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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來對股權激勵與企業績效的研究一直是學術界研究的熱點,多有文章從過度投資的角度來探索這個問題,但鮮有從投資不足的角度出發的。文章基于前人的研究,將股權激勵引入投資效率治理領域,將企業的非效率投資行為作為一個中介變量來探討股權激勵對公司績效的影響,并進行了探索性的理論分析,并在此基礎上提出相應的對策和建議。
關鍵詞:股權激勵;企業績效;非效率投資
一、研究意義
現代企業的本質特征是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人以自身利益為主要目標來決定是否投資,而不是以股權價值最大化為目標,因此容易導致非效率投資,即過度投資和投資不足行為。必須將企業所有者和經營者的利益結合起來,才有望解決非效率投資。國外從20世紀中后期就開始在試行股權激勵,經過長期的探索和實踐,在股權激勵制度方面得到了全面的進步與提升,無論是宏觀政策層面,還是企業的具體實踐層面,以及學術研究層面都比我國成熟,學者對股權激勵的研究文獻比較豐富和全面,而且已經得出了一些學術界基本普遍認同的結論。但且因國情的特殊性,因此不能盲目照搬國外的研究結論。我國的股權激勵制度不像歐美等國開始的比較早。我國開始的標志是股權分置改革的施行,我國的資本市場也逐漸完善,使得股票市場更能全面地反映企業的價值。自2006年證監會完善了股權激勵的管理辦法,優化了股權激勵的政策及制度環境,研究的樣本可以更新至我國真正意義上實施股權激勵的樣本,因此結論也更直接可靠。股權激勵制度自從首次被萬科引入我國后,又經過了漫長的發展,股權激勵在我國上市公司的實施終于有了真正的法律依據。隨著相關政策和法律的不斷完善,每年我國都有上市公司推出自己的股權激勵方案,其中的資本支出對高管激勵的收益是否實現以及企業經營績效都有很重要的影響。因此,股權激勵計劃能否抑制我國上市公司的高管的非效率投資行為,達到預期效果,值得研究。
二、國內外研究現狀及水平
股權激勵本質就是合約,是公司為了激勵和留住人才而有條件地授予激勵對象一定數量的股東權益或與股東權益增值相關的權利,使其未來收益與公司績效及股票市場收益產生關聯,從而使其與股東成為一個利益共同體,進而實現公司績效的持續穩步增長。
(一)股權激勵對企業績效的影響研究
股權激勵到底是有助于提高公司價值,解決人問題;還是具有負面的公司治理效應,本身就容易形成問題;亦或是股權激勵與公司績效之間存在著復雜多變的聯系,這在學術界本身就是一直存在爭議的問題。王秀芬和徐小鵬(2017)以2011至2015年我國滬深A股上市公司作為樣本,從經營風險角度出發,探究了高管股權激勵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認為高管得到股權激勵之后,企業的經營風險會有所增加,隨著經營風險的增加,會使企業經營業績也得到提高。陳文強和賈生華(2015)基于雙重委托問題的分析框架,研究發現股權激勵能減弱第一類成本的作用,從而間接促進企業績效,但并不能顯現第二類成本的中介作用。
(二)股權激勵與企業的非效率投資
以往有很多文獻探討了股權激勵對企業的過度投資決策的影響,但是企業的非效率投資除了過度投資行為,還有投資不足行為。徐倩(2014)在考察環境不確定性對上市公司投資行為影響的基礎上,分析了股權激勵計劃對這一相關關系的影響,在對過度投資和投資不足進行劃分的基礎上,研究認為企業所面臨的環境不確定性會降低企業的游子效率,而股權激勵制度有助于減少環境不確定性所導致的矛盾,抑制過度投資,并降低企業管理者的風險厭惡程度,緩解投資不足。彭耿和廖凱誠(2016)基于高管過度自信中介效應的視角,研究了上市公司股權激勵對企業非效率投資的影響,發現我國上市公司普遍存在過度投資和投資不足的現象,股權激勵難以顯著抑制投資不足行為。PanousiandPapaniko-laou(2012)研究發現,部分薪酬為期權可以減少高管的風險厭惡程度,而部分薪酬為股票則相反。所以股權激勵有利于降低環境的不確定性,從而緩解高管的風險厭惡程度,增加企業的效率投資行為。
