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管理服務效能與企業投資論文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制度背景和文獻回顧

適宜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均依賴高質量政府的實施來推動經濟發展，而政府公共管理服務的優劣是衡量政府質量的一個重要方面。［2］通常，我國的地方政府由上級任命并向上負責，這意味著作為轄區內政府管理服務的最終“需求者”和“購買者”，企業和居民不能通過選擇轄區政府來直接影響服務供給，從而管理服務的有效供給和質量改進需要替代的激勵反饋機制。現實中，政府管理服務的供給方式決定了服務效能，進而影響轄區內企業的生產投資行為，企業對資源的配置使用左右轄區的經濟表現，帶給地方政府(官員)相應的稅收收益和政治績效，從而激發政府管理服務的“生產”，形成政府和企業間的雙向關聯。

(一)政府管理服務供給的制度背景。一般認為，相對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具有關于轄區內發展狀況和居民偏好的信息優勢，由地方政府供給包括管理服務在內的公共品更有效率。［5］地方政府通過維持社會運轉、維護市場秩序等措施吸引企業到轄區內投資生產，吸引居民遷移到轄區內居住，企業和居民再通過納稅的方式來“購買”這些管理服務并依據不同轄區間服務質量的高低“用腳投票”，而企業和居民的多寡進一步決定了政府的稅源和管理服務的供給能力，最終達到局部均衡。［6］因此，盡管在特定轄區內政府是公共服務的壟斷供給者，但企業和居民的退出威脅，外來企業投資的流失和隨之而來的稅收和經濟增長損失將迫使地方政府努力提高管理服務的供給規模和質量。類似的機制在我國的改革進程中被強化了。首先，地方政府在財權上的獨立性和地方提供公共品的效率和激勵之間存在正向關聯。不斷深化的分權改革(主要包括分稅制和行政管轄權下放)在基層政府內部模擬出一個類似企業組織的激勵機制，通過予以地方政府經濟發展成果的部分索取權和支配權激發其維護市場、吸引投資的積極性和能動性。［7］現階段，盡管居民永久跨地區遷移尚面臨戶籍等諸多限制，但是企業特別是資本的跨區流動相對容易，進而誘發各轄區地方政府對于稅基，尤其是流動性生產要素的爭奪，帶來基礎設施“硬環境”和營商氛圍“軟環境”改善。［8］在這當中，政府的管理服務不但直接構成吸引企業投資“軟環境”中極為重要的一方面，而且基礎設施“硬環境”作用的發揮也需要配套政府管理服務的規劃、管理和協調。企業依照轄區內服務質量擇地投資，以“用腳投票”的方式形成自企業至政府的逆向甄選或激勵機制。此外，中國臨近區域間產業同構、經濟同質現象嚴重。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深和要素流動壁壘的破除將持續迫使地方政府展開“服務競賽”或“服務比拼”以博得更多企業的青睞。其次，政治集權基礎上的地方官員晉升競賽使得地方官員個人也有強烈意愿去推動轄區經濟增長。官員晉升或者續任系于轄區的經濟表現，地方政府治理必須符合中央“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目標，這就激發地方官員維護市場的“企業家精神”。［9］不論采取何種措施，地方官員對經濟增長的渴望都必須最終落實到企業層面。［10］這在地方政府內部形成了從上到下緊密的監督鏈條:上級官員將督促下級職能部門向企業提供合意的政府管理服務，經過層層傳達轉化，這種源自上級的監督或激勵延伸至直接經辦的政府部門或服務窗口;職能部門中具備更強專業才能和服務意識的官員更容易被提拔到高層領導崗位，從而實現政府管理服務效率的提升和專業化。除了管理服務供給的意愿，中國政府架構中的M型結構使得地方政府能夠相對獨立地行使管轄權并被賦予更多的資源調配能力，使得地方政府可以依據地方發展實際和企業需要提供相應適宜的政府管理服務。同時，地方國有企業分屬不同層級的地方政府，同層級的地方官員和國有企業管理者之間存在頻繁的交流輪換。在企業中的從業經歷和管理經驗讓地方官員熟知企業需要并能夠對企業的訴求作出良性回應。

