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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絲綢之路的定義與范圍

上世紀初由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提出的“絲綢之路”，最初是指中國中原地區通過西域迄于歐洲的陸上通道。隨著近百年來東西方學者不懈探索和考古研究的不斷深入，其內涵不斷豐富和充實，內容不僅指從中國經中亞、西亞到伊斯坦布爾及羅馬的整個中緯度大陸，而且還包括橫貫亞歐大陸北方草原地帶的高緯度草原地區。關于絲綢之路的起點，傳統的看法是東端起于西漢和隋唐的首都長安（今西安），但也有觀點認為是東漢都城和隋唐時期的東都洛陽。絲綢之路由東端起，經過甘肅的隴西高原、河西走廊的敦煌、陽關、玉門關后，再繼續沿著昆侖山北麓和天山南路，分兩道向西進發。南路自敦煌起，經樓蘭、于闐、莎車等地，越過蔥嶺進入大月氏（今阿富汗阿姆河流域中部地區）到達安息（今伊朗），再往西行抵條支（今伊拉克一帶）至大秦（今地中海敘利亞一帶）；北路從敦煌出，經高昌（今吐魯番）、龜茲（今庫車）、疏勒（今喀什）等地，越過蔥嶺到大宛、康居，再往西經安息至大秦等地。絲綢之路作為古代中國與西方世界進行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國際大通道，河西隴右是其咽喉之地，從兩漢到隋唐，絲綢之路繁榮了近10個世紀，促使河隴地區成為率先接受西方物質、精神文明，融胡漢東西文明為一體的地區。其文化氛圍中產生了一種多民族混融的強烈色彩。曾有人描繪時為唐代隴右首府的涼州：“涼州是一座地地道道的熔爐。”①當時對于內地的唐人涼州本身就是外來奇異事物的親切象征，涼州的音樂既融合了胡樂的因素，又保持了中原音樂的本色，但它又不同于其中的任何一種，這樣就使他聽起來既有濃郁的異國情調，又不乏親切、熟悉的中原風格。所謂“胡”與異國情調，概指唐朝西北邊疆諸少數民族與西方各國；所謂“中原風格”即漢文化。唐朝誠然是我國歷史上敞開胸懷無所畏懼地吸納異域文化氣魄雄偉的時代，作為隴右首府的涼州是這樣，然而事實上整個隴右都是這樣一座文化的熔爐，是絲綢古道上中國與西方文化、中原與西北少數民族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舞臺。

二、佛教的創立與東漸

佛教產生于公元前6世紀期間的古代印度，自西向東傳入中國，其傳入西北地區的時間，要比傳入中原地區的時間早。約在公元1世紀前后，于闐、龜茲等地，已有佛教傳布的跡象。本世紀以來，在新疆各地陸續出土的一些佛教的遺跡和遺物也可以說明約在公元2世紀左右，佛教在新疆一帶已相當流行。新疆若羌縣境內的唐朗遺址發現的一座古佛寺中，曾清理和出土了6尊與真人同高的彩繪泥塑佛像和壁畫。據考證，此寺院可能廢棄于公元前3世紀左右，而寺院的建造，可能會更早一些。1989年，在新疆民豐縣尼雅遺址一座東漢時期的合葬墓中，出土了一件藍色印花的蠟染棉布，上印有菩薩像、佛像，同時還出土有大量絲綿刺繡和銅鏡。據分析，這些佛像藝術品及刺繡和銅鏡等，至少是公元2世紀時的遺物。近幾年，在新疆古樓蘭遺址出土的古代印度貴霜王朝時期（約公元1~3世紀）的銅幣上，不僅鑄有佛陀造像，還有用婆羅迷文字母拼寫的“佛”字。這種在古印度貴霜王朝迦膩色伽王時期（約自公元78~120年在位）所鑄造的貨幣，在公元2世紀前后，因絲綢之路經濟、貿易的昌盛而傳入我國新疆境內。至于佛教何時傳入中國內地的問題，“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浮屠之教”。目前，中外學者普遍認為，佛教的始入中國，約為西漢末年到東漢初年。