(三)企業的非效率投資與企業績效
由于多重原因,比如委托關系的基本問題、信息不對稱等,非效率投資行為在我國企業中十分多見。過度投資會浪費企業的資源,使企業背上沉重的包袱;投資不足則會使企業錯失良好發展機遇,降低企業績效水平。李萬福,林斌和宋璐(2011)則是以投資效率為核心,提出內部控制缺陷更多的公司,其之于非效率投資的影響更加嚴重,也印證了非效率投資對企業內部控制的反向作用和反應,則企業的非效率投資行為越多,說明企業的內部控制缺陷暴露的越多,企業的業績和價值都不可避免的會受到影響。Harford等(2012)提出,經理層可能會為了自身利益,無效率地進行投資行為,導致公司的規模雖然在不斷擴大,但是公司的績效并沒有得到提高。綜上所述,關于股權激勵,非效率投資行為和企業績效的文獻十分豐富,學者對此方面的研究也已是十分詳盡。本文研究股權激勵與企業投資行為間的關系從而研究其對公司績效的影響可以為股權激勵有效性研究提供嶄新的視角。在此之前,我國的股權激勵的市場和政策環境并不具備,即使有學者研究股權激勵對企業績效的治理效應,也只能使用非我國真正意義上實施股權激勵的樣本,得出不太具有科學性和權威性的結論。因此,股權激勵是否可以激勵上市公司高管做出最優的投資決策,提高企業績效,這是值得我們充分關注的問題研究。
三、政策建議優良的投資決策
會促進企業的發展,而非效率的投資決策可能將企業徹底毀于一旦。為了我國股權激勵制度的長遠健康發展,現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加大股權激勵的力度
隨著現代企業規模的不斷擴大,企業的內部監督成本也不斷提高。國有企業的高管人員可能有機會控制更多的資源,而監督者卻只能得到越來越少的信息,因此信息嚴重不對稱,監管行為失效,企業的非效率投資行為大大增加。只有加大股權激勵的力度,才能抑制這種信息不對稱的情況。
(二)完善薪酬激勵的考核指標
在現行的企業會計準則下,高管可能會為了獲取更大的自身利益,做出一些與企業價值最大化目標相違背的投資決策。因此在與企業的高管簽訂薪酬協議時,應將企業的價值融入到晉升機制里,使企業的長短期激勵相結合,提高高管進行效率投資的積極性。
(三)加強對國企的監管力度
我國國企一股獨大的現象很嚴重,要想讓我國國企的治理機制更加行之有效,應該注重企業的內部控制制度的設計、執行和維護,加強企業信息的透明度,鼓勵其披露真實的信息,讓企業在資本市場中反映其真實情況,體現其真實價值,也有利于考核企業的高管績效,盡可能的減少高管因其職位而產生的各種特權。
四、結語
綜上所述,必須加大股權激勵的力度,完善高管薪酬激勵的考核指標,并且加強對國企的監管力度,才能促進減少企業的非效率投資行為,大大增加企業的效率投資,使股權激勵對企業績效產生積極影響。
參考文獻:
[1]王秀芬,徐小鵬.高管股權激勵、經營風險與企業績效[J].會計之友,2017(10).
[2]陳文強,賈生華.股權激勵效應研究述評與展望[J].華東經濟管理,2015(07).
[3]徐倩.不確定性、股權激勵與非效率投資[J].會計研究,2014(03).
[4]彭耿,廖凱誠,等.股權激勵對企業非效率投資行為的影響研究基于高管過度自信中介效應的視角[J].財經理論與實踐,2016(04).
[5]李萬福,林斌,宋璐.內部控制在公司投資中的角色:效率促進還是抑制?[J].管理世界,2011(02).
作者:熊麗萍 單位:貴州大學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