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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源于歐洲工業文明時代的科學理論體系，是現代文明的產物。而20世紀初的中國是政治、經濟、文化極其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度，馬克思主義哲學要在當時的中國得到廣泛的傳播，并逐步中國化，首先歸結于傳播信源本身的強大生命力、沖擊力和感染力。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早就指出，馬克思主義不是離開人類文明的康莊大道而產生的偏狹理論，“無產階級文化應當是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地主社會和官僚社會壓迫下創造出來的全部知識合乎規律的發展”；其次，馬克思主義哲學必須取得中華民族文化心理價值觀念的認同。“社會群體鑒別一個政治制度是否合法的依據，是看它的價值取向如何和它們相吻合。”根據本文的需要，我們將致力于對后一問題的研究。

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傳統哲學的價值契合點和學理上的一致性，我們可以從各種角度去探索、尋找。張岱年、程宜山認為：中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接受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傳統文化有密切關系。“中國文化中本有悠久的唯物論、無神論、辯證法的傳統。有民主主義、人道主義思想的傳統，有許多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因素、有大同的社會理想，如此等等，因而馬克思主義很容易在中國的土壤里生根。”吳雁南等人指出：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文化歷史的國家，其傳統文化在長期的積淀中留下不少民主性的精華，懦家的大同思想，以天下國家為己任的追求，講求群體的觀念以及道家無為而治的理想等，都從不同的層面折射出社會主義的因素，盡管這些因素是空想的、主觀的，乃至宗教性的。這些思想觀念，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接受科學社會主義的認知障礙，奠定了他們接受科學社會主義的心理基礎。”事實正如他們所說，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確與中國傳統哲學有著許多相融、相通之處，如中國人民求真務實的優良傳統，“一分兩合”的辯證思維傳統、“知行之辨”認知論傳統、“重民”和“大同”的社會歷史觀等，都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契合點”。

一、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唯物觀、辯證法與中國傳統哲學的樸素唯物主義、樸素辯證法思想的契合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唯物觀與中國傳統哲學樸素唯物論的契合。馬克思主義哲學關于世界的物質統一性原理是整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石，而中國哲學具有唯物主義的優良傳統，樸素唯物主義的思想傳統源遠流長。早在殷周時代，《尚書·洪范)就闡述了“五行”的思想，認為世界是由五種物質元素組成的，開創了中國樸素唯物主義的先河。老子“道”論的提出和闡述，引發了人民對宇宙本源的哲學思維，把人民的思想從神學的籠罩下解放出來。《管子》、《易傳》、《韓非子》等均發揮了老子的“道”論思想，并將其改造成為唯物論。荀子是先秦時期最偉大的唯物論者，認為“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其最高理想是“制天命而用之”，最后達到與天地萬物的和諧。漢代王充以“元氣”為始基，建立了較為完整的唯物主義哲學體系。他在《論衡·自然篇》中認為：萬物之生，皆稟元氣。“天地和氣，萬物自生，猶夫婦和氣，子自生矣。”魏晉時期的楊泉推進了唯物主義的氣一元論，提出了“水土之氣，升而為天”的觀點；唐代的劉禹錫總結歷史上關于“天人之辨”的規律，認為天是“有形之大者”，而人是“動物之尤者”月，提出了“交相勝，還相用”的學說，發展了荀子的唯物思想。宋代張載從哲學基本問題的高度對佛教唯心論進行了批判，提出了“太虛即氣”、“凡有皆象，凡象皆氣”的唯物主義觀點，建立了氣一元論的理論體系。明清之際的顧炎武和王夫之則把張載的“氣一元”論進一步發展，最終建立了博大精深的唯物主義理論體系。

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與中國古代樸素辯證法的契合。中國傳統哲學不僅有豐富的唯物主義思想，也有成熟的辯證法思想。發達的辯證思維是中國傳統哲學的一個重要特征，這一特征在與各國哲學比較中更顯得早熟、豐富與深刻。成書殷周之際的《易經》，就用吉兇、禍福、上下、生死、損益等對立的范疇來描述現實世界的矛盾對立現象。《易傳》進一步將這種對立思維體系化，指出：“一陰一陽之謂道”，“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不僅如此，中國的先哲們還具有“否極泰來”的矛盾轉化思想。管子曰：“天道之數，至則反，盛則衰。”孫子將這種對立面相互轉化的思維方式運用到戰爭中，指出：“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老子更是將這種矛盾的轉化關系作了深刻的論述，指出：“曲則全，枉則直，洼則盈，蔽則新，少則多，多則惑。”認為“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隨著歷史的發展，辯證法的思想也在不斷前進，如宋代張載的“兩一”學，明清之際方以智的“表一必有二，二本一”，“盡天地古今皆二”的思想等，形成了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辯證思維傳統。正如科學史專家李約瑟所說：“當希臘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細地考慮形式邏輯的時候，中國人一直傾向于發展辯證邏輯。”。