東漢是與大月氏（貴霜）和今中亞地區交往十分頻繁的時期，其關系最密切的是大月氏、康居、安息，在《后漢書•西域傳》及《后漢書》有關的“本紀”和人物傳中，對大月氏等國的情況以及西域諸國與東漢通使等情況均有詳細的記載。如《后漢書•班超傳》記載“：月氏、烏孫、康居等國欲共并力破龜茲、歲貢珍寶：月氏求漢公主，月氏副王帥兵七萬攻超，被超降服等事。到公元97年，班超又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后至安息而還。此行皆前世所不至。《山經》所未詳，莫不具備其風土，傳其行珍怪焉。”這一時期，洛陽還是佛教傳入中國以后的中心，當時到洛陽譯經弘揚佛法的主要是大月氏（支姓）、安息（安姓）和康居（康姓）人（如支讖、支曜；安息王子安世高、安玄；康居、康孟詳等）。據有關研究，東漢中期以后，特別是在漢靈帝時期，中亞地區的居民，包括月氏人、康居人、安息人以及一部分北天竺人，陸續不斷地移居于中國境內，成為一股移民的熱潮，尤其是在貴霜迦膩色伽王末期出現內亂，貴霜人來中國者更日益增多。總之，在東漢中期至東漢末，大月氏人到洛陽的很多，他們之中相當一部分人更為高僧或出身貴族或獲封漢封爵，深受當時社會的尊重，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所帶來的佛教文明以及其本土的風俗習慣服飾器物等方面對洛陽貴族集團都有深刻影響。

三、北魏通西域

北魏遷都洛陽前后的通商情況很有參考價值。早在西晉時期洛陽就出現大月氏人的僧團、粟特人的商隊活動。據史書記載，北魏在萬度歸征伐鄯善、焉耆等國以后，基本上打通了至中亞的通道控制了今新疆地區，太延中（433~440），“西域龜茲、疏勒、烏孫、悅般、鄯善、焉耆、車師、粟特諸國王王始遣使來獻”，③此后，中亞各國遣使頻繁，與此同時北魏也頻繁向西域遣使。在今巴基斯坦距中國邊境不遠的洪扎河畔巖石上就曾發現漢文題記；而北魏與西域交往中心以及遣使西域的地區主要是指今中亞地區（當時貴霜已衰亡），是以阿姆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區昭武九姓諸國為中心。太遷五年（437），魏滅北涼，“遷涼州民3萬余家于京師”，“沙門佛皆俱東，象教彌增矣”。④北涼政權與西域（包括今中亞地區）的關系一向比較密切，故北魏滅北涼，遷移降民于中原，便將這種關系變相的轉移到北魏，據情況可猜想，北涼佛教昌盛之地與西域佛教關系密切。北涼許多高僧如玄高、曇曜、師賢等隨降民至平城，也是以后北魏佛教興盛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說北魏的佛教和佛教藝術主源于北涼，所以與西域佛教的關系也是比較密切的，而北魏遷北涼3萬戶中還有不少是粟特人，而《魏書》記載的粟特并不是專指粟特國，在很多情況下是將其作為昭武九姓諸國的代表。可見北魏以滅北涼為契機中原文化與中亞的佛教關系更密切了，綜上所述，自西漢張騫開通絲綢之路以來，先是西漢都城長安成為西域文化交流的中心。此后，這個地點經東漢、三國曹魏、西晉、北魏多個朝代政權更迭逐步轉移到當時中原文化的政治中心洛陽。隨著時間的推移，以洛陽為中心的東西交流不斷發展，到北魏時期其廣度和深度及文化相互融合的程度已今非昔比。其中推動文化進程的一個重要媒介是佛教，佛教的傳播不僅僅是宗教問題，隨佛教而來的外來文化的滲透力也很強。由此可見，與西域關系密切的佛教在南北朝時期洛陽的再次昌盛以及大量西域高僧的出現，似乎將北魏洛陽與古代中亞之間起了一定的橋梁作用。

