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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元祐年間，是一個政爭不斷，詩禍不斷的敏感時期。作為參政主體、文學主體和學術主體的元祐士人，呈現的是“欲博忠直之名又畏禍及”和“渴望自由卻深陷其中”的矛盾心態。這種矛盾心態的形成，有諸多原因，譬如社會環境，歷史及政治原因等。矛盾心態的直接表現在元祐士人對新黨和新法的態度以及內部的思想斗爭中。此外，矛盾心態更主要的表現在士人的文學創作，對文學內容、文學形式和文學風格的形成有著不同程度的影響。
關鍵詞：元祐士人矛盾心態文學創作
ABSTRACT
Yuanyouyears,isacontinuouspoliticalstruggles,badpoetryofthesensitiveperiodcontinuously.Asthemainpartinpolitics,literatureandacademicsubjectsofthemainwritersYuanyou,showingthe"BoForthenameofloyaltyandfeartohurt"and"thirstforfreedomwhichhasboggeddownin"anambivalence.Continuouspoliticalstruggles,constantbadpoetrysensitiveperiod.Theformationofthisambivalence,therearemanyreasons,suchassocialenvironment,suchashistoricalandpoliticalreasons.AmbivalenceYuanyoudirectwritersinthenewpartyandtheattitudeofthenewlaw,aswellastheideaofinternalstruggle.Inaddition,moreambivalenceintheliteratureofthescholarsontheliterarycontent,literaryformandliterarystyleoftheformationofdifferentdegrees.
Keywords：YuanyouliteratiAmbivalenceLiterature
淺論元祐士人的矛盾心態及其影響下的文學創作
引言
談及元祐，專家和學者們研究的主題不外乎“元祐詩”和元祐黨爭這兩個方面。“元祐詩”作為一個詩體概念，是南宋嚴羽首先提出來的，被認為是宋代詩歌的最高峰，此論題為后人爭論不休。元祐黨爭，是北宋黨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又因元祐黨人（即“舊黨”）的情緒化、意氣化，而具有“分水嶺”的作用。論及這兩個方面，專家和學者們都要觸及到元祐時期的士人心態。因為士人的心態能影響到其文學創作，而士人的心態是源于生活的，那么處于復雜政治環境的元祐士人是一個怎么樣的心態？筆者認為用明人王夫之的一段評價宋人的論述，即可辨明。