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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業銀行信貸管理模式的演進與革新

1.傳統單項貸款管理模式的風險積累與效率損失。

銀行業傳統上奉行客戶關系導向的經營原則，以提供信貸支持作為支點，致力于客戶發展長期穩定的關系，以便形成對特定客戶開展業務的比較優勢，向客戶出售系列化產品和服務，實現客戶關系盈利性最大化。銀行信貸模式相應表現出兩個特征：一是由于側重客戶關系管理，銀行通常只考慮單筆貸款的盈利水平，忽略從信貸組合的視角進行風險收益分析和決策；二是銀行對客戶發放貸款后，就持有貸款直至到期，而不主動對信貸組合結構進行調整，貸款缺乏流動性。

這種傳統貸款管理模式有明顯的內在缺陷。首先，容易導致貸款風險集中于單一客戶及特定行業、地區。銀行將利潤絕對值作為衡量客戶關系價值的標準，信貸投放必然向重點客戶傾斜。高度集中的信貸組合蘊含著潛在風險，一旦核心客戶信用質量惡化，銀行就面臨嚴重損失。其次，信貸過度集中也不能保證銀行獲得持續的盈利增長。銀行競相追逐大客戶的過度競爭格局將導致貸款利率和服務價格不斷抑低，對銀行的利潤貢獻勢必呈邊際遞減之勢。

2.信貸集中度管理模式的局限性。

為彌補單項貸款管理的不足，銀行建立了授信限額制度，對貸款集中度進行事前控制。集中度管理雖然初步體現了組合管理意識，但與組合優化還有相當距離，在實踐中存在局限性：

（1）單純依靠信貸限額并不足以避免信貸集中。信貸限額在操作中受到各種制約：一是銀行所在地區有限的客戶多樣性。銀行開拓業務受周邊地區“自然市場"限制，貸款難免集中于當地支柱產業；二是銀行順行業周期的信貸取向。銀行傾向于集中信貸資源投入朝陽產業，發揮信貸業務的規模效應；三是信貸部門通常追求目標市場集中化，以便保持對特定客戶的信息優勢和管理專長。

（2）信貸限額仍然是簡單、消極的風險管理。銀行設置的單一客戶貸款比率不能反映各借款人信用品質變化的相關性，銀行無法估算單項貸款對組合風險的邊際影響、測算組合風險值和確定最優組合。同時，銀行一味通過信貸限額規避貸款集中風險，忽略了風險回報。這種“一刀切”式的限制意味著某些具有創造價值潛力的信貸業務可能被拒之門外。因此，集中度管理只是“風險驅動”，而非組合優化要求的“風險—回報”驅動。在尚未具備真正的組合優化必需的條件之前，信貸限額是銀行的權宜之計。

3.積極的信貸組合管理——信貸管理模式的全新思路。

（1）信貸組合積極管理興起的驅動因素。

信貸管理模式創新的驅動力來自銀行經營環境的改變對傳統信貸理念日益嚴峻的挑戰。20世紀50年代，馬柯維茨提出現代資產組合理論(MPT)，投資者可利用收益負相關的資產相互抵消非系統風險的原理，調整資產組合，使之移向“有效邊界”。在此邊界上，投資者可結合其風險態度選擇風險回報率最高的資產組合。MPT理論被投資基金等機構應用于證券組合管理，而當時西方銀行業還處在生存無虞的時代，無需為信貸組合管理耗費精力。進入1960年代，信用狀況較好的企業傾向于利用證券和票據市場融資，銀行信貸優勢面臨威脅。1970年代后，信貸市場競爭日趨激烈，銀行為爭取為數不多的大客戶競相降低貸款利率，貸款集中度不斷上升而邊際收益下降。這種使信貸組合嚴重偏離有效邊界的信貸模式在1980年代遭遇重創，銀行業對房地產、能源、拉美國家的巨額貸款均損失慘重。1990年代以來，世界政治經濟形勢更加復雜多變，銀行業屢因信貸組合結構失衡陷入困境，亞洲金融動蕩中這一問題尤其突出。

