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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所要發言的題目是《張煒對于中國當代文學評論的意義》。在許多富有學術素養的學院派評論家看來，這個題目本身是有問題的、可疑的和不完整的。因為在他們看來，和中國當代文學發生關系的，是“張煒的寫作”，而并不是“張煒”，張煒除了是一個作家外，還是一個社會中的人，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一員。但是我要說的是，今天當我們先卷起舌頭，再噘起兩片嘴唇，讀出張煒這個名字的時候，在我們頭腦里閃現的是一部部觸及過我們靈魂的作品，如《古船》、《九月寓言》、《丑行與浪漫》、《柏慧》、《我的田園》以及《你在高原》等等，這些作品以其獨有的方式，已然成為我們生命中一份精致的營養。所以我說，張煒這個名字已經具有了一種精神指向，他用生命之樹上結出的思想和精神果實覆蓋了我們的視野，使我們對張煒除了文學寫作之外的一切變得視而不見。所以，在我看來，“張煒”是“張煒的寫作”的同義詞，是可以相互置換的。張煒正是通過寫作，體現出了他作為一個具體生命的全部意義，并把“張煒”這兩個普通的漢字帶進了當代文學史。而我要說的張煒對于中國當代文學評論的意義，不僅是指他在三十多年的時間里為我們提供了大量的可供解讀的文本，也不僅是指在一個物質主義時代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純凈的心靈標本，而是指他在寫作中尋求精神資源和話語資源的方式，對我們當下的文學評論有著預言性的啟示。如果我們能夠平心靜氣地讀完張煒的半部小說，就會發現，張煒的精神世界和我們腳下的大地是相通的。換句話說，他的精神、思想和智慧都來源于大地的恩賜。這很容易讓我們想到成吉思汗，當年他的血脈根植于草原，汲取大地的力量，用馬蹄和戰刀圈定了一個橫跨歐亞大陸的帝國疆界，完成了舉世震驚的偉業。一個民族把大地作為圖騰是不可戰勝的，而一個作家把自己的根深深扎入大地，也同樣會獲得強大的生命力。張煒正是憑借這種力量，為我們構建了博大的精神世界和浩渺的藝術王國。但是，當張煒以他一部部作品給文壇帶來持續震撼的時候，我們大多數評論家面對他的作品處于一種失語的狀態。在這里，我所說的“失語”，并不是評論家對張煒的創作保持緘默不言，而恰恰相反，研究張煒的文章多如牛毛，密布在各類報刊雜志之中，但卻很少有人能夠客觀地走進他的精神根部。因為我們所掌握和推崇的那些西方理論話語，無法解讀這個中國的大地書寫者，那些用泊來的西方社會學、文化學、心理學的概念對張煒作品的生搬硬套，其實正好是我們對張煒作品的“愛護性破壞”。而那些被所謂的“現代性”追得驚慌失措、屁滾尿流的評論家們更是從來就無法進入張煒的心靈的世界。

里爾克在《羅丹論》的開頭寫道：羅丹未成名前是孤零的。榮譽來了，他也許更孤零了吧。因為榮譽不過是一個新名字四周發生的誤會的總和而已。我想，在人們爭相追逐物質主義的時代，在文學評論家們紛紛以賣弄“學問”為時髦的時代，張煒對羅丹的境遇一定是感同身受的。其實，我們對張煒的“誤會”并不是緣于我們對他的文學成就的懷疑，而是緣于對他過于匆忙的肯定，這些肯定往往是茫然和慌亂的，有時甚至是“不擇手段”的。或者可以這樣說，我們還沒有找到走進張煒文學世界的路徑。張煒是把生命種植在大地上，自覺地成為中國大地的書寫者和代言人，他的思想、精神和智慧都是在這塊大地上生長出來的，而我們評論家總是用“知識”和“學問”去解讀他，這無疑是隔靴搔癢。而近些年來流行的標簽化評論方法，對解讀張煒的作品更是毫無益處。盡管在張煒寫作的三十年時間里，中國的小說流派眾紜紛呈、品種繁多，但很難把他具體地劃入某一流派之中。他沒有“傷痕文學”的哀號，因為他的心靈已經像大地一樣具有承受苦難的能力；他也沒有“尋根文學”的憂患，因為他并不需要“尋”，他的“根”早已扎進大地，中國傳統文化精神一直在他的血液里流淌；至于“先鋒文學”，他也許從來沒有多看一眼，因為他知道小說從來不是一種技術操作；而表面看來，與他的寫作較為接近的“新寫實”，則又顯得浮躁而膚淺我們試圖把張煒劃入其中任何一個流派的努力都是徒勞的。相對于張煒的文學寫作，我們的文學理論是灰色的，我們的文學批評是缺席的。盡管表面看來我們的評論家有很高的理論修養，也從西方移植了大量的文學理念和批評話語，但我們的評論家的文學教育有先天性的缺陷，我們從開始接受文學那天起，老師就總是教我們如何用“學問”說話，而從來不去引導我們如何用靈魂說話。這樣，在我們長期所謂的學術訓練中，那些枯燥的理論不僅風干了我們的靈魂、窒息了我們的思想，而且還漸漸地喪失了我們的藝術感覺。