“宋人騎兩頭馬，欲博忠直之名，又畏禍及，多作影子語巧相彈射，然以此受禍者不少，既示人以可疑之端，則雖無所誹誚，亦可加以羅織。觀蘇子瞻烏臺詩案，其遠謫窮荒，誠自取之矣”[1]。由此可以推斷元祐士人的矛盾心態是“欲博忠直之名，又畏禍及”，且這種的矛盾心態直接影響了元祐士人的文學創作。本文從此元祐士人的矛盾心態入手，深入探討其成因、表現及這種矛盾心態影響下的文學創作。在這里，需要表明的一點是：這里所講的“元祐士人”是舊黨分子，因為他們才是元祐時期的參政主體、文學主體和學術主體。
一、元祐士人矛盾心態的成因
元祐士人的矛盾心態是“欲博忠直之名，又畏禍及”，那么這種矛盾心態形成的原因是什么？總結出來有四點：（1）新舊黨爭的仇怨；（2）前人從政后果的影響；（3）宋代特殊的統治政策所致；（4）宋代文人尚黨盟的風氣。此四點，乃元祐士人矛盾心態的成因，詳細論述如下：
（一）新舊黨爭仇怨甚深
這是此矛盾心態形成的主要原因。自北宋中期以來，就本著“三冗”問題的如何解決，北宋統治階層中就一直存在著兩種意見：守制和變法，當然不排除一些持中間意見者如蘇軾。王安石上臺主持變法十七年，是他所代表的新黨占上風。新黨在變法期間，曾利用臺諫制造一些冤假錯案，著名的如烏臺詩案，來擠兌舊黨分子，這難免使舊黨分子心生怨憤。元豐八年，神宗病逝，哲宗繼位，主張守靜的高太后掌握權柄。舊黨分子紛紛返朝，重新執掌朝政，對新法除一些保留外一概否定，對新黨通過控制臺諫一一鏟除。由于這次“鏟除”，不像是變法期間的“烏臺詩案”時針對個人，而是針對整個群體，公開化，使元祐年間一時出現朝中無新黨的現象，這更使新黨分子感覺到倍感忿怒，報復之心更是熾烈，紹述黨錮就是例證。新舊兩黨的這些積怨和傾軋，雖然能使暫時取得勝利的一方喜悅和“博得忠直之名”，但更多促使士人擔心和“畏禍及”。
（二）前車之鑒士人心悸
這是士人矛盾心態產生的歷史原因。古代士人的參政熱情是很高的。春秋戰國時期的士階層的出現，漢時的“布衣將相”，三國的“士庶之爭”，隋唐的“科舉取士”，五代十國的藩鎮幕府，那便是例證。在更為提倡儒家經綸濟世精神的宋代，士人更是有更高的參政熱情，但在前人因參政而身遭其禍的事實前提下，宋人又不禁有了“畏禍及”的心思。秦時的“焚書坑儒”，東漢的“黨錮之禍”，三國的“嵇康之死”，南朝時的“謝靈運被害”，唐末的牛李黨爭，前人的命運或死或貶或隱。在不可否認的歷史事實的面前，元祐士人不禁有了其它的心思，但無奈身陷其中，只能從文人唱和和山水景物里，去暢想自由的天地，尋找心靈的純凈，故有了“詩人酬唱，盛于元祐”[2]的說法。
（三）重文抑武臺諫相混
這是士人矛盾心態形成的社會原因。由于唐朝以來的地方藩鎮割據問題，鑒于此等情況，宋代統治者實行重文抑武政策，科舉取士的數量明顯增多，便是例證。還有宋代娛樂業的發達和士人狎妓成風，又可以從側面看出宋代士人的生活水平。科舉取士的數量明顯增多和宋代士人的生活水平之高，極大刺激了宋代知識分子的功利心。“冗官”問題的出現，可以證明當時官員數量之大。臺諫是古代君主監察百官和言明君主過失的制度。北宋的臺諫有個特點是：臺諫相混，合成一勢，且享有“風聞言事”，無需查實的奏事特權。因此，臺諫官成了一股不可忽視的朝中勢力。前面筆者所談及到“烏臺詩案”就是新黨控制了臺諫所造成的結果，后面所要論及到的“車蓋亭詩案”也是臺諫勢力運行的結果，所以北宋士人在言談和進行文學創作時，要斟酌再三，才可行之，更何況是元祐這個高度敏感期。詞的言志功能，就是這樣被“欲博忠直之名，又畏禍及”的北宋士人如蘇軾所開發出來。
