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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與茶壺的關系，俗有“水為茶之母，壺為茶之父”的說法，壺始終與茶文化的發展相伴相隨，并在茶文化的影響下形成各具時代特色的造型、審美特征。古代“茶具”的概念包含了采、制、煮、泡、飲等茶事相關使用的一切器具。茶具與茶器有時候也有所區分，《茶經》就有“二之具”，“四之器”①之分，陸羽認為具是指采制、貯藏所用的工具，器是燒水泡茶全過程中需要的器具。唐代茶具和茶器的內涵有所不同，這直接反映采茶、制茶與飲茶的不同階段所使用器具也是有嚴格區分的。茶壺是具之一，另有茶杯、蓋碗、公道杯、茶盤等這類飲茶器具；茶壺按制作材料分為陶瓷（陶、瓷、紫砂）、金屬（青銅、金、銀、銅、鐵、錫、鋁等）、玻璃等；按壺造型分為圓器、方器、塑器以及扁形器、仿生型等；壺底造型有捺底、釘足、加底；壺把造型可分側提、提梁、飛天、握把、無把壺等。瓷制茶壺是茶壺中的主要類型，其從誕生、興起并成熟，經歷了漫長的演變歷程，與茶一樣，從實用性逐漸發展為藝術性和人文性，在為飲茶活動增添文化色彩與審美趣味的同時，也反過來推動了茶文化的演進。

一、漢至宋代茶文化對瓷制茶壺演變的影響

中國是最早種植茶樹與飲茶的國家，茶文化則興起于漢魏時期，而漢代末年也正是瓷器成熟的時期，二者的發展可謂亦步亦趨。不過，與茶文化相比，瓷制茶壺的發展明顯滯后，這表現在從漢代直至宋代，都沒有產生真正意義的專用瓷制茶壺，與水器、酒器、食器混用的情況使得瓷制茶壺難以形成自身顯著的特點。漢代人們采取的是一種“半茶半飲”的獨特方法，即將制好的茶餅進行炙烤，然后搗成粉末，沖入開水后與蔥、姜、橘等混合后飲用，這種加入調料進行飲用的方法使之與其他粥湯類食物并無太大區別，因而用以盛載之壺也即無需進行分別。六朝時期的茶文化基本與漢代相同，晉盧琳《四王起事》即記載：“惠帝蒙塵，還洛陽，黃門以瓦盂承茶。”其中盂，即碗。表明此時的茶仍是一種普通食品，為“柴米油鹽醬醋茶”中的廚房烹煮用料，“吃茶”一詞在許多方言區的流行即表明了這一點。因此，此期各種瓷壺實際上都可以作為茶壺加以使用，最為典型的是“雞頭壺”（圖1）。雞頭壺，始見于晉，早期仿生陶瓷器皿之一，延續至唐代初期，壺嘴作成雞首狀得名，其形態顯然是后世瓷茶壺的鼻祖，后世瓷茶壺即由此演變而來。唐代是中國瓷文化繁榮時期，同時也是瓷器在全國全面發展的時期，有“南青北白”②之稱。唐代時，茶雖然并未脫離其食品的地位，但人們在食用時已經更加注重于其文化品味。唐代佛教人士將茶與禪相聯系，即后來所謂“茶禪一味”，并通過在貴族和文人中的風行將茶文化推向高峰。吃食式的“牛飲式”飲茶在上層社會中被排斥，因其飲茶姿態不優雅，且易發出聲響，故細品慢嘬成為時尚，并出現了專用茶具。然而，在陸羽《茶經》中所列二十四種茶器中卻并未有壺，表明此時壺依然為混用。究其原因，唐代早期仍是煮食法，后期已興起更為文雅的“點茶”飲用方法，即將茶餅碾碎放碗中，然后以沸水點泡，壺在此過程中只是盛沸水的功能。