在這樣的學術環境中成長的評論家，天生就患有“靈魂缺失癥”，只好用一把把學術手術刀把張煒的作品肢解得七零八碎、體無完膚。我們只有同張煒一道，把生命根植于大地，獲得相同生命體驗，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尋找到中國經驗和中國話語，才可能走進張煒的心靈世界，才可能用一顆心靈理解和融進另一顆心靈，就如博爾赫斯所說的“像一滴水融入另一滴水”，才能真正地與他進行一場靈魂的對話。這才是理解中國作家張煒的正道，也才是中國文學評論的正道。與此同時，也許我們應該，也必須注意到，張煒的寫作對象可能是魯東這塊大地，甚至他的一部小說只寫一個封閉的山村，但是，張煒的內心世界是開放的。他從來不拒絕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最優秀的文學作品，他接受文學的信息量是驚人的，每天都堅持五萬字以上的閱讀量，這在中國作家中是絕無僅有的。他對西方文學相當熟悉，即便從他編的文學普及讀物《一生的文字基礎•和張煒一起讀小說》也可以看出，他對西方文學了如指掌，并且具有相當高的造詣。他還廣泛涉獵西方經典、雕塑等藝術，他解讀西方經典大師的文章是我讀過的藝術隨筆中最好的文字。但是，在張煒作品中很難看到外國文學對他的直接影響，更沒有像“先鋒小說家”那種粗鄙的模仿。他把從外國文學中汲取的知識、思想和寫作技藝都化作了他創作中的營養，融入到他的藝術生命之中，轉化成了中國經驗和中國的敘述方式，并和中國的傳統文化精神融為一體。張煒這種接受西方文化的方式，對“西方話語”滿天飛的文學評論界是一個啟示，也具有一定的實踐意義。

當然，張煒的這種寫作方式，在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也曾遭到某些評論家的詬病，因為在他們看來，在這個物質文明高度發達的時代，一個文化狂歡的時代，張煒的根植于大地的這種寫作是一種文化保守主義，是不合適宜的，尤其是反現代性的。張煒對這樣的批評并沒有做出針鋒相對的反擊，當然他也不會加入狂歡和尖叫的人群，而是繼續堅持自己的精神立場，恪守一個作家特立獨行的精神品格，一如既往地繼續他對大地的書寫。在此期間，他寫出了《融入野地》這篇和史鐵生的《我與地壇》齊名的散文——城市是一片被肆意修飾過的野地，我最終將告別它。我想尋找一個原來，一個真實。這純稚的想念如同一首熱烈的歌謠，在那兒引誘我。市聲如潮，淹沒了一切，我想浮出來看一眼原野、山巒，看一眼叢林、青紗帳。我尋找了，看到了，挽回的只是沒完沒了的默想。遼闊的大地，大地邊緣是海洋。無數的生命在騰躍、繁衍生長，升起的太陽一次次把它們照亮當我在某一瞬間睜大了雙目時，突然看到了眼前的一切都變得簇新。它令人驚悸，感動，詫異，好像生來第一遭發現了我們的四周遍布奇跡?

