工作傳統和學術成果的基礎上面向未來進行理論總結和學術創新，適時回答了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后，我國新聞事業所面對的各種理論與實踐問題[1]。黨的18大以來，中國進入了新時代，中國新聞傳播學的發展也迎來了新的歷程，在的指導下，開始了一系列的理念和思維創新，形成了包括體制機制，形式手段，路徑方法在內的一系列創新理論，同時探討了如何實現傳媒業自身改革發展的問題，這些都是具有新時代中國特色的理論成果，推動了我國新聞傳播學的發展與進步，也推動了我國各項事業的發展進步。

一、近代中國新聞傳播的啟蒙

在近代中國，由于西方列強迫切想要打開東方的大門，探求一下神秘的東方文明，傳教士作為西方資產階級思想文化的代表被派遣到東方，在傳授教派思想的同時，文化以及資產階級思想作為一個附屬品被帶到中國，傳教士的在華辦報運動刺激了我國新聞辦報運動從萌芽到產生的發展，同時一批有志之士的思想啟蒙開始自發辦報運動并且投入到近代的新聞事業中。總體來說，近代新聞傳播的發展原因可以表現為外力推動與內部變革。

（一）外力推動在封建主義的壓迫下，近代以前中國新聞受到封建主義與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的影響，內容僅僅局限于諭旨，題奏，官吏任免和科舉等方面的內容，這種單方面的官方信息傳播僅僅是服務于少數士大夫階層和官吏預備隊，在現代意義上不能稱之為新聞。近代報紙的發展模式是由于鴉片戰爭以前西方列強的殖民擴張而傳入中國的。中國最早的新聞與報刊的啟蒙是由外國傳教士與商人創辦，工業革命以后，西方開始了殖民擴張，商船與軍艦，商人與傳教士接踵而至，開始了在華辦報活動[2]。由于受到封建主義的影響，清王朝嚴格限制在華辦報行動，中國新聞史上第一份近代中文報紙《察世俗每月統計傳》在馬六甲創辦，而不是在中國大陸上創辦，但是這份報刊揭開了中國新聞發展史的序幕，在以后的發展中，宗教色彩，殖民思想不斷滲入，大批外國在華報刊開始沖擊清王朝的統治，這些報紙刺激了我國現代獨立發展思想的萌動，它打破了政治上的言禁，帶來了近代意義上的新聞理念、內容、形式，到后來還帶來了經營管理和運作理念，同時外報培養了中國第一批近代化的報人[3]。這對于我國近代新聞傳播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

（二）內部變革再說內部變革，隨著近代化的逐漸發展，一大批知識分子興起了愛國救亡運動，洋務運動，，辛亥革命紛紛揭竿而起，開始了中國人的救亡圖存。就而言，就興起了第一代辦報高潮《時務報》《強學報》等一些報刊成了知識分子的思想陣地，可以說是一段思想解放運動，而維新派所創辦的《湘報》《國聞報》等一系列報刊，民間文人的報紙出現，突破了官方對新聞活動的壟斷和封鎖，打破了封建官報一統天下、輿論完全一元化的局面，滿足了一部分政府官員和士大夫知識分子對時政信息的需求，增加了他們議論朝政的資料和機會，更體現了新聞傳播的內在需求和一定社會功能。可以說近代中文報刊的啟蒙與發展是深深受到外部因素和內部變革的影響的，西方列強的殖民入侵雖說是使中國陷入長達一個世紀的半殖民半封建的歷史沿革中，帶走了大量的資源財富，阻礙了我國的社會發展，但客觀意義上來說，它又促進了我國獨立意識的覺醒，對于打破封建統治，開化思想，言論自由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外人在華辦報現象一直貫穿近代新聞事業發展史的始終，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后，才退出了歷史的舞臺。可以說如果沒有殖民入侵，中國的新聞傳播發展還要滯后一百年乃至更久。同時這種外人在華辦報的活動也帶來了國民思想意識的覺醒，有志之士紛紛開始創辦報刊，傳播思想，開啟民智。這種外力推動與內部變革雙雙影響著我國近代報刊的發展歷程。

