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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語堂在《中國新聞輿論史》中認為御史監察制是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的產物，意在表明中國古代的言官制度應與西方區分開來，區別對待①，這啟示我們應從中國古代的政治文化語境分析其輿論學意義。而謝清果等認為，當前“討論華夏輿論傳播，或可結合現代‘公共領域’概念，以不同歷史階段特殊的輿論形態為線索，探討輿論在古代社會結構之中的影響及其在制度上與現實權力之互動”②。現代公共領域是由哈貝馬斯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與轉型》中提出的一個模型。中國古代的言官制度從嚴格意義上講，未能體現出西方的公共性，在古代王朝的管制之下，言官的發聲受到現實局限。討論中國古代言官制度的輿論形態，可以借鑒西方“公共領域”的理論構建以分析中國古代的官方批評—言官制度—具有“公眾批判”的現實條件。言官制度是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古代集權王朝③時期，言官制度通常被作為維護統治者統治以規避君主言論或行為上的過失與不當的制度保障，該制度的設置為中國兩千多年來的王朝社會爭取了最重要的言論空間。言官包括監官和諫官，監官主要秉承皇帝旨意監察各級官吏；諫官則是負責對君主的過失直言規諫、促其改正的官員。④而要從輿論學上討論言官制度，筆者主要以負責直言規諫的言官主體——諫官及其職能角度進行分析。

言官制度研究現狀目前學界有一些關于言官制度的研究，但有關言官制度與輿論之間關系的研究較少。從現有文獻來看，言官制度與輿論之間有兩種立場。一是把言官制度看成專制政體下的統治工具，言官的輿論制約與影響力取決于君王的態度。二是把言官制度放在權力機構下，認為言官制度不僅是意見表達的制度化保障，同時還影響著政治決策。白文剛在《中國古代政治傳播研究》中提出：“中國古代不應該被簡單粗暴地界定為專制政體，重要的原因之一也是因為中國古代存在著政治批評的言論環境。”⑤他在中國古代政治傳播的框架下從政治傳播的角度探析了言官制度。但是，我們還應認識到其背后所體現的言路通道還是一種社會體制，其功能的發揮保證了古代社會的運轉。而在言官制度和輿論的研究中，大多以言官與上層決策的權力互動為中心，但較少注重言官與民間和上層決策的互動關系。謝清果等在《華夏輿論傳播的概念、歷史形態及特征探析》中認為，言官制度總的來說，其畢竟是統治者自上而下所締造的社會安全閥，受上層建筑之政治風氣影響較大，其實際效用有待斟酌，代表某種社會階級的發聲。⑥但筆者認為，諫官這一群體作為中國古代言論空間的意見領袖，在中國古代的輿論表達中發揮了承上啟下的作用，我們應充分認識到諫官所承接的民間和上層決策之間的輿論互動的社會角色，以及重視其言路具有形成社會輿論的條件。陳虹、潘玉在《跨學科視野下中國輿論史研究體系構建》中提出“中國輿論史研究應注重與其所處歷史社會情境的深層互動關系，以史為據探討中國輿論發展的歷史表征”⑦，基于此，筆者認為從輿論學上看，中國古代的言官制度與民間和上層決策的互動過程還有更多值得挖掘的空間。下面，筆者將從諫官這一群體以及諫官職能角度對中國古代的言官制度進行輿論學分析。中國古代“公眾批判”的主體及其職能建設言官制度作為中國古代的“公眾批判”形式，其言論空間是否具有“公眾性”？首先，中國古代，受小農經濟的生產關系模式影響，市民社會未能形成，“私人”觀念模糊。同時，由于受儒家仁政以及忠君思想的影響，中國古代輿論對象主要針對時政以及統治者。而言官制度作為中國古表輿論的“公共組織”，為“公共性”發聲既是言官的政治職能，也是言官的社會職能。所以，從“公共性”角度而言，筆者認為言官批判的言論空間具有“公共性”。