信貸組合缺乏有效管理的嚴重后果引起監管者高度重視。巴塞爾委員會在新資本協議內部評級法中強調對信貸組合風險的研究，美國通貨監理署和美聯儲建議銀行建立信貸組合風險管理程序。同時，發達國家銀行業也在對傳統信貸模式深刻反思的基礎上，提出以信貸組合“風險—收益”有效權衡為導向的新型信貸管理理念，目標是在將風險控制于可承受限度內的前提下，謀求信貸組合的風險調整收益率最大化。

（2）信貸組合積極管理模式的特點。

信貸組合積極管理的思路和信貸集中度管理有著顯著差異：

首先在于組合的管理視角。在信貸組合積極管理模式中，銀行不再單純通過貸款限額限制信貸集中度，而是利用單項貸款對組合的邊際風險調整資本回報率設置新增信貸業務的最低門檻。換言之，銀行不是簡單、孤立地判斷單個借款人是否超出信貸限額，而是在考慮不同類型客戶的信用品質相關性的基礎上，考查單項信貸交易對整體組合風險回報率的邊際影響。

其次，信貸組合積極管理模式完全采取積極主動的管理方式。銀行不是在恪守信貸限額的前提下消極地持有貸款組合，而是積極地調整和優化組合結構，減少風險較高而相對收益較低的信用暴露，添加對組合風險回報率產生正面貢獻的信用頭寸，改善組合風險收益狀況。

二、信貸組合積極管理的手段與工具

1.調整信貸組合的常規手段及其局限性。

（1）貸款的直接轉讓。

貸款直接買賣是信貸二級市場發展初期的主要交易形式。銀行可通過債務更新、轉讓、從屬參與等方式，出售過度集中的貸款頭寸，買進合適的信貸份額，對貸款組合結構進行再平衡。198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銀行貸款二級交易發展較為迅速，尤其是辛迪加貸款轉讓，已形成相當可觀的規模。牽頭行通常將其貸款份額再出售，買方最初是銀行同業，到1990年代初非銀行機構已占貸款購買金額的30％，交易對象從投資級企業貸款擴展到非投資級企業。貸款轉讓的發展使信貸合約具有了一定流動性，但運作中也面臨一些障礙：

首先是與銀行維持客戶關系的矛盾。貸款附有銀行與客戶的“隱性契約”，銀行承諾對客戶提供資金支持，客戶考慮優先購買銀行的其他產品和服務。伴隨著對某客戶貸款支持的增加，風險集中度隨之上升，銀行預期收益也應相應上升，而實際上銀行只能索取有限的貸款利息，甚至對大客戶給予優惠利率。此時貸款組合顯然偏離有效邊界，銀行理應出售貸款，減持對大客戶的風險暴露，然而又面臨客戶關系受損的危險，處于“信貸悖論”(paradoxofcredit)的兩難境地。

其次是信貸合約非標準化的交易障礙。標準化程度低是貸款合約的天然特質，貸款結構由借貸雙方協商定制，利率、期限、金額、償還方式等合約要素差異較大，對信貸買賣構成無形障礙。此外，轉讓債權需通知借款者及擔保人并經其同意，相關法律手續可能耗時頗多，也會降低交易效率。

（2）貸款證券化。

證券化技術將缺乏流動性、非標準化的貸款轉化成為可交易的標準化證券，為銀行調整信貸組合提供了便利。銀行將貸款組配成基礎資產組合，交付給SPV(特設機構)，后者以基礎組合的現金流為擔保發行證券，將集中于銀行的信貸風險向眾多投資者分散轉移。同時，銀行可買進其他類型的貸款支持證券，使信貸組合多樣化。1980年代后，銀行利用期限層化、利息層化和風險層化等技術重組基礎貸款現金流，開發出許多證券化創新品種，吸引了廣泛的投資者。

