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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春秋時期齊國人，《管子》是后人依據管仲的言行整理的一本書，是先秦時期一部極有價值的哲學、政治、經濟鴻篇巨制，現存七十六篇，其中約有二十多篇是以研究財政經濟為主的論文。《管子》一書中所反映的財政收支理論，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財政收入理論

（一）取之有度的薄稅政策。《管子》不是無稅論者，而是主張輕稅，反對重稅。它說：“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間，則上下相疾也。……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于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權修》），提醒不顧民力橫征暴斂，便會造成人民與統治者之間的尖銳矛盾。《管子》認為實行重稅有三大弊病：一是妨礙生產；二是影響人民的生活；三是招致人民的懟怨。而“薄賦斂，毋苛于民，待之忠愛，而民可使親”（《五輔》）。可見《管子》認為統治者應采取“取于民有度”的薄稅政策。

為了合理確定百姓的稅收負擔，《管子》認為應該做到以下幾點：

1、“相地而衰其征”（《小匡》）。即要視其土地的肥瘠來確定賦稅的標準，實行按負擔能力來征稅。不同土地課征的稅率不同，不同年景按糧食收成的好壞稅率也不同，同時還區分耕地與非耕地的稅率。

2、減少稅種。主張以土地稅為主，如“賦祿以粟，按地而稅”、“相地而衰其租，則民不移”（《大匡》）。因為土地是國家和人民的根本，沒有土地，就不能進行農業生產，也就沒有征稅的來源。而征稅的項目多，會使人民產生厭煩心理，進而威脅君主的統治地位。可征可不征的稅收盡量不征，必須開征的稅收應從輕征收。

3、單一稅率。《管子》說：“征于關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關”（《問》篇衍文），即關稅和市稅只征其中一種，不可同時并征。它還主張一物只可征一次，不可一征、二征地重復課稅，因為這會阻礙商品流通，妨礙產業發展。

（二）強調經濟收入的財政觀點。《管子》主張以增長的經濟收入，來代替強制性的租稅收入，這是它在財政思想上的杰出貢獻。

1、國家經營糧食買賣的收入。《管子》說：“五谷粟米者，民之司命也”（《輕重乙》），又說：“吾人御谷、物之秩相勝，而操事于其不平之間，故萬民無籍，而國利歸于君也”（《國蓄》）。即主張國家通過征稅、預購等方式掌握大量的糧食，當糧食價格大漲時，統治者可以通過糧食買賣獲取巨額利益，以此作為財政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

2、鹽鐵的專賣收入。鹽是人人必需的生活資料，鐵制工具是農業、交通和紡織等行業所必需的生產資料，對鹽鐵實行不完全官專賣（具體辦法是將生產過程交給民間私辦，國家負責統一收購和銷售），只需在銷售環節酌量提高價格，就可獲得財政收入，使國家獲取厚利。

3、山林川澤的管理收入。《管子》強調山林川澤管理的重要性時說：“為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為天下王”（《輕重甲》）。國家管理山澤，按時開放，“使民求之，使民籍之，因此給之”（《輕重甲》），因此可取得各種形式的收入。如在木材的采伐使用方面，任何人繳付規定的租金即可入山采伐木材。

二、財政支出理論

《管子》對財政支出的觀點，總的是主張“用之有止”，但在具體的實施中，則是靈活運用。

（一）主張節儉，不能過于奢華。《管子》認為，節約應先從宮廷開支著手，特別是君主更要清心寡欲、儉樸自恃。修建宗廟、宮室，要有一定的標準，使用車馬要適度，取消對國家無益的活動開支，國家的財政才會充裕，君主的地位才會鞏固。

（二）必要支出不能吝嗇。《管子》認為君主應“審用財”，即須考察開支的實際效果，只要是有利于社會生產和人民生活的必要的費用支出，是不應吝嗇的。

1、發展農業、工商業的各項支出。《管子》認為，要發展生產，必須要首先聚集人民，使之地著。它說：“百姓不安其居，則輕民處而重民散，……地不辟，則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則國貧而用不足；……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七法》）。為了安民著土，國家要經常籌集款項，號召百姓興辦有利于發展生產的事業，如“辟田疇，利廛宅，修樹藝，勸士民，勉稼檣，修墻屋”（《五輔》）。同時，為了促進工商業的發展，國家也要“法伏利，輸積，修道途，便關市，慎將宿”（《乘馬》），照顧到商人的利益，為他們賺錢創造條件。