（四）講究師承內訌不斷
這是士人矛盾心態形成的思想原因。宋人尚黨盟，認為“夫朋黨之來遠矣，自堯舜時有之”[3]，極力宣揚“君子有黨論”，且黨同伐異。其實新舊黨爭就是一場思想之爭，各個黨派的政治觀點的大碰撞，只是擦出了火花，變成了殘酷的政治斗爭。元祐時期，舊黨就是基于這種黨同伐異的心理，去否定新法，傾軋新黨。舊黨之間的內訌，尤其是蜀洛之爭，其實就是一場思想之爭變成你死我活的斗爭。蘇軾的兩次策題之謗和揚州題詩之謗，就是很好的見證。在這種懼怕新黨的卷土重來，元祐士人還得承受來自從沒牢固過的內部其它黨派的“飛來橫禍”，這就更加加劇了元祐士人的畏禍心理。
從以上四點原因看出，元祐士人雖然懷著古時以來的士人參政心，“寄心王室”[4]，一心想博忠直之名，但無奈得承受古人前車之鑒、恐新黨卷土重來和舊黨之間的內訌這“三座大山”的重壓，所以只好夾著尾巴做人，轉而寄情山水之間，暢想一片自由想象天地。
二、元祐士人矛盾心態的表現
元祐士人矛盾心態的成因，在上述文段中筆者已經詳細論述過，那么這種矛盾心態是如何體現在元祐士人的一言一行之中？我們可以從他們對新黨和新法的態度和元祐黨內的內訌來一一分析。元祐士人矛盾心態的表現是：傾軋新黨，排斥新法，內部爭斗不斷，加劇了元祐士人的畏禍心理。
（一）從對新黨和新法的態度看士人矛盾心態的表現
對新黨的態度，舊黨是意氣化和情緒化地傾軋，“車蓋亭詩案”是一個高峰。“車蓋亭詩案”是繼“烏臺詩案”后北宋又一文字獄案，牽涉面之廣，為宋代歷史罕見，其處理和做法都為世人和后人不加茍同。這個詩案，源于新黨領袖蔡確在元祐二年在安州安陸（今湖北安陸）作的名為《夏日車蓋亭》的十絕句，本為抒寫夏日乘涼之意，元祐四年卻被與蔡確有隙知的吳處厚彈劾誣告，說蔡確在這首詩當中用唐上元年間郝處俊諫高宗傳位于武后事影射高太后。作為舊黨的臺諫舊黨梁燾、劉安世，接到此一誣告，竟“皆手舞足蹈相慶，不食其肉，不足以饜”。在高太后的縱容下，遂成大獄。同年五月結案，蔡確被貶嶺南新州，四年后死于瘴氣。該案的結詞是“只為此人于社稷不利”。本來此案就此到頭了，但此事只是個開始，對新黨大規模的清洗風暴展開了。此案結案后，元祐黨人在蔡確被遣新州的同時，一方面將王安石和蔡確新黨名單張榜公布，以示警告，同時對元祐元年被司馬光斥逐的新黨人員章惇、韓縝、李清臣和張商英等人再加以重貶，又鏟除在朝的新黨，如李德芻、吳安詩和蒲宗孟等人，都被降官貶斥，借此鞏固舊黨的勢力。詩案發生后，各方反應不一。舊黨大部分是歡喜的，但宰相范純仁、劉摯和蘇軾曾試圖阻止此案的發生和擴大化，哲宗則是沉默抗之。相比上述蘇軾的“烏臺詩案”，這次舊黨對新黨的打擊擴大化和公開化，實在世人和后人“難于接受”，甚為新黨怨恨。
元祐黨人雖“寄心王室”，一心“想博忠直之名”，但是意氣使然，挾高太后司馬光的威勢，發動如此大規模的清洗，可謂是北宋歷史之罕見，這更加加深了自己的畏禍心理，因為新黨的怨恨、哲宗的不滿和實權人物高太后的去世，使得他們深恐“衣冠之禍”降臨及身。其實給元祐黨人帶來畏禍心理，還不止于此，對新法的態度，更是犯了儒家大忌。