二、唐、宋“點茶”、“斗茶”風尚促使茶具作相應改變

唐、宋社會政治經濟發展迅猛，尤其宋代社會重文輕武，文人介入廣大社會生活的眾多層面，對飲茶風俗習慣、對器物文化均有深遠的影響。宋代在朝儀中加進了茶禮，使飲茶含義引申開去。徽宗時茶藝自然被大作文章，徽宗曾親撰《大觀茶論》，鼓吹斗茶之妙，斗茶之風盛極一時。斗茶關鍵是點茶，斗茶時先溫下杯盞，再調膏，即以勺挑一定量茶末入盞，注入沸水，將茶末調制成膏狀。點茶，即將開水沖入杯、盞、碗，須沖點，收止自如，不多不少；再以小苕帚狀茶筅攪拌、旋轉，使茶面色澤鮮白、均勻，湯花（茶湯上泡沫）緊貼邊沿，以保持時間久者為勝。點茶是唐、宋時的一種煮茶方法。點茶是分茶的基礎，所以點茶法的起始不會晚于五代。點茶是古代沏茶方法之一，常在二人或二人以上斗茶時進行。也可以獨個自煎（水）、自點（茶）、自品，文人墨客自我陶醉其中，尋找心境、情境之用。宋代著名學者蔡襄在《茶錄》中記載了點茶的步驟：“鈔茶一錢七，先注湯，調令極勻，又添注入，環回擊拂，湯上盞可四分止，視其面色鮮白，著盞無水痕為絕佳。”點茶與點湯成為朝廷官場待下之禮，多見于宋人筆記。王國維《茶湯遣客之俗》已有考證，云：“今世官場，客至設茶而不飯，至主人延客茶，則仆從一聲呼送客矣，此風自宋已然，但用湯不用茶耳。”宋代是“點茶”最為盛行時期，并流行“斗茶”活動。這一在唐代被稱為“茗戰”的“斗茶”活動，在宋代被發展至極盛，“斗茶”活動拼比的是茶湯的色澤與泡沫，不僅僅是茶餅本身的品質問題，用沸水點茶也是成敗的關鍵因素之一，因點茶需要，盛沸水的壺設計造型從力學、功能上均和酒壺有了一定區別。如壺造型符合審美、壺流線條流暢、壺執把執穩健防燙熱，壺腹容量充備等；加上斗茶引出的“分茶”，即將湯花調制成各種圖案，其狀千變萬化，顏色對比鮮明，極具觀賞性。據傳徽宗曾為近臣表演過。點茶與斗茶中茶葉品種、茶盞與筅非常重要，但斗茶、飲茶的器皿對斗茶、點湯的作用非常大，直接關系到斗茶的技巧與成敗，茶壺或類似于茶壺的器皿功不可沒。“三昧手”之二即與茶壺密切相關，即點茶的最佳效果:一要注意調膏，二要有節奏地注水，三是茶筅擊拂［1］(P248-249)。因而，宋代的瓷制茶壺雖然仍是盛水用具，與其它功能混用，因盛沸水且為了達到斗茶的點湯技術要求，出現了與“斗茶”活動相適應的造型改變，最大的變化即是壺流由粗短變為修長，出水口圓而小，這顯然更有利于控制沸水的方向、位置與數量，壺更輕巧雋秀，壺柄也更便于把持。雖然這種被稱為“執壺”③（圖2）的瓷制茶壺，同時也是盛倒酒的“注子”（圖3），但我們已經可以從中看到專用瓷壺實質上已經形成，而其中以景德鎮的青白瓷執壺或稱注子最具代表性，成為景德鎮后世瓷制茶壺的雛形，并為其獨領風騷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三、元、明、清時期茶文化對瓷制茶壺演變的影響

