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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對日益變化的經濟局勢，當前我國正在推進更積極的財政政策，落實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舉措，減少企業成本，激發市場活力，可見稅收在企業生產經營等方面都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本文對相關文獻進行梳理和總結，從企業內外角度歸納出稅收征管對融資約束的影響:稅收征管可以起到公司治理的作用，但同時也存在惡化企業融資約束的可能;稅收征管對不同所有制的企業融資約束影響也有所差別;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環境可以一定程度緩解惡化的融資約束。最后對相關研究進行評述及展望。

〔關鍵詞〕稅收征管;融資約束;公司治理;政策環境;法律制度;經營效率

引言

融資約束是由于企業內外部信息不對稱、(委托)問題等導致的企業內外部融資成本產生較大差異，進而影響企業現金流，并進一步影響企業經營狀況(Myers和Majluf，1984;Bernanke和Gertler，1989)［1，2］。近年來，世界經濟發展雖較為平穩，但仍面臨下行風險，受全球經濟等的影響，我國經濟發展也面臨諸多挑戰，許多企業都面臨生產、轉型等問題，一些企業將融資約束作為制約其發展的重要因素，融資約束甚至會制約我國企業的生產績效、出口等進一步發展(孫靈燕和李榮林，2012)［3］。稅收征管作為政府治理企業的重要環節，在政府促進企業發展、提升企業績效等方面都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其對企業行為和社會經濟產生的影響也一直是國內外理論界研究的重點。作為影響企業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稅收征管直接影響企業價值提升，對企業投融資活動起到決定作用。目前我國正在積極推行增值稅改革等稅改政策，2018年國家在全面完成營改增試點基礎上實施了降低增值稅率等三大稅改制度，國稅總局提出，新一年將更大規模地推進減稅降費舉措，以更好地促進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在此背景下，本文梳理有關文獻，將稅收征管和企業融資約束共同分析，并探討兩者交互作用效果，為未來稅收征管工作的發展方向和有效緩解企業融資約束提供參考。

1稅收征管對企業的影響

從企業外部治理的角度，稅收征管能夠減少企業避稅、提高企業財務報告質量、有效控制企業信息不對稱等問題;從企業內部融資的角度，強力的稅收征管可能導致企業現金流減少，融資能力降低，進一步制約企業發展。

1.1稅收征管的公司治理作用

政府規范有效的征稅行為能緩解企業信息不對稱引起的問題，促使企業規范其財務報表，從而從外部治理的角度優化企業融資氛圍。曾亞敏和張俊生(2009)通過構建稅收征管力度指數，收集中國各地區數據并實證得出，強有力的征稅行為能夠減少問題，降低大股東的潛在侵占資金和關聯交易行為［4］。葉康濤和劉行(2011)通過研究企業盈余管理得出，較強程度的稅收征管能夠使企業減少使用非應稅項目，多操縱應計稅項目，從而減少企業盈余管理行為，是有力的外部治理力量［5］。潘越等(2013)基于企業債務融資視角，通過雙維度衡量稅收征管的公司治理效用，研究得出，稅收征管能夠在融資過程中使雙方信息傳遞公平對稱，有利于企業擴大融資規模［6］。張玲和朱婷婷(2015)也提出稅收征管可以降低管理層的機會主義行為，能夠減少企業避稅，是一種有效的外部治理方式［7］。由此可見，有力的稅收征管能夠規范企業的經營活動，減少資源的不合理配置，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是一種有效的外部治理機制。

1.2稅收征管對公司內部融資影響

在稅收征管活動中，地方政府和當地稅務部門擁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權”(Lipsky，1977)［8］，其可以通過調節稅收影響企業的經營活動和效益，從而影響企業資金資源配置過程。Lim(2011)對韓國的上市公司進行實證分析，結果得出，稅收征管會導致企業留存收益降低，使企業內源融資受限，從而增加企業投融資成本［9］。于文超等(2018)從中國特有的政商環境出發，認為強力的稅收征管在降低企業避稅機率的同時，加重了企業的稅費負擔，使企業融資約束加劇，降低企業投融資效率［10］。蔡蕾(2018)認為稅收征管具有雙面性，其能抑制企業的過度投資行為，但同時也限制了企業正常的投融資活動。由于稅收征管增加了企業內部融資成本，加劇了企業融資約束，從而使企業生產和經營受限［11］。針對我國特有的營商環境，一些學者分別研究在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中，稅收征管對其融資約束的影響。有學者認為相比中央政府控制的國有企業，地方政府控制的國有企業稅收負擔更重，有更強烈的避稅動機。劉行和劉小榮(2012)提出地方國有企業的金字塔結構有利于地方政府減少對其的干預并降低其稅負。也有學者對比國有和民營企業的征稅效應［12］。劉艷艷(2012)認為我國民營企業尤其是一些未上市的中小企業，由于信用等級低、可抵押品較少而致使銀行等金融信貸機構不愿為其提供資金支持，導致其融資約束較高［13］。劉春紅和張文君(2013)以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提出非國有控股企業相比較國有控股企業，融資約束程度更大［14］。劉駿和劉峰(2014)提出對于非國企存在稅收的“所有制歧視”，非國企的稅負要高于國企，地方國企的稅負也要高于央企［15］。劉行等(2017)提出，在民營企業等融資約束較強的企業中，避稅行為的縮減使企業現金流減少，導致企業需要增加外部融資［16］。于文超(2018)通過對樣本企業進行問卷調查，用主觀感知稅負衡量企業實際稅負，建立回歸模型并進行實證分析得出，我國稅收征管活動整體上會加劇企業的融資約束，且對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等影響更為嚴重，對國有企業的作用效果并不顯著［10］。總體來說，稅收征管對企業的作用可能存在產權異質性，國有企業存在“預算軟約束”，在外部融資方面較有優勢，能夠獲得財政補貼和優惠政策，獲得銀行貸款渠道也較多;相比之下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具有發展時間較短、股權結構不合理、財務制度不完善、發展不穩定等特點，銀行等貸款融資機構對其信息掌握較少，致使其容易受到銀行等融資機構的“歧視”，在以銀行信貸為主要融資方式的我國環境中，其面臨的外部融資阻礙較大，因此很多企業會通過避稅等手段來增加留存收益，從而維持企業發展。強力的稅收征管會降低民營企業避稅行為，增加其融資成本，加劇其融資約束;但對于國有企業，則作用不明顯。

