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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秩序的建立，通常以充足的財產金錢自由為前提。然而充足只是假設，在事實生活中，假設未必存在。若侵權損害發生后，侵權行為人身無分文未有能力或能力不足支付，或者因為不能判斷加害人意圖從而受害人實際上并不可能的到應有的賠償，而只能自己負擔。

另外臺灣民法中假設有身份法的撫養繼承解決生活上的短缺，然而隨著現代社會家庭的發展，家庭成員之團結在現實生活中或許也并沒有實質的幫助。王澤鑒教授對社會安全與侵權行為法之關系做了如下論述:“一個國家侵權行為法之重要性與一般社會安全制度是否健全，在某種意義上，具有反比例的現象。在一個社會安全制度健全的國家，個人之傷害，殘病，失業，老年死亡均以受到合理照顧，故以被害人縱使未能依侵權行為法得到賠償，基本生活亦有保障;反之，在一個社會安全制度未能建立之國家，被害人能否依侵權行為法規定獲得損害賠償，關系之巨，為重大社會問題。”［1］文章中說明依侵權行為法獲取賠償的重要性，文中亦有慨嘆此種侵權行為賠償毫無用途，文章認為民法規范與現實社會的脫節，是為侵權行為法之危機。在文章中王澤鑒教授還對社會安全制度和社會保險制度建立的積極呼吁，并表達了了社會補償之設計更合乎現實情形的需求和社會道德的要求與社會的期望。

而實際中因犯罪問題陷入困境之家庭對福利服務與社會救助也難以期待。如此而來，犯罪被害人既無法取得應該所獲賠償，亦無法獲得社會補償給付。社會的發展家庭結構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當被害人希望轉向依賴親朋好友慈善機構的幫助時，越來越多的核心家庭的出現使得求助于家庭親朋的想法也愈發遙遠。

臺灣在侵權行為方面已有社會化，其中最重要的便是1998年10月1日施行的《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在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之前，對于被害人的救助補償制度的協助有勞保私人給付的代位求償，交通事故的補償基金，勞災補償基金等;另外還有特別法律的制定，如二二八事件補償條例，白色恐怖補償條例等特殊的法律。對于《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林紀東先生早在1958年就已引入犯罪被害人補償的概念，甚至將其定位社會安全制度的一環［2］。即便是仍有反對的聲音，如蔡墩銘因反對國家責任說而對此制度有微詞［3］。但重要的是，我們需要認清，社會補償是社會對于弱勢群體的濟善而非單純所認為的責任歸咎。透過社會補償，我們對于社會的弱者提供更多的幫助與保護是符合人類道德倫理和社會和諧進步的需求的。學術界還有王澤鑒先生對于社會責任保險及社會安全制度共同分擔社會責任，減輕侵權行為法所承受的壓力的贊同與呼吁。

臺灣《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之立法目的在于保障人民權益與促進社會安全，為社會安全制度的一環，社會法的一部分，是可謂后民法與社會法時期成熟的標桿［4］。然而從字表意思來看，排除了非人身傷害的受賠可能以及輕微傷害的可能，那么遭到財產損害的情況下，若一律均不可以收到損害賠償保護在實際生活中仍是賠償的空缺，亦有不合理之處。而且此問題仍要考慮到傷害的界定，但是之于每個人，同樣的傷害所造成的痛苦程度也不可一概而論，那么如何評判實際的法律規定與事實的情況仍然要良好的平衡和裁量。

臺灣學者蘇永欽教授曾提出，司法改革的努力方向應該向專業化，特殊化，獨立化，效能化和社會化的方向發展。我們應該追求司法和社會的互動，重視司法的內部合理性，還要結合社會的現實問題，所有人合理的公平的滿足是司法追求的最高目標。民法存在其不可期待的現象，社會賠償制度也是我們需要注意借鑒完善的一方面。這樣就要求我們在司法的過程中我們要不斷的從社會的實踐中發現問題，并及時的尋求最好的解決方式，不斷積累經驗并使其邏輯化專業化，并制定社會化的法律，而非超于現實忽略現實的“死法”。變法律為wayoflife，而非單純的rulebylaw;變社會化的司法，而非社會的“死法”。目前我國關于社會補償方面的立法并不完善，在法律現實的不可期待的情況下，更為全面的完善對于權利受到侵害的人的補償制度，使我們仍需探尋的。（本文作者：何建單位：華東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