四、隋唐開拓西域

東漢時期，佛教逐步在中原地區扎根發展，經過幾世紀的發展演化，至公元4、5世紀在西傳佛教的基礎上，吸收中國傳統的儒家、道家思想，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理論和頗具民族特點的宗教體系———漢傳佛教。而這樣一種先接受后吸收再演化而后再向外傳播的過程，在中國歷史上的隋唐開拓西域的過程中得到具體化。隋唐時期居住在長安的中亞人，特別是粟特人，其原居住地域開始是以聚落的形式分布于塔里木盆地及塔里木河沿邊各綠洲諸國（如于闐、高昌、且末等）以及敦煌、姑臧（今甘肅武威）、河朔等地，隋唐時代，中西交通大開，中國與西方（主要指中西亞）的交往密切而頻繁，往來人數最多的是中亞胡商。隋唐時期長安之中亞胡人已有顯著的漢化趨勢，只是來華時間上有早晚，故漢化程度不一，有的部族世居中原到唐初就已習文儒，有的歸化、降俘部族到唐晚期還保持著一定的中亞傳統。北涼作為十六國時期由臨松（今甘肅張掖南）盧水胡人沮渠蒙遜在張掖、武威一帶建立的一個地方政權，公元439年被北魏所滅，其部眾在皇族沮渠安周等人的率領下西奔，滅車師前國占領高昌。北涼統治者素敬佛教，在其余部占領高昌之后，亦大興佛教為務，高昌遂成為西域佛教中心。公元460年，北涼再次為柔然所滅，繼而興起漢人政權———高昌國。唐代的高昌是連接中原中亞、歐洲的樞紐，經貿活動十分活躍，世界各地的宗教先后經由高昌傳入內地。毫不夸張地說，它是世界古代宗教最活躍最發達的地方，也是世界宗教文化薈萃的寶地之一。公元629年，鼎鼎大名的唐代佛教高僧玄奘，為了提高佛教學水平，不畏殺身之禍，偷偷離開長安，出玉門，經高昌，沿絲綢中路到印度，遍游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諸國，歷時17年。在高昌期間，玄奘誦經講佛，與高昌王拜為兄弟，留下一段千古佳話。貞觀十四年（640），唐滅高昌建西州，漢傳佛教借機在這里取得了進一步深入發展。從在高昌出土的古墓隨葬衣物中，可明顯看得出來高昌的文化，不管是北涼時的盧水胡，還是高昌漢族，其文化特點基本上還是一種文化，一種糅合儒、釋、道合流的漢傳佛教體系。

此外，高昌以北的北庭，在唐代也發展成為西域漢傳佛教的中心，譬如，唐貞觀年間建立的應遠太寧寺，發展到后期就成了高昌回鶻的王家寺院。至于河西走廊地區則更是漢傳佛教的流行區域，自魏晉以來即形成了甘（張掖）、涼（武威）、肅（酒泉）、瓜（安西）、沙（敦煌）等佛教聚集地。到公元9世紀中葉回鶻人逐步西遷之際，西域河西諸地就已經存在幾百年的漢傳佛教歷史，僧徒眾多，香花旺盛。這些都成為回鶻西遷之后其佛教形成與發展奠定了基礎。五、回鶻佛教中漢傳因素的存在公元840年，漠北回鶻汗國被黠戛斯（今柯爾克孜族祖先）所滅，其部族一支遷到河西走廊，一支遷到西州（今新疆吐魯番）。西州回鶻又向西發展，以冬居高昌（今新疆吐魯番）、夏居北庭（今新疆吉木薩爾）為中心區域，建立了回鶻政權。西州回鶻后來改稱為“畏兀兒”，也就是今天維吾爾族的先人。佛教作為5~9世紀回鶻人所信奉的主要宗教，對維吾爾族的歷史文化影響深遠，可惜的是目前史書記載偏少，依據在敦煌周邊出土的大批回鶻佛教文獻，使得這部分世事逐漸明了。以文獻為依據可指出回鶻佛教文獻深受漢文化的影響，回鶻文書寫的佛經大多轉譯自漢文，部分譯自藏文，僅有少數譯自梵文或吐火羅文。其中回鶻佛教術語多取意自漢語而非自梵語，回鶻佛教實際上可以認為是漢傳佛教在西域的一種翻版。唐宋時期，中原佛教興盛,對回鶻有著強大的影響力。從史籍記載看，不管是河西回鶻，還是高昌回鶻，都不斷派遣僧尼入貢宋朝。如乾德三年（965）十一月，高昌回鶻可汗和甘州回鶻可汗分別派遣佛僧為使入宋朝貢。⑤咸平元年（998）四月九日，甘州回鶻可汗王遣僧法勝入貢宋朝。⑥景德元年（1004）九月，甘州回鶻夜落紇遣進奉大使、宣教大師寶藏等來貢。⑦景德四年（1007），甘州回鶻可汗夜落紇先后遣尼法仙、僧翟大秦來宋朝貢。⑧天圣三年（1025）三月，秦州（今甘肅天水）回鶻紫衣僧法會以乾元節貢馬10匹。⑨這些法事活動直接促進了中原王朝與西域間的佛教文化聯系。太平興國六年（981），宋朝使者王延德出使高昌，見這里有“佛寺五十余區，皆唐朝所賜額，寺中有《大藏經》、《唐韻》、《玉篇》、《經音》等，居民春月多群聚遨樂于其間”。⑩熙寧元年（1068），高昌回鶻可汗又向宋朝遣使乞買金字《大般若經》，宋朝皇帝下詔以墨字《大般若經》一部賜之。