“實事求是”是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思想中國化的結晶。“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確立就是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原理同中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思想相結合的產物。唯物主義哲學的一個基本原則是尊重客觀實際，尊重客觀事實，要求人們如實地把握世界。正如方東樹所說：“夫即物窮理，非即實事求是乎?”口樅而將實事求是由考據學命題轉變為哲學認識論命題。總之，“大人不華，君子務實”是中國賢哲們一向倡導的精神，正如章太炎所說：“國民黨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務在工商耕稼，志盡于有生，語絕于無驗。”中國傳統哲學的這種務實精神，成為講究實事求是的直接的民族思想來源。

在1941年指出：“‘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經這樣的闡釋，“實事求是”這一古老的哲學命題就獲得了充滿生命火力的嶄新含義，并成為了思想的精髓，成為了無產階級政黨的新的思想路線、認識路線和學風。對“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解釋，既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又是中國傳統哲學馬克思主義化的典范。

二、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中國傳統哲學知行觀的契合

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它正確地回答了人類能否認識世界和怎樣認識世界的問題，從而使主觀和客觀、認識和實踐的相互關系得到科學解決。它的基本觀點包括四個方面：一是關于認識的來源。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認為，實踐是認識的基礎、前提和來源，實踐的觀點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觀點”；二是關于認識的過程，列寧指出：從感覺到思維，從思維到實踐，就是“認識客觀實在辯證的途徑”。這種認識過程，“是思維對客體的永遠的，沒有止境的接近”；三是關于認識的目的，馬克思指出：認識不只是用來“解釋世界”，更重要的是在于“改變世界”；關于真理的標準，馬克思認為，真理是客觀的，“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應該在實踐中證明”。實踐是檢驗理論是否與現實相符合的“唯一標準”。

認識論不僅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內容，也是中國傳統哲學的重要內容。中國哲學史上的“知行之辯”，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對認識與實踐關系問題的探討。《左傳·昭公十年》中說：“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尚書·說命》中也說：“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提出了知和行的關系問題。孔子是中國古代哲學史上第一個自覺探討知行關系的哲學家，他特別強調言行一致，追求知和行的統一，認為君子之所以“訥于言而敏于行”，是因為“恥躬之不逮也”。墨子提出“言有三表”法，作為檢驗認識是否正確的標準：“古者圣王之事”，“百姓耳目之實”，“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荀子集中論述了知和行的關系，他尤其重視行，指出：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淵，不知地之厚也。故“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于行而止矣。”宋代以后，知行之辯問題的探討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理學家朱熹建構了較為完整的知行關系學說。他認為：“論先后，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但兩者又是相互聯系、相互促進的，“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因此，“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行之愈篤，則知之益明。”。明清之際的王夫之在總結前人知行之辯理論成果的基礎上，將中國古代哲學知行觀提升到最高水準。首先，他明確提出了“行先知后”這一著名命題，認為“君子之學，未嘗離行以為知，必矣!”閉其次，他提出了“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思想，斷定“知有不統行，而行必統知”；最后，他對知行的辯證關系進行了科學闡釋，認為知和行是“始終不相離”的，它們既相區別，又相資互用，“并進而有功”。

資產階級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先生也對知與行的關系問題進行了探討。他認為：人類的知與行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大體經歷了三個時期，即從“不知而行”到“行而后知”再到“知而后行”。從總體上看，孫中山先生的知行觀不僅超越了古代認識論水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舊唯物主義的缺陷，比較地接近了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觀點。可見，在中國的傳統哲學中，從先秦、兩漢、宋明、一直到近代，不間斷地傳遞著“以行驗知，以行證知”的優秀傳統。這種“知行統一”的認識論傳統與馬克思主義認識論關于認識過程中主觀與客觀的統

一、認識與實踐的統

一、感性與理性的統一等基本思想是一致的，這就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奠定了傳統文化的基礎。

