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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判中的價值衡量應當堅持正確的價值導向，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不同的價值衡量可能導致完全不同的裁判結果。筆者結合三起案例，分析價值衡量在保險合同中的運用。

一、交通事故發生后，“和解”還是“不和解”？

(一)案情簡介2012年12月30日，原告何某在被告保險公司處為其轎車投保了車輛損失險、第三者責任險及不計免賠險等險種。2013年7月2日，原告何某駕車與案外人陳某駕駛的車輛發生交通事故，致兩車受損。經交警認定，原告何某負主要責任。何某與陳某達成和解協議，分別承擔各自車輛損失費。何某支出車輛維修費126890元。保險公司按何某車輛損失的70%進行了賠付，剩余30%不予賠償。拒賠的原因：一是保險條款中已約定，投保人在事故中承擔主要責任的，保險公司按投保人車輛損失的70%進行賠付；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以下簡稱保險法)第61條規定：“保險事故發生后，保險人未賠償保險金之前，被保險人放棄對第三者請求賠償的權利的，保險人不承擔賠償保險金的責任。”因原告何某放棄了對案外人陳某的賠償要求，所以保險公司對原告放棄的部分拒絕賠償。

(二)價值衡量對于保險公司的第一個拒賠理由，因保險條款屬于格式條款，保險公司無證據表明其按“責任比例”進行賠付的約定已對投保人進行了提示和明確說明義務，所以該條款對于投保人不生效，這一點在審判中的爭議并不大。本案爭議較大的是保險公司的第二個拒賠理由，即何某與陳某在事故發生后，自行協商達成互不追究責任的和解協議，是否屬于保險法第61條所規定的“被保險人放棄對第三者請求賠償權利”的行為。筆者曾經檢索部分法院相關判決，結果并不一致。一種觀點認為，和解協議視為投保人放棄了對第三者請求賠償的權利，保險公司有權拒賠；另一種觀點認為，和解協議不屬于“被保險人放棄對第三者請求賠償權利”，保險公司拒賠無法律依據。筆者認為，當一個案件裁決結果爭議較大，同時存在“向左”或“向右”的判決時，應當選擇社會效果較為正面的裁決結果。對于本案，筆者在裁判時考量了以下因素：1.如果法院支持保險公司的拒賠理由，這是否會向社會公眾發出信號：交通事故發生后，法院不支持當事人進行和解。這是否與及時化解矛盾的理念相沖突？2.何某的行為會損害保險公司的利益嗎？保險法第61條之所以如此規定，是因為保險公司在賠償了投保人之后，取得了向第三方追償的代位求償權，如果投保人放棄對第三人的賠償權利，則保險公司無法向第三方進行追償，損害保險公司利益。但是在本案中，原告何某在事故中承擔70%的主要責任，而陳某承擔30%的責任。因原告在被告處投有第三者責任險，若原告與陳某在發生交通事故后不能達成賠償協議，則陳某有權要求原告及保險公司承擔其車輛損失70%的責任，而保險公司現在拒賠的只是原告車輛損失的30%，雖然本案中并不知悉陳某車輛的實際損失，但是一般而言，應當是在原告與陳某各自車輛損失相差不大的情況下，原告與陳某才會達成分別承擔各自車輛損失的協議。因此，原告與陳某達成的和解協議，避免了陳某按事故責任的70%向保險公司及原告主張權利，對保險公司有利，所以保險公司以和解協議為由拒絕理賠不符合保險法第61條的立法宗旨，原告何某的行為并未損害保險公司的利益。3.《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條第2款規定：“在道路上發生交通事故，未造成人身傷亡，當事人對事實及成因無爭議的，可以即行撤離現場，恢復交通，自行協商處理損害賠償事宜”，本案交通事故并未造成人身傷亡，事故雙方對于成因也無爭議，所以何某與陳某自行協商處理事故，并無違法之處。另根據保險法第60條的規定，保險事故發生后，原告何某有權選擇以侵權為由向陳某主張權利，也有權選擇合同之訴向保險公司主張權利，現何某選擇向保險公司主張權利，系其對自己權利的處分，并無違法之處，且有利于及時化解矛盾。

(三)本案結果基于以上考慮，本案最終認定，原告何某與案外人陳某關于“雙方各自承擔本車損失費”的約定，是對各自應承擔賠償責任方式的約定，并非原告放棄對陳某的賠償要求。因為陳某在本案中也應向何某承擔賠償責任，只是在承擔責任的方式上，何某與陳某將各自承擔責任的對象和方式進行了轉換，即把本來應由陳某承擔何某車輛的損失，和何某應當承擔陳某車輛的損失，雙方約定為各自承擔自己車輛的損失，所以并不存在何某或陳某放棄要求對方賠償的情形，本案并不適用保險法第61條。原告何某的行為是一種合法行為，有利于及時處理與第三人之間的交通事故糾紛，也不損害他人的合法權益，法律不能因原告選擇行使了一種合法的且不損害他人利益的行為，而讓其承擔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最終判決支持了原告何某的全部訴訟請求。判決后，保險公司未上訴，本案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二、投保人未賠償受害人前，保險公司對受害人“賠”還是“不賠”？