證券化雖然提高了貸款流動性，但也存在局限：貸款證券化要在法律上認可為真實出售，一般要求銀行對SPV作徹底的信貸轉讓，仍然面臨貸款出售的客戶關系問題；證券化程序繁復、交易成本高，適于大規模信貸組合整體風險出售，而不是對局部風險暴露特別處理；證券化雖可按償付優先順序對基礎貸款池的現金流進行風險分層，但難以對組合中的風險暴露作更細致的分解和重塑；證券化要求基礎組合中貸款的特征盡可能一致，貸款數目應達到相當規模，非標準化、單筆規模較大的企業貸款證券化較困難。

2.信用衍生工具——信用風險轉讓的開拓性創新。

鑒于常規手段的局限，銀行需要更為靈活的工具調整信貸組合風險敞口。1990年代初信用衍生工具問世，將信用風險與基礎信貸剝離，作為獨立的“商品"在市場上買賣，擺脫了貸款合約缺乏流動性的束縛。作為信貸組合管理工具，其優越性在于：

（1）有效解決“信貸悖論”，提高交易效率。銀行可利用信用衍生工具進行表外交易，保留貸款而出售風險，既改善了貸款組合的風險收益狀況，又不對有價值的客戶關系產生消極影響，從而將客戶關系管理與信貸風險管理分離。信用衍生交易無需牽涉借款人，一般在場外非公開協商，不會引起客戶疑慮，且簡化了法律程序，銀行得以迅速便捷地調整信貸組合。

（2）提供對信貸組合風險狀況進行再設計的機會。信用衍生工具是獨立于基礎資產的參數合約，在重塑信用風險方面具有常規手段不可比擬的靈活性。銀行能為信貸組合量身定制信用衍生合約以調整風險敞口，既可對沖組合中特定資產的信用風險，也可為組合中任意一項資產的違約損失購買保護，或是為組合損失水平設定上限，甚至對沖組合面臨的系統性違約風險。銀行也可作為信用衍生品的投資者，購買與自身偏好匹配的“合成”信用暴露，實現信貸組合多樣化。

（3）將信用風險在買賣雙方之間合理地再配置。信用衍生交易形成有效的風險分擔機制。投資者可獲得在信貸市場上由于各種原因(與目標客戶未建立密切關系、進入特定市場存在困難、分支網絡地域限制等)難以得到的信用暴露，而且可以不需為此融資，也不必承擔持有和管理貸款的成本。銀行作為參考貸款的發起人，可與風險買方分享對特定領域的業務關系和信用管理的比較優勢，同時避免承受過度集中的風險，在組合分散化和信貸專門化之間尋求平衡。

信用違約互換是最具代表性的信用衍生品。違約保護買方向賣方付費，作為賣方承擔參考資產信用風險的報酬，賣方承諾一旦發生規定的信用事件就對買方進行償付。銀行可用單一信用違約互換為組合中的單項貸款保值。若銀行想對客戶提供信貸支持，但貸款需求超出信貸限額，銀行可達成以客戶為參考實體、名義金額等于貸款超限額部分的違約互換，覆蓋額外的信用暴露。銀行也可基于貸款組合構造信用籃子違約互換，為組合選擇不同的信用保護覆蓋率，譬如：第一違約籃子(first-to-default，basket)，貸款組合發生第一件違約事件后，保護賣方對買方償付。若多項貸款相繼違約的可能性小，銀行只需購買第一違約保護，不需對每項貸款保值；第一損失籃子(first-lossbasket)，銀行保留信貸組合的部分風險暴露(預期損失)，將剩余暴露(意外損失)轉移給賣方，設定自己的損失上限。銀行也可利用總收益互換、信用價差期權、信用聯系票據交易信用暴露頭寸，還可用違約指數合約為信用環境惡化的系統風險保值，避免經濟低迷導致個人或企業普遍破產造成的信貸組合損失。

近年來，在全球信用質量普遍下降的嚴峻形勢下，信用衍生工具在信用風險分散轉移中頗有建樹。2002年以來，違約互換市場成功解決了安然和世通破產及阿根廷主權債務違約等信用事件。作為創新產品，信用衍生工具還面臨合約要素標準化、精確定價、監管待遇等問題，但其成長潛力為業界公認，已成為銀行管理信貸組合的有效手段。

