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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對環境污染治理松懈

事實上，政府并沒有袖手旁觀。2005年政府對環境污染就進行過調研，提出過解決方案。2010年10月，政府與企業合作建設了一座日處理5000噸污水的污水處理廠。然而從之后的報道中，可以發現這座污水處理廠始終沒有投入使用過。原因是什么？在2011年，原因是整個園區的污水收集率太低，還不到5%，在2012年，原因是“污水廠當初的設計量過大，而現在需要處理的污水量達不到污水廠的啟動標準，一旦啟動，廠子就要賠錢”。代替污水處理廠處理污水的，是污水處理池。這些所謂的污水處理池，實際上就是通過自然晾曬和自然風干蒸發、固體物人工收集等措施，達到污水無害化處理。而且污水處理池底部的水泥存在許多裂縫，化工廢水就是通過這些大裂縫滲透到沙漠中。污水處理池中的水，生化需氧量超標229倍；化學需氧量超標138.3倍；氨氮超標35.96倍；磷酸鹽超標22倍；色度超標11.5倍；PH值達到1.24，屬于強酸水。僅僅是通過蒸發處理，讓人很難想象如何消除污染。除去滲透到沙漠中的污水，蒸發后人工收集的固體物又如何處理？也沒有任何說明。

二、財政收入與環境保護的矛盾

為了發展經濟，騰格里鎮引入了浙江、江蘇、天津等地的企業，甚至還有外資的企業。然而對于牧民反映的企業廢水污染問題，鎮領導卻表示，這些污染企業對當地有好處，牧民的補償，禁牧款都是這些企業出的。這是一個悖論。補償和禁牧款，是為了生態保護而出，結果這些錢卻來自于對生態的破壞。看似混亂的邏輯，底下卻暗含了一個深刻的矛盾。這就是財政收入與環境保護的矛盾。地方政府的很多行為，都可以用一個字來解釋——錢。地方政府想要發展經濟，想要搞工程，或者最實在的，想要養活當地公務員，就必須要有足夠的財政收入。財政收入的一大來源就是稅收。為了擴大稅收，促進就業等等，招商引資這招屢試不爽。七十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吸引大量外資流入。而現在，國內相對落后的地區，吸引著東部及沿海地區企業向內陸發展。對這些企業來說，這些相對落后的地區，勞動力是廉價的，地租是廉價的，政府還求著你去，暗地里還有各種優惠措施，可以大大降低企業的成本。對這些相對落后地區的政府來說，招商引資，招來的是稅收、就業崗位，還有當地官員的政績等等。科技密集型、知識密集型的企業留在了相對發達地區，而這些內遷的企業，許多都是會對環境造成破壞的。在這種情況下，相對落后地區的政府便會面對財政與環境的矛盾。在多個地方政府的相互競爭中，最常見的犧牲不是暗中的財政補貼或者低稅率，最常見的應該是對環境的犧牲。環境的破壞，往往是慢性而長期的，不會對財政收入有當期的、明顯的影響。而相應地，污水凈化、廢氣凈化等配套措施，運營成本巨大，對企業來說是一個沉重的負擔。對于某些地方官員，只要在自己的任期內，沒有出現大的環境問題，那么這個爛攤子就可以隨手拋給下一任。這是一種代際不公平。這些特點，使得環境保護往往成為政府在招商引資時，最容易放棄的陣地。如果某個地方政府不愿意就環境保護作出讓步，那企業完全可以找另一個地方政府，因為愿意放棄環境保護的大有人在。騰格里鎮正是如此。當政府下定決心要管住環境污染時，它斥資造了一座日處理5000噸污水的污水處理廠。但是要投入使用時，卻面臨著極大的阻力。一旦投入使用，企業就將增加一大筆成本，這不僅使得一些企業無法維持運營，導致就業崗位減少，還使政府面對稅收大幅減少的困境。財政收入銳減的結果，可能是連公務員的工資都發不出，更不用說那些需要維護的基礎設施，和正在建設的工程了。所以，在最后一刻，騰格里政府突然發現，如果使用這個污水處理廠，就好比是自殺。最終的結果，自然就是我們所看到的，污染繼續，而治理卻僅僅只是口號而已。

三、結論

對于相對落后地區來說，發展是必須的。在發展的道路上，也不能忘記了環境的保護。在“先污染，后治理”這種錯誤的發展模式中，有幾個促成因素，需要改變。第一是執法不嚴。騰格里污染絕不僅僅是舉報制度的問題。其受到外界關注如此之久，居然還遲遲得不到解決，所以這應當是執法不嚴的問題。執法力度不足會讓法律成為一紙空文，而類似的污染問題還會繼續出現。第二是相對落后地區政府間的惡性競爭。這種競爭難以靠自身改變，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對惡性競爭進行限制。然而在中國，往往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各地方政府的優惠手段層出不窮，而中央政府難以逐個查清，所以想要僅僅通過出臺政策法規解決惡性競爭問題，很有難度。第三是相對落后地區的扶持問題。相對落后地區要在不犧牲環境的條件下發展，的確要求比較苛刻。但它們的發展不僅對當地有好處，對全中國都會有好處。所以考慮到其發展對其他地區的正相關性，上級政府應當對相對落后地區提供適當的轉移支付，或者推出相關政策，扶持其發展，同時力求避免其為發展而犧牲環境。第四是官員考核制度的問題。現行官員考核制度，主要依據任期內GDP的變化。這種考核簡單可量化，卻無形之中鼓勵了對經濟的過分追求，由此導致了對環境保護的忽視。其實環境保護也是可以量化的，如空氣污染指數、水質情況等等，所以環境保護可以列入官員考察范圍。相應地，有關人民滿意度等等也可以列入。然而難度在于經濟表現和環境表現等的權重如何分配。這里值得研究。同時還應當建立官員責任追究制度，在任期內導致的環境污染隱患，如果在隨后其他官員任期內爆發，應當對原官員追責。第五是官員素質問題。應當對官員進行任前培訓、任期內培訓，提高官員對于環境保護等可持續發展問題的認識。不僅是加強官員的認識，也要加強人民群眾對可持續發展的認識。這樣，才能在官員內心和外部人民群眾形成環境保護的雙重制約。最后，如果政府能夠減少對財政支出的需求，那么相應地也可以減少對財政收入的需求，于是就可以拒絕某些污染過重的企業。如果把政府看做一臺運行的機器，把財政支出中非提供公共物品的部分，看做機器運行耗費的油，那么當前中國一些政府存在的冗員過多、管理不當、人員素質不高、辦事效率低下、貪污腐敗等等問題都使得這臺機器需要耗費更多的油。除了上述種種原因，可能還存在著更多更深層次的原因，使得相對落后地區的政府不得不選擇了以犧牲環境為代價，追求經濟發展的道路。類似于騰格里污染的問題，雖然治理取得了進展，但是其中的原因和教訓，應當從多方面、深層次來考慮。在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上，中國還有很長的道路要走。

作者：楊文迅單位：上海財經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