二、現代中國新聞傳播的發展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報刊事業是建國初期最普及也是最重要的新聞傳播工具，建設社會主義新聞事業是黨和政府的一項重要的歷史使命。由新聞的定義可以看出新聞事業發展的歷史變革，新聞是“專門的社會化組織通過大眾媒介對具有社會認知價值的新近事實信息所進行的傳播”。[4]新中國成立以后，有了專門的新聞媒介組織，開始特定連續的新聞傳播活動，并培養了一批批以此為生的新聞從業者和新聞研究發展的學者。在大眾媒介的最初形式出現之前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新聞史，最多可以說是新聞的起源階段，只有在新聞這個詞匯出現之后以及作為新聞最初載體的報刊雜志出現之后，新聞傳播的發展才迎來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和歷史進程。細化來看，我國現代中國新聞傳播學的歷史進程，可以分為四個時期，第一個是是新聞事業的建立期，（1949-1955）第二個時期是新聞發展的周折期，（1956-1966）第三個時期是時期，（1966-1978后）第四段時期是改革開放后（1978年后）。

（一）新聞事業的建立期新中國建立初期，完成了建立新型傳播體系的工作，主要包括在原有的人民新聞業的基礎上擴大主流媒體，在《人民日報》的基礎上，還創辦了《光明日報》，《解放日報》等報刊。1950年全國各類鉛印報刊有382種，1951年增至475種。同時迅速對新聞通訊事業進行建設，將新華社組建為國家通訊社，并與塔新社，路透社建立了聯系，1952年又成立了面向華人華僑的中國新聞社。新中國成立初期，新中國的新聞體系在恢復生產，在建國宣傳，抗美援朝報道，萬隆會議報道和思想文化批判等方面起了作用。但總的來說，這一時期的新聞媒介大多還是“公私合營”，處于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新聞事業，共產黨的新聞機構與非共產黨的新聞機構并存，公營新聞機構與私營新聞機構并存。由此來看，變革新聞媒介的社會屬性，對私營媒介的新聞改造是當前新聞發展的首要任務。[5]因為社會主義才是中國社會發展的方向，建立一個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公營新聞事業系統，是建國初期這個階段的重點。由此黨和政府開始對舊中國遺留下來的新聞事業進行清理整頓與改造工作，由沒收國民黨與其他反動勢力主辦的新聞機構轉入改造私營新聞事業階段。黨和政府采用公私兼顧的政策，在經濟上予以扶持，同時還采用了合并改組，公私合營等措施，對私營報紙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至1953年，除了停辦報紙外，全部實現了公私合營。這一階段雖然處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新聞事業私營改造整頓發展較為混亂的階段，但總體來說，為各族人民優先了解國家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在激勵著人民為國家的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起到了關鍵的宣傳作用。

（二）新聞發展的周折期1956年以后，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隨著1956年中共八大的召開，同時1957年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強調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我國一個基本的，長期的方針，這為我國接下來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但由于政治中出現的左傾運動與經濟上出現了，化運動，對我國報刊發展進程也產生了影響。政治經濟決定文化，在新聞傳播的發展中也出現了虛假新聞，浮夸風，共產風。這個時期的報紙無不蔓延著“三年超英，五年趕美”，“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拉上蘿卜去蘇聯”等宣傳社會主義的標語，這時的新聞傳播更是在“曲折”中尋求“發展”。報紙總數在初期不斷增多，據統計，1957年，我國郵發報紙總數為1325種，全國每年的總印數為24.4億份。1958年由于“”運動，報紙猛增至1776種，報紙每年總印數為39億份。但隨后由于國民經濟的嚴重困難，1963年報紙的種數驟降到289種，這一時期錯誤的政策嚴重阻礙了經濟的發展，同時也嚴重阻礙了我國新聞事業的發展歷程，報紙宣傳了錯誤的指導思想擴大了錯誤的范圍和影響效果，同時進一步反作用于中國的政治與經濟發展，這種連環式的發展使中國的報業發展處在一個進退維谷的曲折階段。