2稅收征管過程中其他因素的調控作用

2.1區域政策環境差異

政策環境直接影響市場功能的發揮，企業經營活動成本中的制度性成本比例增加將直接導致企業外部融資成本增加。稅務環境是政府政策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企業稅負的高低對企業融資成本起直接作用。陳曉光(2013)提出，區域差異是造成地區間稅率差異的關鍵因素，從而導致了企業的經營效率差異，政府可以通過調控稅率等稅收征管活動影響企業經營行為［17］。劉慧龍和吳聯生(2014)認為，地區間不同的制度環境對地方政府稅收征管力度和稅收優惠政策的有不同的影響［18］。陳曉光(2016)認為，征稅項目受到地方政府的干擾，且在不完善的稅收征管情況下，會導致地區間已有的差異增大，不利于地區經濟發展［19］。陳德球等(2016)認為當地方稅收征管強度較低時，地方政府的政策不確定性會加劇地方企業的稅收規避幾率［20］。楊鴻艷和張多蕾(2018)通過對滬深兩市上市公司樣本進行實證研究，認為良好的制度環境能夠一定程度上緩解融資約束對企業投資的影響［21］。孫剛(2017)提出一定程度的稅收征管可以提高企業的投融資效率，然而隨著政府干預力度的加大，會加劇企業融資約束，使企業投融資效率停止增長甚至顯著弱化［22］。可見稅收征管過程中，政府政策環境對企業融資約束起到了關鍵調控作用。

2.2法律環境的影響

法律環境是企業經濟中的重要調控因素之一，法律制度的健全程度直接關系到企業的發展。萬良勇(2013)認為，經理人沖突可能導致公司投資效率不足，而良好的法律環境可以對其起到監督作用，同時減少預算軟約束，改善公司投融資效率［23］。于文超等(2018)認為，在法制環境較好的地區，稅收征管對企業融資約束影響相對較小［24］。同樣，企業所有制的差異也導致其在面臨相同的法律制度改革時有不同的反應。盧峰(2004)曾提出加強法治環境能夠促使銀行等信貸機構向非國有企業提供貸款，緩解其融資壓力［25］。李小奕(2018)以民營企業營商環境調查數據為樣本，實證得出雖然稅收征管對民營企業融資約束呈負向影響，但是良好的法律環境仍可以對其起到緩解作用［26］。胡曉等(2016)提出，中小企業外部融資約束條件較多，融資困難，合理避稅已經成為其緩解融資壓力的一種默認方式［27］。李延喜等(2015)認為國有上市公司具有制度優勢，其所受融資約束較小，法治環境的改善并不能改善其融資約束［28］。法律環境的優化能夠有效減少問題和機會主義行為，使企業內部資金得到更充分配置;同時弱化政府政策等的影響，對違反信用的行為進行合理處罰及后續清償，使銀行等金融機構對信貸資源公平處置;還可以增加外部金融市場獲取的信息，緩解信息不對稱現象，緩解融資約束，使企業生產經營過程更加靈活，進一步提升企業效益。

3研究評述及展望

由于內外部信息不對稱等因素，企業外部融資成本往往較高，企業內部融資成本往往較低，進而產生融資約束。根據已有研究我們可以發現稅收征管對企業融資有多方面的影響，從宏觀的角度看，稅收征管可以通過減少問題、控制企業內部盈余管理、減少企業內外部信息不對稱等使企業資源得到合理配置，對企業起外部治理作用;然而從微觀角度看，稅收征管對企業還有另一方面的經濟效應，即征稅效應，這種對企業經營利潤的“強制性分享”使企業內部現金流減少，從而降低企業融資能力，形成融資約束。但由于我國債券市場不成熟，融資方式較少、融資渠道單一、市場制度不完善、所有權的差異等問題導致不同企業在稅收征管作用下產生的融資約束也不同。其他因素也會在稅收征管影響企業經營發展的過程中起調節作用，良好的政策環境和法律環境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業在征稅過程中產生的融資約束。我們可以發現:(1)已有文獻在稅收征管的企業治理效用方面的研究較多，但是從征稅效應角度的研究相對較少，未來應從多方面研究稅收征管對企業經營的影響;(2)企業的融資情況和經營現狀是由企業內外部的多重因素共同決定的，現有研究指標大多較為單一，缺少將區域特征、制度環境等外在因素和企業結構等內在因素考慮在內的綜合研究;(3)目前我國正迎來稅制改革的新一輪大規模推進，僅2019年1月的前3周，就有多個減稅降費新政策落地，其中就涵蓋針對小微企業的普惠性所得稅等內容。伴隨著政策的逐漸出臺和市場環境的改善，企業將有更大的發展空間。未來研究應結合新政策，研究制度環境等的改變對企業的影響。

作者：劉玲玲 單位：吉林省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