(二)政府管理服務與企業投資。有關政府和市場、政府和企業關系的論斷可以歸結為三個主要方面。沿襲自由市場思維，“看不見的手(TheInvisibleHand)”認可市場配置資源的充分效率，主張推行小規模政府，實行低干預、松管制和低稅收，認為政府過多的介入會扭曲市場，導致尋租和官僚體制下的低效率，進而會遏制市場發育和企業發展。“掠奪的手(TheGrabbingHand)”更認為經濟轉軌期間政府對市場的無序干預會侵蝕市場存在的產權基礎，甚至會危及法制體系和市場秩序。上述兩種觀點均忽視了政府在構建和維護市場體系中起到的關鍵作用。實際上，企業的價值發現和價值創造過程都需要政府提供支持市場有效運轉的公共治理安排。政府不但要避免市場失靈，克服市場缺陷，而且還要通過保護產權和契約執行，提供基礎設施和公共管理服務來降低企業的經營、交易成本，充當企業發展的“援助之手(TheHelpingHand)”。政府行為和社會宏觀層面的經濟發展績效息息相關。高質量政府對經濟增長的推動源于政府積極且正向地影響轄區內既有和潛在進入企業的投資決策，當中極為重要的方面就是政府管理服務的供給和質量可以滿足企業需求并能適時響應需求的改變。政府以有償或無償形式提供的管理服務是企業存續和發展的必要前提。從需求創造角度看，政府對市場的監管與規制遏制了無序競爭，降低了投機行為和不當經營對企業的侵害，保障企業對當期投資和投資的未來收益享有充分的所有權和支配權。企業價值創造能力的提高會通過最終消費、中間投入等渠道伴隨專業化分工的深入誘發更高水平的需求，轉而刺激企業投資和經營規模的進一步擴張。從供給引致角度看，政府相對于單個企業或是行業具有更強的資源調配能力和更全面的市場信息，對企業投資經營的扶持與引導可以避免信息不完全或不對稱導致的投資不足或投資過度，從而政府管理服務作為企業生產中特殊的中間投入要素提高了企業投資的配置和使用效率。企業屬性的差異決定了不同企業投資決策對政府管理服務的反饋不同。前期投資的沉沒成本和遷移中的轉換成本會對轄區內既存企業產生“鎖定效應”，特別是地方國有企業的最終控制權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其經營中受制于多重目標，逐利動機較弱。因而，政府管理服務效能提升對這類企業投資的促進相對較弱。外來企業則流動性和逐利動機更強，受轄區內地方政府控制更弱。事前，其可以對投資地有更多選擇而事后也能夠從不合意地區抽離。由此推斷，外來企業的投資決策與投資目的地中地方政府管理服務效能的關聯性更強。

二、政府管理服務效能的測度與比較

如前所述，外來企業對政府管理服務的質量更為敏感。因此，我們以在昆明市經營的客商企業為觀察對象來考察政府管理服務效能對企業投資決策的影響。在Frye和Shleifer關于經濟轉軌時期政府與企業關系的開創性研究中，他們調研了105家莫斯科和華沙的商戶來評判兩國政府質量。我們的研究同樣基于對企業個體的觀察:我們逐個考察了企業對政府管理服務效能的評判和對應的投資決策行為，有別于其他研究中將政府屬性作為情景變量的處理方式。本文的基礎數據來自“昆明市千名客商評價‘昆明市執行力提升年’活動調查”。該調查由昆明市紀委監察局牽頭，云南省統計局昆明城調隊組織實施。調查從2011年末持續到2012年中，抽取在昆明持續經營的客商企業進行問卷訪談，涉及企業共計1113戶。為確保作答的可靠性和調查所得政策含義的有效性，問卷詢問了受訪者在企業中的身份。由于企業的投資決策權僅掌握在企業所有者或高層管理者手中，本研究中我們僅保留了由這兩類受訪者作答的樣本，剔除了由中層管理者作答的部分，最終實際有效樣本共計290戶。