（三）時期的新聞發展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通知》，這標志著歷時十年的“”全面展開。是新聞發展的停滯期，報紙廣播電視形成了“百報一面，百臺同聲”的局面，報紙成了新的政治工具，新聞被嚴重的政治化，在這一時期充斥著充滿個人崇拜的文章，影射文章，大批判文章和各類虛假典型的文章，突出的是“中央工作小組”與“大字報”。中央工作小組創作文章被派發到了各個地區，成為宣傳工具，而“大字報”則已經遠離報刊最初的定義，成為一個單純的貶低人性的工具，期間，中國新聞傳播出現了停滯不前的局面，從中央到地方的重要新聞單位被奪權，大批新聞從業人員離開了自己的崗位。新聞媒體的廣告業務被視為“資本主義生意經”，廣告也消失在了大眾傳播媒體。這一期間，新聞完全淪為政治服務的工具，新聞事業成為了開展和發動“”的輿論工具，喪失了輿論監督的職能，新聞事業失信于民，失信于社會，新聞事業成為的重災區，處在中國新聞傳播發展歷史上的最低點。

（四）改革開放以后的新聞傳播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新聞傳播得到了突破性的發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為新聞傳播的發展提供了條件。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重新設定了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的路線，作出了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所有這些都推動了新聞傳播的發展。從1978年以來，中國的新聞改革以及經歷了40來年，40年起起伏伏，風風雨雨，但總的趨勢還是在黨的基本路線指導下，由淺入深，由表及里的蓬勃發展。在40年的新聞改革中，中國的新聞媒介有著四次大的跨越[6]。第一次是高揚新聞規律的旗幟（1979-1982年），否定了報紙“階級斗爭工具”論調，恢復了報紙作為新聞紙的本來面目，基本上是重塑新聞形象，恢復昔日傳統的緊迫任務，發表一系列的文章來平反冤假錯案，徹底沖破了“兩個凡是”的束縛，這些明顯的變化顯示了新聞界改革的勇氣與擔當。第二次是引進信息的概念（1983--1991），信息的概念引入了新聞界，新聞界開始對新聞媒介的功能進行重新的認識。在這之前，報紙僅僅承擔的是宣傳的工作，而之后認識到新聞不僅僅是提供宣傳，還應該滿足受眾的需要，提供娛樂、監督等等種種功能，使得新聞媒介結構形成了三縱三橫的媒介結構，同時新聞媒介報道從內容到形式都有了重大的革新與突破。第三次是重新認定新聞事業的性質（1992-1995），新聞事業屬于上層建筑是長期以來的觀點，但是從1992年以后，學者開始意識到，就新聞媒介為受眾提供信息娛樂服務來看，它屬于第三產業。由此開始了新聞媒介運營的變革，新聞媒介開始走上了市場化運營，開啟了“事業性質，企業管理”的新模式，政治上是黨的耳目喉舌，在經濟上自主經營自負盈虧，以市場化的管理模式來運營新聞媒介。第四次是從單一走向多元（1996年開始），中國傳媒業完成了上述的體制和思想轉型的同時，開始了結構的調整和轉型，開始從原先單一的結構走向了多元的媒介結構，開始進行組建傳媒集團，整合有效資源，實行分層分類的管理，標志著中國新聞傳播業的改革向著深層次進一步擴展開來。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新聞傳播的改革與發展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傳媒基礎建設的國內傳播水平的提高，而且國際傳播能力也有著顯著飛躍，中國的新聞傳播從傳播內容傳播形式再到體制都有了較大的變革，組建傳媒集團，走集約化、產業化和內涵發展之路。傳播從業人員不斷增多，新聞記者的專業素養也在不斷提升，中國新聞傳播學素養教育和研究生培養也迎來了巨大的飛躍。

三、結語

經過文本梳理，從近代外國在華辦報的興起到國人自辦報刊活動，再到新中國的成立和改革開放以后的中國新聞傳播學的不斷發展，中國新聞傳播學的發展歷經了將近200年的歷史進程，在這個過程中，每個階段都有每個階段的發展特色，當然也有每個階段的發展矛盾，總體來說我國不斷向著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新聞傳播學的目標不斷邁進當然在。這個階段過程中不是一帆風順的，在新聞傳播學領域出現了大量亟待研究的社會現實問題，從而推動我國新聞傳播學的不斷面對問題，解決問題，進而推動我國新聞傳播學發展的不斷完善[10]。當然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還沒有呈現完成時，仍然處于進行狀態，與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新聞傳播學仍然還有較大的距離。中國新聞傳播學仍然處在不斷地發展過程中，當然在這個歷程中所提出的所有具有進步意義的思想、理論、政策等，都為世界范圍的新聞傳播學發展做出貢獻，也為世界新聞傳播學發展提出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作者：陳沛東 單位：陜西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