他用詩意而樸素的語言表達出對這片古老土地的熱愛，和對這個“市聲如潮”的時代的規避。他對大地熾熱的情感和對時代規避的姿態，使他的內心充滿無解的困惑與無奈：“已經存在的一切是如此完美，完美得讓人不可思議；它又是如此地殘缺，殘缺得令人痛心疾首。”就是在這樣的糾結中他做出了自己最終的選擇：“人需要一個遙遠的光點，像渺渺的星斗。我走向它，節衣縮食，收心斂性。”“就為了精神上的成長，讓誠實和樸素、讓那份好德行，永遠也不要離我，讓勇敢和正義變得愈加具體和清晰。那樣，漫長的消磨和無聲的侵蝕我也能夠陪伴。”這篇作品是他堅守大地的宣言，也可以看作是對那些陳詞濫調進行反擊的檄文。近二十年過去了，張煒用作品證明了自己堅守的意義，他作品中的文學價值和精神價值被逐漸突顯出來。事實證明，他的文化精神不僅沒有與中國的現代性相悖，而恰恰成為中國現代性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為任何一個國家的現代性，都離不開它的傳統文化精神，一個沒有傳統文化底蘊的現代性是無根的，無根的現代性只能使這個國家的文化和精神變得越來越匱乏、越來越浮躁，甚至是混亂不堪。張煒在某些評論家的非難面前，就像相信大地一樣，相信自己所堅守的理想，因為他知道，沒有人比大地更懂得時間的意義。張煒正是用理想和時間擊潰了那些對他批評的言論和觀點。所以，從某種角度說，張煒從事寫作的整個三十年的過程，也是為中國文學評論界某些觀點證偽的一個過程。這應該看作是張煒對中國文學評論的一個貢獻——當然，這個貢獻的核心價值是它的警示意義。

我最后想重復張煒的一個觀點：藝術與真理一樣，本身是深邃和博大的，但又是極其簡單和透明的。因此藝術家應該有一種樸素的精神，無論是寫作的精神立場，還是藝術表現形式，都應該具有樸素的品格。他在《樸素是至高的藝術品格》一文中寫道：樸素精神的確立，說到底還是一種人格的確立。你做不成一個坦然的、放松的、胸懷寬廣的人，就不可能具有樸素的精神。無論怎樣克制也是枉然。一遇到合適的氣候、機會場景，總要流露出一些輕率的賣弄，這不是一個人的意志可以左右的。一個人如果不在他的整個生活過程中徹底貫徹一種自我批判精神，保持一種清醒的自省力，那么他就沒有希望做好任何一種事業。自我批判說到底是一種坦率。一個人離開了這個途徑，就沒法走向完美，就等于放棄了強烈的道德要求。這對于一個從事藝術工作的人來講，等于走向了藝術的自棄。在藝術品的所有品格當中，樸素是最基本的，是至高無上的。樸素的對立面必然包含了矯情和虛偽，如果一部作品不那么自然真切，那么它的所有絢麗和深刻都失去了根基，都變得難以接受。一句話，那個藝術品也就不成立了。

張煒清醒地意識到，樸素在精神上不只是博大與深邃，更是一種自醒與謙卑，在藝術表現形式上則是自然和真切。用尼采的話說，就是要“像上帝一樣思考，像普通人一樣說話”。而在我看來，當下的中國文學評論界就是恰恰缺少這種樸素的精神立場，也缺少樸素的藝術表現形式。現在文學評論界所流行的做法是：大量從西方販賣過來的所謂思想，生硬地套用中國文學，評論語言概念化、八股化。表面看來，現在的某些評論文章像章魚一樣，到處布滿了“學問”的觸角，旁征博引，而實際上與當下的文學根本不著邊際，不過是一些裝腔作勢的空殼而已。他們已經習慣了“像普通人一樣思考，卻像上帝一樣說話”。既無思想的穿透力，也沒有藝術的感悟力；既看不到評論者的文學理念，也看不到評論家與作家的靈魂碰撞。也許我們應該像張煒所提醒我們的那樣，回到樸素。樸素能夠使我們規避矯情和虛偽，還可以彌補我們思想的缺失和生命體驗的匱乏。因為回到樸素，就是回到了我們的內心。樸素是我們通往自我心靈和靈魂的惟一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