(一)測度變量的選取與描述。完整準確地概括和測度相關政府管理服務效能是我們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中共中央于2003年頒布了“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該綱領性文件提出要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轉變政府經濟管理職能，為市場主體服務，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主要措施包括:第一，加快形成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第二，推進依法行政，按照法定權限和程序行使權力、履行職責;第三，規范產權關系并保護產權權益，完善交易制度，保障合同自由和交易安全，維護公平競爭;第四，完善重大經濟社會問題的決策程序，增強透明度和公眾參與度。我們依據上述文件中對所涉及政府職能的表述，并參照服務質量評價中有效、便利、靈活、響應四個原則，從流程中事前、事中、事后三個環節將相關政府管理服務劃分為行政審批、行政監管、政企互動三個維度，共計設置13項二級指標來測度企業感知的服務效能。其中行政審批維度(XS)涵蓋指標包括環節數量、審批時間、限時辦結、一站式服務、流程設計和程序公開六項，行政監管維度(XJ)包括依法監管、文明執法和維護市場三項而政企互動維度(HD)包括信息公開、意見采納、引導扶持和排憂解難四項(見表1)。問卷中每項指標的具體問題均由負向評價至正向評價設置五分選項，分別賦值由1至5。為增強作答的客觀性，設“不予置評”選項，在數據整理中視其為缺失。同時，我們詢問這些客商企業下一步的投資意愿，即企業是否愿意在昆明增加投資或引進關聯企業到昆明投資，將肯定回答賦值為1，否則賦值為0。國有、集體企業與私營、外資企業在政治聯系、資源占有、業務構成、治理結構和產權安排等諸多方面存在明顯差異，企業應對外界環境變化的能力和方式也有差別。同時，有別于以往研究中僅將企業規模作為控制變量的做法，我們將企業規模視作影響政府與企業間關系的重要屬性。相對于單個小企業，大中型企業對經濟增長和就業的貢獻更多，覆蓋的市場范圍更廣，搜集運用市場信息的能力更強，這意味著大中型客商企業面對投資地政府時處于較為優勢的位置，但大中型企業更大的投資規模也會帶來更高的轉換和沉沒成本。相比之下，小型企業掌控市場和與政府間關系的能力較弱但更具適應性、靈活性。因此，我們將290戶客商企業按所有制和以企業總資產標示的企業規模兩個維度劃分，各行業內企業資產規模的劃分標準依照國家統計局制定的《統計上大中小型企業劃分辦法(暫行)》(國統字(2003)17號)。比較各類型企業對政府管理服務效能的感知和評判，對比13項二級測度指標的得分均值。由表1可見，僅在審批時間指標上，小企業、私營和外資企業給出的評價分別明顯高于大中企業、國有和集體企業(P值分別為0.002和0.047)，其余指標在不同類型企業間的評分未見系統性差異。這表明政府管理服務效能對轄區內外來企業具有全面的影響，外來國有或集體企業、大中型企業并不會由于自身相對松散的產權結構和較弱的逐利動機而放松對投資地政府管理服務質量的評判標準和要求。此外，我們再對13項指標得分分別作全樣本的均值t檢驗，除程序公開項外，其余指標得分均顯著低于4(程序公開項對應的t值為－1.220，P值為0.224)。換言之，外來企業在剩余12項指標上對昆明政府管理服務的評價僅介于基本滿意到比較滿意之間。

(二)測度指標的匯總和比較。我們以290家樣本企業對13項二級測度指標的分項評分為基礎，匯總行政審批(XS)、行政監管(XJ)和政企互動(HD)三個維度各自的總評分。各二級指標在所屬維度中的重要性不同，分別對三個維度涵蓋的指標做公因子提取(見表2)。其中，行政審批維度的KMO系數為0.761，樣本分布的球形Bartlett卡方檢驗值為624.98(P值0.000)，提取出兩個公因子，分別命名為行政審批1和行政審批2，對應解釋率為44.5%和27.3%，合計71.8%。兩個公因子的內部一致性系數分別為0.831和0.695，信度符合要求。行政監管維度的KMO系數為0.731，球形Bartlett卡方檢驗值366.39(P值0.000)，提取出一個公因子，解釋率77.4%，內部一致性系數0.855。政企互動維度的KMO系數為0.777，球形Bartlett卡方檢驗值691.88(P值0.000)，提取出一個公因子，解釋率72.4%，內部一致性系數0.869。通過各項檢驗后，我們再按照轉置因子載荷矩陣系數對各二級測度指標評分進行賦權加總。行政審批項包含兩個公因子，我們先將各因子所含指標對應的載荷系數之和標準化為1計算出指標權重，加總得到各因子分值，再將兩個公因子解釋率之和標準化為1得到因子權重，計算行政審批維度的總分值。行政監管和政企互動維度均只提取一個公因子，只需用標準化后的轉置載荷系數對指標加權匯總。類似表1，表3顯示不同規模、不同所有制外來企業對三個維度政府管理服務的評判并沒有系統性差異，均值的t檢驗均不顯著。這再次說明外來企業的判斷并不隨企業屬性的不同而變化。所有三個維度的評分均顯著高于中性并接近比較正向。表3同時比較了不同類型外來企業的投資意愿。盡管均值的t檢驗并不顯著，但從均值看大中企業投資意愿高于小企業，國有、集體企業高于私營、外資企業。大中型企業的業務領域、地域較廣，擁有相對成熟的經營模式和供銷渠道，抵御新環境蘊含的負面影響的能力較強，而國有和集體企業的產權安排導致其投資決策受制于多重因素，因此，近似情境下這兩類企業投資意愿更高。