盛極一時的“斗茶”之風在元代雖并未戛然而止，但不擅茶道的蒙元統治者代之而起的是煎茶，是往沸水中投茶再煎制，與“點茶”的向茶餅中點注沸水正好相反，也不再拼比茶色。這種簡單粗放的煎茶方式正好符合蒙元人大吃大喝的習性，而用來盛放茶水的茶壺其功能亦仍與酒器、盛奶器等相混。元代統治者原屬馬上民族，酒、奶為其主要飲品，茶仍屬中原漢族歷史沿承習慣，在統治階層引領的主流文化下，茶具的設計與其它日用器皿一樣，走向粗大、厚重的趨勢。元代青花瓷的出現給酒具帶來了新的天地，但茶壺、茶具并未有明顯起色，盛酒特點明顯（圖4）。多穆壺（圖5）、僧帽壺（圖6）的出現顯示出蒙元文化所受的異域影響。元代景德鎮青白釉僧帽壺，該壺茶、奶、酒、水等流體皆可盛裝，因壺口沿設計象僧人氈帽，故名，以明永、宣甜白器為珍貴。多穆壺為元代創新壺式，造型受中西亞銀錫器影響，為盛奶、液之類，明清仍燒造。新出現的瓷制茶壺還有梨式壺（圖7）,這種壺體借用自然界梨的形狀，增加了壺容量與外觀形態美；以及代表了時代方向的青花扁執壺（圖8），此扁壺口小，易盛酒而不宜泡茶。推翻蒙元殘暴統治的明初統治者，一度力主生活簡樸，反對奢侈，在這種背景下，茶文化也發生了顯著變化，沸水煎茶的方式被認為有違飲茶自然之理，而崇尚更加簡便自然的泡茶，這種泡茶不同于“點茶”，是沖泡條形散茶而非茶餅，這種延續至今的主流飲茶方式飽含了傳統儒、道、禪哲學思想，也促使了專用瓷制茶壺的產生。之所以在明代開始形成專用瓷制茶壺，是因為泡茶飲用方式的特點是以壺泡茶、以杯盛茶，而如果混用壺具的話，勢必使壺沾上各種異味而影響到茶汁的自然清新。以壺配杯也由此而成為瓷制茶具的標準配置，茶壺也首次占據了核心地位。茶壺的核心地位使人們對其泡茶實用性的要求也陡然增加。在泡茶文化下，白瓷最易顯現出茶葉的本真色澤和形狀，因而白瓷茶壺成為瓷制茶壺的首選材質，而為了更加美觀，壺身往往配以各種彩繪紋飾，在明代時以青花和青花五彩為主流裝飾。從造型來看，壺身變矮變寬，鼓腹、大口，以便于沖泡、清洗以及放置茶葉。

明代茶文化至晚明時達至極盛，江南富裕文人淡泊仕途，悠游閑適，飲茶成為其修身養性的主要活動，而對茶壺的品玩也成為茶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明代延續部分前朝生活藝術風格，在器物中仍有所保留，如萬歷素三彩執壺造型紋飾（圖9），壺體雋秀輕巧，紋飾呈阿拉伯銀、錫器特色。明瓷制茶壺開始趨于小型化，甚至縮小至可以手持把玩，也由此催生了養壺文化。天然紫砂泥質呈不同色澤，主要有紫泥、綠泥、紅泥，紫砂較瓷器透氣，故紫砂壺體量較小、多不施釉，以便成品透氣、呈色、可以把玩；而于此同時，以紫砂土為材質的宜興陶制茶壺（圖10）崛起，與景德鎮瓷制茶壺分庭抗禮，故有“景（德鎮）瓷宜（興）陶”之說。滿清統治者的入主中原并未改變明代的泡茶文化傳統，相反，清人更加注重飲茶活動的藝術性和文化性，而對瓷制茶壺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清代，特別是清康熙、雍正、乾隆時期，對瓷制茶壺工藝和藝術的追求可謂達到巔峰，其精巧華麗空前絕后。清代瓷制茶壺（圖11、12、13）造型品種更加繁多，其繪畫更加精美絕倫，新增琺瑯彩、粉彩等富麗彩飾，畫面往往追求詩、書、畫合一，使之具有更強烈的觀賞性。清三代時期，由于社會穩定，經濟文化繁盛發達，加之乾隆皇帝極致奢靡，對工藝品追求名目繁多，一定程度增加了工藝品及日用品的造型變化，茶壺的造型應當是隨整個工藝品與日用品的大變化而動；清代瓷器制作新工藝也大量出現，茶壺的制作與酒壺一樣延續明代一些風格裝飾，如鏤雕開光裝飾、五彩鎏金裝飾；同時出現新的裝飾工藝技巧與紋飾，如酒壺雋秀纖巧，茶壺造型敦厚，采用青地、紅、黃地粉彩，或在白胎上彩繪裝飾，貼塑，乃至出現仿生造型壺具等、。明清時期酒具與茶具應該是涇渭分明，清代的茶壺功能一目了然，茶壺茶可直飲也可灑杯。當然在追求工藝與藝術精致的同時，也不免出現了工藝過于堆砌，畫面過于繁縟之弊端，脫離了茶文化的自然之性，致有本末倒置之感，顯示了清人在審美趣味上與明人的差距。