以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本原理為指導，結合中國傳統認識論的精華，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中國化的歷史性飛躍。其理論成果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人類認識的來源。指出：“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只能從社會的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中來。”二是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人類認識運動的規律。指出：“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三是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真理發展的規律和檢驗的標準。指出：“正確的東西總是在同錯誤的東西作斗爭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真的、善的、美的東西總是在同假的、惡的、丑的東西相比較而存在，相斗爭而發展的。當著某一種錯誤的東西被人類普遍地拋棄，某一種真理給人類普遍地接受的時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錯誤意見作斗爭。這種斗爭永遠不會完結。這是真理發展的規律”至于真理的檢驗標準，明確指出：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三、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中國傳統哲學社會歷史觀的契合

馬克思主義認為，共產主義社會是一種客觀必然，而不是人們的主觀愿望。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雖然沒有對未來共產主義社會進行詳盡的描繪，但還是確立了其中的一些基本原則。如生產資料全民公有，“一方面由社會直接占有，作為維持和擴大生產的資料，另一方面由個人直接占有，作為生活和享樂的資料”；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則；消滅城市和鄉村之間、工業和農業之間、腦力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消滅階級和國家消亡，等等。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所設想的共產主義社會是一個公平、公正的大同世界。

與此同時，馬克思主義承認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的決定力量，從而創立了歷史唯物主義。是否承認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區分唯物史觀與唯心史觀的分水嶺，誠如列寧在分析歷史上一切唯心史觀之所以失足的原因時所指出的：“以往的歷史理論的兩個主要缺點。第一，以往的歷史理論。至多是考察了人們歷史活動的思想動機，而沒有考究產生這些動機的原因，沒有摸到社會關系體系發展的客觀規律性，沒有看出物質生產發展程度是這種關系的根源；第二，過去的歷史理論恰恰沒有說明人民群眾的活動，只有歷史唯物主義才第一次使我們能以自然史的精確性去考察群眾生活的社會條件以及這些條件的變更”。

在中國的傳統文化的思想寶庫里，也有一種“大同”思想，并且源遠流長。早在春秋時代，諸子百家就對各自的大同世界進行了描繪。孔子曰：“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大同思想對中國人民的影響非常深刻。到了近代以后，民族的災難與人民的痛苦更加深重，中國人民對大同世界的追求和探索也就更加積極。洪秀全設計了一個“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處不飽暖”的理想天國。康有為“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類公理》”，構思出了一個無家界，無國界，無產界，一切財產歸公的大同社會。孫中山手書“天下為公”自勉，要求“國民之權利義務，無有貴賤之差，貧富之別，輕重厚薄，無有不均”。綜上所述，中國傳統大同理想無疑與建立在唯物史觀基礎上的社會理想——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有相通之處，因此中國人在接受馬克思主義時，就是以“大同”來指稱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

同時，中國傳統文化中也包含了豐富的民本主義思想。孔子歷來主張重民、富民、教民，在“民、食、喪、祭”這些世間大事中，將“民”列為首位。孟子則明確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著名觀點，認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荀子亦主張民為邦本，他的君舟民水理論至今仍振聾發聵。不僅儒家提倡以民為本，道、墨、法諸家都有這種以民為貴的重民思想。盡管這種思想還沒有達到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科學高度，但它畢竟是達到這個高度的必經階段。所以，中國傳統哲學中的民本思想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在許多方面是相通的。

正是因為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中國傳統哲學的社會歷史觀的契合，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在接受馬克思主義時，就注重把共產主義與中國傳統大同思想融會貫通，如在宣傳共產主義時。把共產主義描繪成天下為公的大同境界：“公共育兒院，公共蒙養院，公共學校，公共圖書館，公共銀行，公共農村，公共工作，公共消費社，公共劇院，公共病院”。為了實現這一偉大目標。將馬克思主義關于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的原理，與中國傳統民本思想結合起來，希望通過“民眾的大聯合”來實現他人世救民的目的。

四、結語

綜上所述，在中國傳統哲學中，有著許多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相融、相通之處，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民族文化底蘊。如果沒有這種哲學傳統，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是不可能實現的。正如李鼎民所言：“以中國哲學的唯物論體系來介紹馬列主義，乃是使馬列主義中國化，使馬列主義通過中國民族形式得到真正實現的唯一途徑。”

摘要：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與中國的傳統哲學有著許多相融、相通之處。中國人民求真務實的樸素唯物主義傳統、陰陽流轉與“否極泰來”的辯證思維傳統、“知行之辨”的認知論傳統以及“重民”、“大同”的社會歷史觀等。都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傳統哲學相互整合的“契合點”。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傳統哲學；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