三、管理服務效能對投資影響的估計

在無摩擦的理想市場中，企業的投資決策僅取決于投資項目邊際收益和邊際成本的權衡比較，更高的預期收益帶來更高水平的投資。現實中交易成本的存在會使投資偏離最優水平:市場信息的不完全或交易雙方的信息不對稱造成投資的發現成本，問題和違約風險導致潛在的投資損失，而更高的成本要求匹配的收益補償，這將迫使企業縮減在低收益項目中的投資。對企業而言，相關政府管理服務效能的提升有助于克服上述市場缺陷，優化市場環境，降低企業經營成本和交易成本，從而激發企業投資意愿，擴充投資規模。首先，政府對市場參與主體的有力監管能夠促進契約的規范履行，防止交易雙方的經營收益受到侵蝕，從而外部投資者的注資、企業的融資和投資行為更趨活躍，企業價值增值將誘發后期新的投資。［19］其次，行政審批手續的簡化和審批規則的公開有利于降低投資項目籌備中的時間損耗和資金、資源閑置花費，增強企業對投資機會的敏感性，促使企業采納新技術、拓展新業務，快速將投資意愿轉化為現實的投資行為，激發其資源發現、配置和使用的能力。最后，政府與企業間的互動為企業提供了表達訴求的有效渠道，有助于完善相關管理服務的針對性、合理性和有效性，增強外來企業的歸屬感，推動其投資經營的本地化。政府與企業間的溝通還可以減輕政策模糊帶來的投資風險，穩定企業的收益預期，平穩投資行為。綜上，我們預期樣本企業感知的行政審批、行政監管和政企互動三個維度的政府管理服務效能均與企業投資意愿正相關，更高的評價對應更強的投資意愿。由于行政審批、行政監管和政企互動交織關聯，三個維度的評分之間存在中度以上的正相關(見表4)，同時估計三個維度變量對投資意愿的影響會導致較嚴重的多重共線性，令系數有偏。因此，我們先以三個Logistic回歸分別估計單個維度對投資決策的影響。但是，由于遺漏了其他兩個具有顯著正影響的解釋變量，單變量估計會高估系數。為了克服共線性和遺漏變量問題，我們再采用LogisticRidge回歸估計三個維度同時納入模型時各維度變量的系數，運用Cule和Iorio的方法選擇嶺參數來控制各變量系數計算中的縮減量(Shrinkage)。