對新法的態度，舊黨是除有些保留之外，全盤否定新法。其實，經過十七年的變法實踐，利弊得失愈益清楚，新舊黨人都頗有感觸。司馬光曾在元豐八年四月的一封奏章中，亦承認新法有“便民益國”之處，建議“為今之計，莫若擇新法便民益國存之，病民喪國者去之”。同年六月，呂公著也說“更張之際，當須有術，不在倉卒。”然而，當元祐黨人掌握實權后，在高太后的幕后支持下，就宣布廢止變法，徹底恢復“祖宗之制”，史稱“元祐更化”，原因在于元祐黨人“憤激太深”。南宋施宿也曾指出一點，說元祐黨人雖懷有“更張之際，當須有術”和“別定良法”的愿望，但“憤激太深”，早已失去“和平之氣”，從而使政見之爭變成意氣之爭。新黨領袖蔡確和章惇曾試圖阻止，但無奈司馬光、呂公著等人依靠高太后的威權，違反“三年無改父之道”的儒家經訓，悉改神宗之政。這種做法，妄圖“以母改子”，大大損害了哲宗的皇權自尊心。隨著實權人物高太后和司馬光的去世，哲宗的成長，再加上內訌的不斷升級，元祐黨人內心的畏禍心理更是嚴重，紛紛離朝外任。
（二）從元祐黨人的內訌看士人矛盾心態的表現
在上面的論述中，筆者已經指出元祐黨人并不是一個牢靠的執政聯盟，他們之間也存在著政治思想的較大差異，主要體現在蜀、洛兩黨之爭上。蜀黨是以蘇軾為代表，主張并不強調某種理念，也不認為某種制度獨勝，強調中和之法；而洛黨的政見，與王安石多有異同，主張以理想來改造現實，他們所本的理想也是唐虞三代所謂的“王道”，偏重于人，兩黨之間政治觀點差異大。再加上宋朝南北士人講究地域性，且矛盾尖銳。故蜀、洛兩黨之爭是由來已久，元祐時期的內訌，只是個高峰點，主要體現在蘇軾的兩次策題之謗和揚州題詩之謗。
蘇軾的兩次策題之謗，都是來源于蘇軾為學士院試職官所撰的兩次策題，題目分別是《師仁祖之忠厚，法神考之勵精》和《兩漢之政治》是洛黨門生所為。第一次策題之謗是彈劾蘇軾誹謗仁宗和神宗，源于“媮”和“刻”兩字的運用，其實蘇軾指的是“今百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能奉行，恐致此病。”高太后接受了蘇軾的自辯，故蘇軾解除了一場政治風波。第二次策題之謗，是攻擊蘇軾策題有損國體，最后以出守杭州而告終。兩次策題之謗，都是洛黨以文字為奇貨，利用臺諫勢力發動的，以攻擊蜀黨領袖為目標，最終都不了了之。在舊黨還未取得對新黨的徹底勝利時，自己的內部就斗得個不亦樂乎，可見當時士人的意氣化和情緒化的嚴重心理，黨同伐異的主體性格更加明顯，這不免使得一些士人厭倦國事，不愿陷入是非之爭，紛紛出任外地。
揚州題詩之謗，是發生在“車蓋亭詩案”之后。此時，元祐黨人在朝堂上已無敵手，新黨已經基本清理出去了，已經稍微平息的蜀、洛兩黨之爭，在這時更加激烈起來。洛黨和朔黨不知從何處尋覓到蘇軾在揚州作的一首題詩。這首題詩是蘇軾元豐八年所作，被洛朔兩黨攻訐為蘇軾和蘇轍兩兄弟“欲兄弟專國，盡納蜀人，分據要津，復聚群小”等等攻訐之言。蘇軾立馬上疏自辯，說即使有此意，哪敢拿出來見人呀，這才免去一場大禍，只是被命出守揚州而已。此次誹謗，又是以“文字”為奇貨，雖沒搞成什么風波，但自車蓋亭詩案后士人畏禍心理更加嚴重，政治功利心已變淡薄，紛紛出任外地，更加專注于文學創作上。
三、元祐士人矛盾心態對其文學創作的影響