(一)案情簡介原告某物流公司在被告保險公司處投保有交強險、第三者責任險及不計免賠險等險種。2013年1月9日，原告物流公司的司機發生交通事故，造成孫某等人受傷，物流公司無力對受害人孫某等進行賠償，故訴之法院，要求判令保險公司承擔賠償責任，以便物流公司對孫某等受害人進行賠償。保險公司對交強險部分進行了理賠，但是對于商業險部分拒絕賠償，拒賠理由是保險法第65條第3款的規定，“責任保險的被保險人給第三者造成損害，被保險人未向該第三者賠償的，保險人不得向被保險人賠償保險金。”因原告尚未向孫某等人進行賠付，所以原告不能向被告主張賠償。

(二)價值衡量從保險法第65條第3款的規定來看，直接判決保險公司向投保人賠償不符合法律規定。但是如果不能判決保險公司承擔責任，在物流公司亦無力賠償的情況下，孫某等受害人無法得到賠償進行醫治和生活。法院依據保險法第65條第3款的規定駁回原告物流公司的訴訟請求，雖然合法，但是這樣的判決是否過于簡單？是否存在一種既不違反保險法第65條第3款的規定，又可以解決受害人困難的方法，也即是否可以判決保險公司直接向受害人進行賠償呢？對此，筆者在審理中考量了以下因素：1.是否違反法律規定？保險法第65條第3款規定，在投保人未向受害人賠償的情況下，保險公司不得向投保人進行賠償，但是并沒有禁止保險公司直接向受害人進行賠償。該條款的立法目的是為了保護受害人的利益，防止投保人從保險公司獲得賠償款，不向受害人進行賠償，所以判決保險公司向受害人直接賠償，不僅不違反保險法第65條第3款的規定，事實上實現了該條所體現的立法目的。2.是否有利于矛盾的化解？司法的目的本身是為了處理糾紛，平息矛盾，而不是因為處理一案而激起更多或更大矛盾①。判決保險公司承擔賠償責任，有利于受害人得到及時的賠償，有利于化解物流公司與受害人之間的法律糾紛。而且在判決保險公司向受害人直接賠償后，事實也避免了物流公司再向保險公司進行索賠。3.是否會對保險公司造成不公平的結果？保險法第65條第3款并沒有否定保險公司的賠償責任，只是賦予了保險公司一種賠償的抗辯權，保險公司仍應承擔最終的賠償責任，所以判決保險公司承擔賠償責任并不損害保險公司的利益。

(三)本案結果基于以上考慮，本案認為由保險公司直接向孫某等受害人進行賠償不違反法律規定，且有利于受害人得到及時賠償，有利于及時化解糾紛。故筆者曾考慮向物流公司進行釋明，讓其將訴訟請求變更為由保險公司直接向孫某等受害人進行賠償。后物流公司與受害人之間達成了和解，物流公司根據和解協議賠償了受害人。本案爭議得以化解。

三、保險條款“給了”還是“沒給”？

(一)案情簡介原告某物流公司在被告保險公司處投保有交強險、第三者責任險及不計免賠險等險種。2013年1月9日，原告物流公司的司機龐某駕駛重型掛牽引車發生交通事故，造成宋某等人受傷，龐某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承擔次要責任，本次事故發生在保險期間。事故發生后，保險公司對交強險部分對受害人進行了賠付，但是對于商業險部分拒賠，理由是龐某駕駛重型掛牽引車應當持有A2證，但是龐某的駕駛證是B2證。依據是《保險條款》的約定：“駕駛的被保險機動車與駕駛證載明的準駕車型不符，保險人不負責賠償”。在庭審中，原告稱保險公司沒有向原告給付《保險條款》，保險公司則認為原告已收到了《保險條款》，理由是原告提供的保險單上記載“本保險合同由保險條款、投保單、保險單、批單和特別約定組成”。原告有義務核對保險合同的內容，如果保險公司沒有給付《保險條款》，完全可以向保險公司索要。