四、當代茶文化對瓷制茶壺演變的影響

民國時期的瓷制茶壺基本是清代的延續，體現的依然是清代泡茶文化，而建國以后，隨著社會主義建設和現代制瓷工業的發展，茶文化和瓷制茶壺均發生了悄然變化。建國初期，具有濃郁的封建文人士大夫氣息的茶文化以及瓷制茶具被認為不合時宜而受到排斥，國家急需新的形式來體現新中國文化。泡茶依然是飲茶的主要方式，但其過程被大大簡化，茶道文化衰微，但用于泡茶的瓷制茶壺制作并未衰退。建國初期，在祝大年、鄭可、梅健鷹等新中國陶藝先驅的帶領下，成功制作了與封建社會意識形態迥異的“建國瓷”，其中即包括了瓷制茶壺。建國瓷，是新中國成立之初，由政府組織人才技術力量的制瓷項目。這種瓷制茶壺反映了新時代的審美特征，并產生了積極的社會影響，成為建國初期瓷制茶壺的范本。時期所制作的瓷制茶壺基本延續了“建國瓷”的風格，不過在后期所制作的“主席用瓷”中的瓷制茶壺（圖14），主席用瓷最具代表性的就是“7501”釉中水點桃花茶、餐、文具，胎質、工藝非常精美，其制作水準甚至超越了“建國瓷”。當然，無論是“建國瓷”還是“主席用瓷”瓷制茶壺，是不計成本的制作，是改革開放之后無法復制的時代產物。20世紀80年代以后，改革開放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傳統茶文化得到復蘇，傳統瓷制茶壺亦隨之迅速得到復興。這時期茶壺多以家庭型為主，壺體碩大呈圓柱形（圖12），適合全家人使用，百姓使用的茶壺多白胎或畫面呈現時代特征的政治明星或文字；小巧適合單個人使用的除紫砂壺外瓷器的產品較少。進入到90年代以后，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這種簡單的復興已經無法滿足新興都市白領階層的需要，新型的更具設計創意的瓷制茶壺開始出現。而這種創新潮流在進入到新世紀以后更加如火如荼。

創意型瓷制茶壺的出現代表了茶文化的多元傾向，當代茶文化的復興并非簡單的復制傳統，而是與西方現代生活方式和返樸歸真的“慢生活”追求相契合的。在這種時代背景下，茶文化與西方的咖啡文化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而同時，西方瓷制茶壺也很自然地被引入進來，除歐洲的西式茶壺以外，日本具有原生態特色的傳統陶制茶壺對中國當代瓷制茶壺的制作產生了顯著影響。現代茶壺將歷史上酒具造型與紫砂功夫茶具特點融合，形成有傳統韻味又有現代簡潔明朗的造型特征（圖15）。受西方現代陶藝和日本傳統陶制茶壺的共同影響，中國當代瓷制茶壺近年來出現了明顯的陶藝化傾向。以景德鎮陶瓷學院為核心的陶藝專業師生參與到陶藝茶壺的創作當中，以緊跟時代的新穎創意和富有趣味的造型與裝飾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陶藝壺中有些已淡化壺的生活實用功能，只是借重依托壺的造型符號語言，體現一種休閑、閑適、恬淡身心的藝術宏旨（圖16）。這種歸于生活陶藝類型的陶藝茶壺多為瓷制，但效仿的卻常是粗糙的陶器感覺，既體現了現代人對工業化千瓷一面的反制和對綠色生態環境的向往，又折射出當代人個性化和多元化的審美訴求，飽含著創作者深層次的對自然、人生的思考。因而，賞玩陶藝茶壺，既是欣賞工藝美和藝術美的過程，同時也是文化的熏陶與洗禮。五、小結瓷制茶壺從作為煮、煎茶用具到泡茶用具，從大型化至精巧化，從茶酒器皿混用到茶具獨立出來，并逐漸形成自身特點，其間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具有強烈的延續性，與茶文化的發展、人們生活習慣的改變息息相關。當代瓷制茶壺要尋求發展，必須建立在優秀的傳統瓷制茶壺的基礎上，古人的經典之作是經歷了千錘百煉的，需要加以繼承，而現代設計理念和審美方式也必須加以融入，現代茶壺的設計必須密切關注大眾生活，只有這樣，我們的產品才能貼近我們的時代、我們的生活。

作者：汪沖云 汪陽坤 單位：景德鎮陶瓷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