從今天所能見到的回鶻文佛經、回鶻佛教石窟藝術等看，漢傳佛教對回鶻佛教的影響是相當大的。正是這種以佛教活動為載體的形式維系了從唐末到宋初絲綢之路的通暢，保持了東西方經濟、文化的交流。與漢唐盛世不同，唐末、五代至北宋前期，中原地區是藩鎮割據，邊疆地區各少數民族政權更迭建立的混亂時期。即使處在這種條件下，西北地區以甘州回鶻為主的少數民族沒有放棄與中原地區的經濟文化交流，利用佛教信仰的共通性來打破地域的界限。以甘州回鶻輸入內地的貢品來看，除駱駝、馬匹是河西本土所產外，其余如波斯錦、胡錦、安西絲、玉團、琥珀、珊瑚、金剛石、名象牙、香料及礦砂、大鵬砂等，大部分出自西域、南亞、西亞各地。從與甘州回鶻來朝同行的一些使者來看，他們大多數來自絲綢之路沿途各國，根據專家論述后唐莊宗時，甘州回鶻來朝“沙州留后曹議金遣使附回鶻以來”，“唐天成二年（928），回鶻王仁喻來朝，吐蕃亦遣使附以來，自此數至中國”，“清泰二年（936）七月，回鶻可汗遣都督陳福海以下七十八人獻馬三百六十匹、玉二十團、白毛斜褐、牦牛尾、野馬皮、駝峰”，同路獻貢者還有沙州刺史曹議金、涼州王及金、瓜州刺史慕容歸盈所派使者。宋乾德三年（965）十二月，“甘州回鶻可汗、于闐王及瓜、沙州皆遣使來朝貢”。

正是由于中原王朝對各國貢使回賜豐厚、不較其利,“西北諸胡賣馬如織”。不僅如此貢使貿易和沿邊互市促進了西北各族的內遷與漢化，“河西回鶻、多緣互市、家秦隴間”。特別是甘州回鶻對絲綢之路中段的開通和維護。促使周邊地區如于闐、西州等部族政權不斷入朝奉使。大中祥符三年（1009），于闐貢使入宋時曾贊道：“昔時道路，莫有剽掠。今自瓜沙抵于闐，道路清謐、行旅如流，愿遣使安撫遠俗。”由此可見，人類社會的進步、世界各國和各民族精神文明的發展，都有賴于各種優秀因素的影響，各種文化在交流中取長補短，文化交流越廣泛，其發展也越充分。佛教文化在絲綢之路近千年的發展中，不僅僅是宗教傳播，同時也起到了文化傳承、社會聯系的作用。通過一條歷史“長路”，西方豐富的物產和西域的文明進入了中國的市場和社會，進一步促進了中國經濟、文化的繁榮。反之，經過漢文化吸收演化后的漢傳宗教、中原藝術也影響了絲綢之路沿線的各國人民，兼容并蓄，互有補充。

作者：白凡 單位：麥積山石窟藝術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