宋代士人的身份跟前代不同的是，即大都是集政治家、文章家、經學家于一身，具備了參政主體、文學主體、學術主體三種特征，作為宋代士人的一部分，元祐士人也不例外。元祐士人在積極參政的同時也進行創作，那么在此種矛盾心態作祟下，元祐時期的文學會呈現一種怎樣的形態？我們可以從對文學內容、文學形式和文學風格這三方面的影響來解析。
（一）矛盾心態對文學內容的影響
矛盾心態對文學內容的影響，應該有以下兩個方面：
一方面，更多的是表現元祐士人的政治觀點、學術觀點，且從中有不少的攻訐他人之文，言辭激烈，帶有很濃厚的情緒和意氣成分，如司馬光在《乞罷免役錢依舊差役札子》一文論及差免優劣時指出：免役于上戶不利，但事實上，卻是“彼免役錢雖于大戶困苦，上戶優便。”這是對新法的言論，可以看出，司馬光的政治觀點的“憤激之深”。再如在《長編》卷三五八元豐八年八月八日，至卷三七零元祐元年閏二月，不到八個月的紀事中，彈劾新黨和批評新法之弊，還六十七篇之多，在章惇被逐出朝后，王巖叟如釋重負：“余無大奸，皆柔之徒，易為處置，惟在常辨之，便之不可入而已”。
另一方面，表現亦官亦隱的主題居多，唱和酬唱之文不少，內容空洞，應和他人之文居多。依據是元祐士人參政心切，對新黨憤激太深，對內部的黨同伐異的主體性格明顯，又因怕畏禍及身，再加上生活條件的改善，詩人群體性增強等原因。如蘇轍的題畫詩作《書郭熙橫卷》就表現出渴望自由的主題，前十八句可以看出詩人則通過畫境怡悅性情，“食罷起愛飛泉清”，從畫面上品味“巖頭古寺擁云木，沙尾漁舟浮晚晴”的真趣清味，可謂“不下堂筵，坐窮泉壑”，重現出往日的“江海興”和林泉蹤跡。然而，“歸來朝中亦何有，包裹觀闕圍重城”，詩人對山水的美感享受，僅是畫餅充饑式的心理滿足，自己仍深陷于“意氣之爭”，雖然有著對自主，自由的美好向往，但被君權和黨人的羈絆。再如蘇軾的《郭熙畫秋山平遠》，詩也作于元祐二年。此時，作者正充滿激情地參與“元祐更化”，突然因策題之謗遭洛黨之攻擊，在觀賞郭熙《秋山平遠圖》，頓生歸臥秋山之想。“漠漠疏林寄秋晚”，“中流回頭望云巘”，是表達在畏禍心理驅使下的一種真實卻無法實現的美好理想，只能作一次心靈遠游。詩人此時正處于“受國恩深重，不同眾人，不敢妄退”的姿態，只能在再次陷入這個“是非之地”,陷入這無法改變的生命悲歌。面對這個無法解決的矛盾，詩人追求“平地家居仙”的處世模式。
（二）矛盾心態對文學形式的影響
其實，文學內容和文學形式是一組辯證關系，什么樣的文學內容適合用什么樣的文學內容，反之，什么樣的文學形式能較好的表達什么樣的文學內容。矛盾心態對元祐文學形式的影響是：
元祐士人“欲博忠直之名”，寄心于王室，參政熱情極高，且為了打擊新黨和異己者，那么散文中議論類文體（如奏議），就很好地承擔了這一重擔。據《蘇軾文集》統計，奏議凡一百五十篇，其中從元豐八年十二月還朝至紹圣元年被貶之前，蘇軾就創作了一百五十九篇；再據《欒城集》，直接議論時事的書、狀共一百五十一篇，作于元祐年間的為一百四十篇，可見創作之多。
元祐士人雖“欲博忠直之名”，但又畏禍及，處于政治漩渦中又不能自拔，唯有寄情于生活和與他人吟詩唱和之間，詩歌里的抒情功能得到了充分體現。在元祐時期，以二蘇為宗主的文人中，均或多或少地作有題畫詩。據《欒城集》，蘇轍作有題畫詩凡十三題十八首；據鄭永曉《黃庭堅年譜新編》，黃庭堅在元祐作題畫詩四十五題五十四首；又據孔凡禮校點《蘇軾詩集》，蘇軾作于元祐的題畫詩三十五題四十八首。再看酬唱詩，圍繞在兩蘇為宗主的文人，由于師從的關系，幾乎都對當時兩蘇和黃庭堅的詩進行唱和，有時還對古人的詩進行唱和，如：元祐元年，圍繞蘇軾《武昌西山》一詩進行唱和者，竟達三十余人之多，再如：元祐七年，蘇軾作《和陶飲酒二十首》，晁補之也隨之作《飲酒二十首，同蘇翰林先生次韻追和陶淵明》。從中可見元祐詩人酬唱之盛。