三、信貸管理模式創新中的銀行組織結構重整

積極的信貸組合管理要求重組信貸業務模式，銀行組織結構需要進行相應調整，為組合管理提供運作平臺。組織架構的有效運轉又依托于組合管理的信貸政策與信貸文化，前者為組合管理確立指導原則，后者提供價值判斷和管理哲學的支持。

1.信貸組合積極管理模式下銀行組織結構的基本框架。

銀行傳統信貸模式意味著信貸資產的形成過程是單向的，沿循借款人申請——前臺客戶管理部初審——后臺風險管理部復審——發放貸款——持有貸款直至到期的直線型業務流程運作。要實施積極的組合管理，銀行不是簡單地將單個信貸經理的分散決策進行匯總，而應建立專業化信貸組合管理部門，賦予其跨越單項貸款的組合管理視角和獨立的操作權限，對信貸組合整體的利潤和損失負責。組合管理部門建立后，信貸運作程序隨之重構，新型組織框架如圖所示：

客戶管理部是資產生成部門，按組合管理部設置的門檻進行信貸決策和貸款定價，對客戶發放貸款。組合管理部獨立于單個客戶關系，從組合管理整體目標出發，控制信貸組合的風險收益水平。在具體操作中，組合管理部作為資產管理經理，位于銀行內部放貸部門和外部二級信用交易市場之間，按適當的內部轉移價格從放貸部門購買貸款，并在二級市場上執行貸款買賣或保值交易。風險管理部除審批單項貸款外，將建立客觀的資產評估體系，為信貸資產的內部轉移定價，為避免利益沖突，該部門應獨立于資產生成部門與組合管理部。信貸管理委員會為信貸組合設置總體財務目標，界定組合管理部的授權范圍(如買賣的資產類型、允許投資的工具)，并解決部門間的爭議。

2.銀行構建信貸組合管理體系的階段性策略。

信貸組合積極管理需具備多方面實踐條件，難以一步到位，銀行業的現實選擇是分階段構建信貸組合管理體系，逐步擴展信貸組合管理部的職能。

（1）初級階段：防御型組合管理。

信貸組合管理部在這一階段的職能側重于降低風險。其首要任務是建立信貸組合信息系統，評價組合風險回報水平，對組合風險進行監測和早期預警。在組合分析趨于成熟的基礎上，銀行可將設置貸款目標風險回報率的權力授予組合管理部，作為前臺部門放貸和定價的門檻。

（2）高級階段：積極型組合管理。

信貸組合管理部不再是單純收集數據、度量風險、編制報告的成本中心，同時也是利潤中心。它不僅通過影響貸款發放部門的信貸決策從而影響未來信貸組合的構成，還主動調整現有組合的風險收益狀態。為此，組合管理部需要“擁有”信貸資產，以便對其靈活處置。組合管理部可選擇調整組合的最優方案，或是以貸款直接交易或證券化等現金形式出售由放貸部門形成的“核心信貸組合”中的貸款頭寸，同時購買其他銀行的貸款，將出售貸款的收益進行再投資；或是在信用衍生市場上為組合保值，也可向其他銀行出售保護。

3.銀行組織結構重整中的信貸文化變革。

信貸管理模式的革新也伴生了一系列組織問題，對銀行帶來挑戰，比如，如何界定組合優化的適度邊界，國際銀行應將貸款組合作為一個全球組合，還是分成若干子組合分別謀求區域性優化；各項職能如何在相關部門間進行合理的責權配置；在新型運作模式下，如何著眼于全局利益，協調傳統業務部門與組合管理部的關系。關鍵在于，銀行須將理念的變革滲透于信貸文化中，形成適應組合管理的信貸價值觀、信貸理念和行為方式。信貸文化的潛移默化對信貸組合管理的效率具有深遠意義。

信貸組合積極管理不僅對銀行信貸業務模式產生革命性的影響，也反映了金融市場結構調整的新趨勢。憑借積極的信貸組合管理，銀行不再被動承擔過多風險，而是主動發揮風險管理專家的優勢，通過優化風險配置格局獲益。構建有效的信貸組合管理體系將成為現代銀行取得競爭優勢的必備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