例如在宋徽宗時期，童貫是權傾一時的宦官，時稱“媼相”，手握朝廷內外軍政大權。童貫在位時，利用手上權力破壞軍政，軍內腐化嚴重，被世人稱為“北宋六賊”之一。而后宋欽宗在各方輿論的助力之下，下詔歷數了童貫十大罪狀，最終童貫被殺，人頭被帶回京城懸首示眾。其次，中國古代民眾識字率低，且在集權王朝社會下，意見表達有所局限。筆者認為，在中國古代，只要能發揮對統治者治國理政觀念以及個人行為得失的意見影響，那么進行意見表達的群體或組織可以當作中國古代的“公眾”。而言官這一官方群體的意見表達是實實在在的“制度”，且其輿論是上通下情，從“公眾”角度而言，言官可以代表“公眾”，言官的批判可以被認為是一定程度上的公眾批判。如在明萬歷朝立儲之爭中，萬歷皇帝采取種種措施想立小兒子為太子，但在輿論聲勢中，無法達成所愿。閣臣王錫爵云：“眾疑成城，卒難消逝……禁之愈嘩。”⑧李佳在對晚明政治生態和好諫之風評價時說：“從長時段的視野下看，政治輿論的主導權在臣，而不在君。”⑨言官制度作為中國古代的“公眾批判”，其意見表達具有DOI:10.15997/j.cnki.qnjz.2018.36.021一定的公共性特征，同時，作為能產生意見影響的群體，代表民間進行意見表達，是言官重要的職責之一，也是言官制度的重要內容。但要說明的一點是，言官制度中諫官的輿論表達并不一定是公共輿論，有可能是秘密進行的，諫官除了闡發事關公共利益的言論，還有為了個人利益進行輿論表達的現實因素。比如在北宋前期，鄭學檬在《五代十國史研究》中指出，五代十國的知識分子有兩種不同追求，一類向往功名，切于仕進；一類消極避世，尋求自身道德的凈化和完善。⑩如后晉的御史中丞薛融“少以儒學之名”，在石敬瑭準備起事征求群臣意見時，薛融云：“融本儒生，只曾讀三五卷書，至于軍旅之事、進退存亡之機，未之學也。”⑪鄧小南認為薛融的避世“反映著動亂年代中的文士歷經血腥教訓之后，收縮自身職守的傾向”⑫。在晚明士大夫的諫諍中，也有為了忠臣之名而激越言行之舉，如崇禎曾言：“朝廷徒受傷諫之名，天下反歸忠直之譽。”⑬所以，中國古代言官制度的輿論表達并不都是“公共批判”，其目的性有待商榷，所以稱之為一種“公眾批判”更為恰當。在言官制度諫官的職能建設中，《史記•周本紀》中記載：“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蒙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⑭其中“庶人傳語，近臣盡規”則指平民將自己的意見轉達給君王，近侍之臣盡規諫之力。近侍之臣是指封建社會中那些侍奉于皇帝左右，以規諫朝政闕失為己任的官員，即為“諫官”，又稱“言官”。

周本紀中庶人與言官的關系說明言官是民間輿論的代言人，他們可以針對民間所反映的意見進行勸諫從而影響君主決策。言官制度中，諫諍是主要的輿論內容，而諫諍包含了官諫和民諫兩大主體。民諫在先秦時期就已盛行，比如堯舜時期專門設置諫鼓謗木來收集民意。⑮但言官制度經秦朝制度化以后，主要以“官職機構設置”的形式來實現對統治者的規諫，民諫這一形式在兩漢時期才有進一步的發展，比如“對策”人才選拔制度的形成。對策是指考生通常在國遇大事的時候，把自己創造性的獨特見解寫在簡策上，從而使得仕子（大部分來自庶民）通過對策有了躋身官途的良機。⑯“對策”這一選拔人才制度的形成說明民諫是對言官制度的補充，普通民眾可以通過制度建設來發表對統治者或者政治事務上的言論。在諫諍表達方式上，漢代劉向在《說苑•正諫》也有相關記載：“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⑰死諫是言官另一言路形式，死諫發展到極端就變成了尸諫。比如春秋時期衛國大臣史䲡，在生時因未能影響統治者決策，讓其兒子在他死后轉告衛靈公要用尸體來進諫。言官除了對上進行規諫納言之外，還有受理臣民的上章奏疏的職能。⑱比如北宋初年承襲唐制“掌諸上書而進之，以達萬人之情，隸司正言”⑲。明朝時期言官通政司的設立也是言官與民間互動的重要渠道之一。吳曉璐在《明代輿論研究》中總結，明代通政司既是自下而上呈遞各級民情輿論的運作模式，同時還能自上而下發表官方信息參與邸報編輯。⑳ 從中國古代言官在制度和職能建設上，足以可見言官、民間、上層決策三者之間具有言論的互動空間的制度化條件。在中國古代的現實社會中，很多“公共性”的事件正是三者在輿論場上的互動結果，言官在不同歷史事件中也發揮了意見領袖和代言人的作用。

結論

言官制度作為中國古代的“公眾批判”，具有公開的輿論環境，其輿論主體作為民間輿論的意見領袖，可以對上發表意見進行決策影響，為中國古代封閉的信息環境贏得了重要的言論空間。言官的輿論表達不僅能改變政治決策和現實，還能影響人們的認知和輿論判斷，具有一定的輿論影響力，其所承擔的政治和社會功能也保證了中國古代社會結構的持續運轉。

作者：張萌秋  許靜 單位：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