由此可見，以政論為主的散文和以題畫酬唱為主的詩歌，構成了元祐時期的文學形式。
（三）矛盾心態對文學風格的影響
從以上對矛盾心態對文學內容和形式的評述，可以看出矛盾心態對文學風格的影響應該是：
散文說理因素較重，且有情緒化和意氣化成分。依據是：奏議文體自身的議論性成分重，講究說理；元祐士人在散文中更多的是表達政治觀點、學術觀點和攻訐他人之語，有說服他人之意愿，故文章機構趨向說理；唐宋以來的文學復古之風，強調文學尤其是散文要承擔“文以載道”的重任。如蘇軾《再乞郡札子》在說明自己自請離朝的原因，一開篇直說：“臣素疾程頤之奸，形于言色，此臣剛褊之罪也。而賈易，頤之死黨，專欲與頤抱怨，”直接指出是深憂奸人程頤死黨賈易必報舊怨，再罹誣謗之罪，為了避弟之嫌，才自請離職。不僅說明了作者自己的畏禍心理，條理清晰，而且更是情緒化、意氣化，“加足料”地攻擊洛朔兩黨，極富說理成分，樸實無華。
詩歌趨向隱晦性和雅化，有悠游心理存在。依據是：元祐士人雖有寄心于王室之心，但隨著詩案頻發，他們的畏禍心理更加加深，詩歌創作自然而然更加趨向隱晦；士人“畏禍及身”，更加寄情于生活和山水之間，一些雅致生活的事物開始進入詩人的創作視野里；士人欲得自由之身，紛紛要求外任，享受短暫而自由的悠游時光。如黃庭堅的《演雅》一詩，詠及蠶，蛛，燕，蝶等43種動物，它們本來是自然意象，但作者卻在古代典籍里字里行間去認識它們，全詩充滿著典故。這就是刻意雅化的表現。又如黃庭堅《雙井茶送子瞻》：
人間風日不到處，天上玉堂森寶書。想見東坡舊居士，揮毫百斛瀉明珠。
我家江南摘云腴，落磑霏霏雪不如。為君喚起黃州夢，獨載扁舟向五湖。
這一詩，將茶變為文人雅致生活的一部分，可見作者的創作風格雅化的傾向。再如蘇軾《元祐元年二月八日朝退，獨在起居院讀〈漢書·儒林傳〉，感申公故事，作小詩一絕》云：
寂寞申公謝客時,自言已見穆生機。
綰臧下吏明堂廢,又作龍鐘病免歸。
雖然表達隱然歸去之意，但詩詠申公、蘭陵王臧與趙綰先后事楚王之子戊，及戊即位，綰、臧下獄自殺，申公以病免歸的故事。用典之頻繁，可見雅化之勢。
四、結束語
元祐年間，是一個政爭不斷，詩禍不斷的時期。作為參政主體、文學主體和學術主體的元祐士人，參政熱情極高，對新法排斥，對新黨傾軋，內訌不斷，情緒化和意氣化的主體性格明顯；但恐遭新黨的報復和內部的攻訐，希望擺脫此等困局卻不得，唯有寄情于生活和山水之間，與親朋好友進行唱和，這是元祐士人的普遍心態，是矛盾的。此等矛盾心態，被元祐士人反映于他們的文學創作中。元祐士人的矛盾心態對元祐文學創作的影響是：文學主題多是表達政治觀點和士人對自由自在生活的向往；文學形式選擇政論性較強的奏議和陶冶情操的題畫唱和之詩；文學風格中，散文多呈現說理化趨勢，詩詞多隱晦，趨向雅化，有悠游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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