2、外交經費和軍費支出。管仲齊桓公時，三分之二的費用用在外交事務上，三分之一的費用用在國內事務上，即“管仲會國用,三分之二在賓客,其一在國”（《中匡》）。因為涉及到政治和國家的名聲。《管子》指出：“為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七法》），把聚財作為軍事勝利的決定因素，軍費開支不能省，因為涉及到國家的安全問題。

3、社會福利支出。在《入國》篇中把社會救濟歸結為“九惠之教”，即老老、慈幼、恤孤、養疾、合獨、問疾、通窮、振困、接絕，國家對于老幼孤疾，或因自然災害造成生活困難的，除部分或全部減免租稅外，還給予一定的接濟。同時《管子》也認識到，純粹的救濟只適于老弱病殘幼，而對于有勞動能力者，應該給他們提供勞動機會，即使被救濟者不致養成懶惰的惡習，又為社會創造了財富。

（三）利用國家支出，促進消費，刺激生產。《管子》不僅知道節儉在正常時期對國家財政的重要性，還認為“侈靡”的財政支出在特定時期有其特殊作用。在社會生產不振經濟蕭條時期，在國家財富有積蓄的情況下，通過擴大國家財政支出中的君主消費部分，以此鼓勵和調動整個統治集團和私人富有者的侈靡消費，刺激生產，給失業者提供就業機會，即借此達到“富者靡之，貧者為之”（《侈靡》）的目的。在災荒年頭，還是救濟災民的一項重要措施。

三、對《管子》財政收支理論的評價

（一）取之有度的財政收入思想。《管子》一書中從多處可以看到作者的“薄征斂，輕征賦”的稅收思想，闡明了重稅的危害，指出一定時期的土地生產物和生產力水平都是有限的，因此國家取得財政收入應當有合理的界限。突破這一界限，橫征暴斂，經濟就會遭到極大破壞，國家也會滅亡。管仲作為封建社會的理財家，為統治階級服務，能夠從人民的角度考慮征稅問題，非常難得。他始終貫徹輕稅原則，其稅率之低，也為先秦思想家中所罕見。

（二）鹽鐵專賣是我國歷史上一項重大的經濟政策,管仲是首倡者之一。從增加國家收入來說，鹽鐵專賣被認為是一項潛力無窮的財源，但是從人民負擔來說，它則是變相的壓榨剝削。問題的實質是：鹽鐵專賣不僅要看是否實行這項政策，還要看怎樣實行。若無限制地通過提高鹽鐵價格增加國家收入而不顧人民的承受能力，反而會激起人民的反抗。《管子》在提出專賣時，就指出了價格應適度這個問題，這在當時是很先進的思想。

（三）對財政支出問題作出了不同于流行觀點的獨到分析。它不拘泥于節用原則,對財政支出問題作了多層次的考察，主張奢儉并重，而不是一味強調節用。至于它在國家社會經濟不振時，認為應擴大財政支出，鼓勵消費，倡導“侈靡”，促進生產發展，增加人民的就業，更是一個以超出傳統財政概念范圍的特殊創見，說明《管子》一書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管理財政收支的水平。

《管子》的一些財政觀點均在不同程度上顯示為天才的創見，和以前的理財家不同，他多從效率角度考慮財政收支問題。《管子》財政思想的產生，是中國古代經濟思想發展的重要里程碑。它的社會作用和歷史影響不僅為管仲在春秋時代的治國成就所證明，也為后來一些杰出的政治家、理財家、改革家在經濟管理上的變法和理財提供了充實的思想基礎和重要的歷史借鑒。但是，也要看到管子生活時代的社會經濟狀況是不能與現代經濟同日而語的，因此其觀點無論是怎樣的原始雛形，都是值得我們考究和借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