(二)價值衡量《保險條款》是否交付在本案中具有重要意義，如果認定《保險條款》已交付，因《保險條款》中約定“駕駛的被保險機動車與駕駛證載明的準駕車型不符，保險人不負責賠償”，則保險公司可以拒賠；如果《保險條款》沒有交付，則《保險條款》中的上述約定對原告不發生法律效力。雖然原告司機駕駛了與其駕駛證載明的準駕車型不符(以下簡稱“準駕不符”)的機動車，違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規定，但是該法只規定了“準駕不符”的行政責任，并沒有規定“準駕不符”的民事責任。因此，法院可以根據本案的實際情況，綜合原告司機在本次交通事故中的過錯和原因力，判決保險公司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綜上，《保險條款》是否交付，對于雙方利益影響巨大。對此問題，筆者在審判中考量了以下因素：1.在案件事實真偽不明的情況下，按照舉證責任該如何處理？根據相關法律規定，對合同是否履行發生爭議的，由負有履行義務的當事人承擔舉證責任。向投保人交付保險條款是保險公司的義務，因此保險公司認為其已履行了交付《保險條款》的義務，應當承擔舉證責任，否則應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2.從風險控制的角度看，保險公司保留將《保險條款》已交付給投保人的證據并不需要太高的成本。例如，保險公司讓投保人簽署兩份《保險條款》，一份交投保人，一份存檔，就完全可以避免“保險條款未交付”的風險。雖然在個案中，可能對保險公司不利，但是如果保險公司認識到此種風險存在，及時采取措施控制風險，則對保險公司今后發展有益。3.從保險公司的社會責任來看，有學者指出“保險公司所從事營業的領域決定了保險公司具有為整個社會分散風險的職責……保險公司承擔著社會責任，在事實不清的情況下予以賠付也許是其承擔社會責任的一種表現。”②4.即使法院認定保險公司未向投保人交付《保險條款》，也不應讓保險公司承擔全部的賠償責任，因為原告司機“準駕不符”違反的是法定義務，若不讓原告承擔一定的法律責任，則不能對原告的違法行為起到警示和教育作用。

(三)本案結果本案認定，被告無證據證明其已向原告交付《保險條款》，《保險條款》對原告不發生法律效力。本案按照公平原則，綜合原告司機在交通事故中的過錯及原因力來認定被告保險公司所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因原告司機在交通事故中承擔次要責任，需承擔30%的責任，故減輕保險公司30%的賠償責任，保險公司應當賠償原告70%的損失。

四、幾點思考

通過上述三個案例的分析，筆者認為，在保險合同糾紛案件中，案件判決中的價值衡量可以考慮以下因素：

(一)不能直接違反法律規定在民事裁判中，遵循法律規定是第一位的，法官不能以價值評判為借口而曲解法律。在法律規定非常明確的情況下，法官不能以價值衡量為借口而不予適用。例如案例二，保險法第65條第3款已明確規定“在投保人未向受害人賠償的情況下，保險公司不得向投保人進行賠償”，無論理由的正當程度和人文情懷的高尚指數，都不能違反法律規定。

(二)進行正反兩方面的思考例如案例一，對于“和解行為”是否屬于《保險法》第61條所規定的“放棄”行為，不同法院認識并不一致，裁判結果甚至截然相反，如何判斷哪種結果更優，此時可以進行正反兩方面的思考，比較哪種結果更有社會價值，從而作出判斷。

(三)是否會造成對一方明顯不公平的結果在價值衡量時，應當平衡雙方的利益，以損害一方利益為代價的價值選擇是不妥當的。例如案例二，保險法第65條第3款的賠償順序是“投保人先賠償受害人，再由保險公司賠償投保人”，在投保人無力賠償的情況下，法院將賠償順序調整為“保險公司直接賠償受害人”，上述兩種賠償順序的最終賠償責任主體都是保險公司，保險公司賠償數額也應是相同的，所以法院讓“保險公司直接賠償受害人”并不會產生對保險公司不公平的結果。

(四)考查立法目的在民事裁判中，遵守法律規定是第一位的，法律條文本身已體現了立法者的價值判斷，如果法官在對案件進行價值衡量時，能夠洞悉法律條文背后所體現的立法目的，則不僅有利于減少法官的裁判風險，還有利于增強法官對案件進行價值衡量結果的說服力。例如案例二，保險法第65條第3款之所以如此規定，其本質是要保護受害人的利益，防止投保人在取得賠償款之后，不向受害人賠償。而法院判決保險公司直接向受害人進行賠償，則恰恰是保護了受害人的利益，實現了保險法第65條第3款的立法目的。

(五)堅持正確的價值取向在對案件進行價值衡量時，應當堅持正確的價值取向，不應挑戰社會主流的價值觀。例如案例一，如果法院認定原告的和解行為是一種“放棄”行為的話，則以后發生交通事故的雙方可能就不愿再進行和解了，這樣就變相的增加了社會矛盾。案例三，保險公司本來相對于投保人就處于強勢地位，如果在保險公司無充分證據證明已交付《保險條款》的情況下，推定保險公司已交付《保險條款》，則有可能縱容保險公司進一步利用自身強勢地位對待投保人，也不利于保險公司今后的規范經營。

作者：林海濤 單位：青島市黃島區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