Logistic估計和LogisticRidge估計均借助極大似然方法得到系數，即其他條件既定時該變量對被解釋變量取值為1的對數或然率(LogOddRatio)的影響。雖然表3顯示樣本企業對管理服務效能的評判和相應的投資意愿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規模的企業間未顯現系統性差異，但是我們在模型估計中仍然以虛擬變量控制了所有制和規模的影響。同時，行業間競爭格局、技術屬性和市場需求等的不同會導致企業投資意愿不同，由于樣本容量限制，我們以三次產業劃分構建虛擬變量來控制該方面影響。表5.管理服務效能對投資意愿影響的估計LogisticRegressionLogisticRidgeRegressionⅠⅡⅢⅣⅤ行政審批(XS)1.116﹡﹡﹡(4.13)0.342﹡﹡(2.08)0.367﹡﹡(2.22)行政監管(XJ)1.108﹡﹡﹡(5.18)0.396﹡﹡﹡(3.175)0.390﹡﹡﹡(3.041)政企互動(HD)1.115﹡﹡﹡(5.09)0.315﹡﹡(2.377)0.308﹡﹡(2.316)所有制和規模控制控制控制控制行業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PseudoR2(%)8.29.910.4RidgeParameter0.0450.044觀測值23625123923651注:1.全部模型估計中均采用穩健標準誤;2.Logistic回歸中括號內為z值而LogisticRidge回歸中括號內為t值;3.全部模型均省略了常數項。具體的估計結果在表5中列示。和預期相符，外來企業對于行政審批、行政監管和政企互動三個維度政府管理服務效能的評判均與企業投資意愿顯著正相關。模型Ⅰ至模型Ⅲ分別估計了單個維度變量與企業投資或然率的關聯，所得系數即對數或然率依次為1.116、1.108和1.115且均在1%的水平統計顯著。相近的系數值表明對于促進外來企業投資而言，政府管理服務的事前、事中、事后三個維度同等重要。將對數或然率換算為或然率，依次為3.05、3.03和3.05，即企業對三維度的評分每增加一個單位，從基本滿意變為較為滿意或從較為滿意變為非常滿意，企業增加投資的或然率將分別上升205%，203%和205%且該對應關系并不隨解釋變量取值而改變。單維度估計會因為遺漏變量而高估系數，模型Ⅳ和模型Ⅴ顯示了LogisticRidge回歸的結果。將三個維度同時納入模型并控制維度間的共線性相關，所得系數值大幅下降，依次變為0.342、0.396和0.315但仍然在至少5%的水平統計顯著，相應的或然率為1.41、1.49和1.37，即三維度評分每增加一個單位，企業增加投資的或然率上升41%、49%和37%。所有估計均顯示政府管理服務效能的改進可以明顯地刺激外來企業投資并且三個維度具有大致相當的重要性。模型Ⅴ特別針對小規模的私營或外資企業，所得系數及顯著性與全樣本估計基本一致，這再次驗證了政府管理服務效能對推動企業投資的全面影響。至此，所有不同計量方法和樣本范圍的估計都穩定支持服務效能與企業投資決策間的正相關關系。

四、結論與評述

本文在傳統的政府供給公共品理論中強調了稅收收入并加入了政治收益激勵因素，完整論證了現階段我國地方政府管理服務的供給、作用機制并以昆明市外來企業樣本驗證了服務效能改進對企業投資的促進。結果顯示，企業對政府管理服務效能的評價與其投資意愿顯著正向關聯并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規模的企業間具有近似的分布。(事前)行政審批、(事中)行政監管和(事后)政企互動三個維度同等重要。結果也顯示外來企業對昆明市政府管理服務的分項和匯總評價均僅介于基本滿意至比較滿意之間。政府管理服務對企業投資的影響體現為需求創造和供給引致兩方面，分別作用于企業賴以存續發展的軟環境和企業生產的中間投入。因此，轉換政府角色，轉變政府職能，由單一的管理型政府向維護市場、扶持企業的發展型、服務型政府轉化對于激活微觀經濟主體的價值創造能力、釋放改革能量、推動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具有極端重要性。就現階段政府管理服務效能的區域差異看，中部和西部地區明顯落后于東部沿海地區。這遏制了東部企業向中西部的投資、遷移進程，抑制了生產要素、技術等向內地的傳播，不利于產業梯度轉移和區域間發展的空間溢出。政府改革在“減員”的同時也務必注重“增效”，切實提高政府管理服務效能。此外，有必要增強政府管理服務的柔性，針對不同類型的企業提供各有側重的管理服務。對于大中型企業，應當著力改善行政審批和監管流程，降低企業投資中的資源閑置損耗，而對于小型企業，政府還必須積極扶持引導，幫助其克服資金、信息等方面的劣勢。企業依據目的地地方政府服務質量擇地投資能夠促進政府管理服務水平的提高。那么，破生產要素在區域間流動的障礙和壁壘，在更大范圍內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功能，可以強化企業對政府的逆向甄選機制，促成地方政府效率的改善。同時，政府管理服務效能改進也應著眼于長期中政府治理制度的構建和優化，防范地區間惡性增長競爭帶來的負面影響。

作者：楊振宇李江帆單位：昆明理工大學管理與經濟學院中山大學中國第三產業研究中心中山大學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