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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既存國際金融體系與金磚國家

金磚國家的前身是金磚四國，④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后，中、俄、印、巴四國通過舉行系列會談和建立峰會機制，使“金磚四國”初步具備國家經濟合作論壇的基礎。⑤隨著2010年南非的加入，金磚四國改名為“金磚國家”(BRICS)，并逐漸成長為在經濟上可媲美七國集團、政治上日益崛起的國家集團。當前，金磚國家的經濟實力和發展潛力令人矚目。以最基本的GDP總量和GDP增速為例，2008年，金磚國家GDP占全球總量的14.6%。⑥同期，G7的GDP占全球總量的52.4%，⑦約為金磚四國的3.6倍。截止2013年底，金磚五國的GDP總和約為157796億美元(南非提供2012年數據)，約占全球的1/5。⑧同期，七國集團的GDP總和約為345073萬億美元，約占全球的2/5，⑨相當于金磚國家的2.2倍。預計到2015年，金磚國家GDP總和將達到甚至超過美國，到2027年，金磚國家的GDP總和將與七國集團持平。GDP增速方面:2008年金融危機初期，金磚國家(含南非)的平均增速為7.4%，遠高于同期七國集團的0.9%。2011—2013年后危機時代，金磚國家的平均增長率分別為7.1%，5.5%和5.5%，①七國集團則分別為1.6%，0.6%和0.8%。②仔細考察金磚國家，他們之所以能成為新興經濟體中可能挑戰甚至領導其他新興經濟體的主要代表，并非僅僅依據強大的經濟實力和發展潛力，還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首先，其具有相對成熟的合作機制和共同進退的合作基礎。與新鉆國家、展望五國、未來11國③等其他新興經濟體概念相比，金磚國家并非停留于概念性提法階段，而是客觀存在的國際組織。其不僅具備外長會議、財長會議、金磚峰會等若干層次的合作機制，而且在經濟上互補互助。金磚銀行和金磚應急儲備更是密切聯系五國的紐帶，它們使金磚國家成為真正的國家合作論壇，并在全球氣候、全球經濟發展、政治改革等眾多領域上表現出共同進退的國家集團行為，日益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其次，金磚國家具有較多的體系權力，并具備較大的改革動因。一方面，與其他新興經濟體相比，金磚國家具備更多的體系權力資源，在體系中擁有更大的發言權，也意味著更容易推動體系權力結構的改革。在世界銀行中，中國、印度和俄羅斯已占據前十名的席位，而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中國和俄羅斯的份額已躋身前十，而一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2010年的改革方案落實，印度與巴西也將躍升至前十名，這是其他新興經濟體無法比擬的。另一方面，在全球遭受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強大的經濟實力和經濟影響力不但未使金磚國家有效規避金融危機的沖擊，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損失最為嚴重的案例，并因此在經濟和政治領域均承擔了空前的壓力，其改革動力異常強烈。第三，結構改革能賦予金磚國家更多的行動能力，且增強其行動意愿。金磚國家的經濟實力使其具備治理危機的強大行動能力，不合理的權力分配卻使其一直被排除在體系的核心層外，嚴重限制了其行動能力的發揮。可以預見的是，如果能賦予金磚國家更大的體系權力，金磚國家的行動能力將有更大發揮空間，在提高體系權力結構行動能力、恢復體系運作方面有所作為。更重要的是，這有利于充分增強金磚國家治理危機的積極性和責任感，約束七國集團在體系中的霸權傾向，使體系的權力決策走向更加合理。鑒于金磚國家與七國集團的經濟實力日益接近，金磚國家在國際金融中的政治、經濟影響力日益上升，已經成為一股不可阻擋的力量。作為新興經濟體(也是全體發展中國家)改革派主要代表、甚至領軍人物的地位正日益鞏固，并引領新興經濟體與發展中國家(以下簡稱“新興與發展中國家”)為保障自身利益，與領導發達經濟體的體系核心權力集團七國集團相抗爭，銳意推動體系權力結構的改革。同時也應該注意到，七國集團亦需要借助新興經濟體(實際上是整個新興與發展中國家)的實力挽救后危機時代的國際金融，并不完全是站在對立面阻止改革。總之，當前是推進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最佳時期，金磚國家必須把握這一難得的歷史機遇，努力推動改革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占據重要的一席之地。

二、現實建構主義與國際金融體系權力結構變革

2002年，亨利•諾(HenryR．Nau)和理查德•里昂(RichardC．Leone)提出將權力與認同應用于美國外交戰略，并指出，認同與物質權力共同決定了美國的外交政策。④在諾與里昂看來，一國的對外政策主要是基于該國在所處的國際體系中的物質權力分配(是否匹配)與認同分配做出的。①次年，塞繆爾•巴爾金(SamuelBarkin)提出的現實建構主義為該思路提供了理論支持。②所謂現實建構主義，實際上是一種搭橋理論，是建構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理論聯結與調和的產物，而非元理論，因此該理論應當同時滿足并遵守現實主義與建構主義的雙重內核:權力與認同。現實建構主義從一種進程的視角研究權力和認同的關系，提出“規則”是調和兩者矛盾和連接兩者的重要紐帶。而且，現實建構主義有兩個核心假設:一是國際政治是社會建構的產物;二是國際政治無法超越權力政治。③至此可以看出，現實建構主義試圖在現實主義和建構主義之間尋求融合，其基本理論包括兩個方面:第一，國家是國際社會的行為主體，國家間的互動建構國家的國際身份，國際身份的改變會影響國家對利益分配的認同，最終影響國家的對外政策;第二，國際社會是權力分配的產物，其權力結構是通過國際社會的共有觀念確立的。簡言之，現實建構主義認為國際權力體系的基礎是權力分配，但權力分配的實現依賴于國際社會共識的形成，而連接權力分配和國際社會共識的橋梁就是規則，即“特定的權力結構可以影響特定規范結構的變動，反之，特定規范結構的變動也會影響特定權力結構的變遷”。④從這一理論出發分析現有的國際金融體系會發現，當物質權力分配與認同分配改變的時候，各國對外政策也會隨之產生變化，從而對國際金融體系的發展方向產生影響。需要強調的是，物質權力分配的產物是權力結構，而國際金融體系中的物質權力主要是指經濟實力。因為一個國家可以通過政治、軍事等手段介入國際金融，也可以在一定時期通過扭曲其在國際金融結構中的位置而獲利，或對他國形成利害沖突，但它不能在較長時期中以國際金融為工具獲得更多的收益或保持既得的利益。⑤因此，體系權力分配的最終結果應該是服從于經濟實力差異的權力結構。一旦經濟實力對比發生重大改變，權力結構理應隨之發生相應的改變。因為權力結構的創立和發展是為了體系權力的分解與制衡，是在道德約束、理念約束的基礎上，“以權力約束權力”⑥，“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相互制約、協調平衡的權力結構，從而防止濫用權力，有效控制權力，……而物質權力結構存在于相應的社會形態之中，并由生產力高度和經濟基礎所決定，在體系中表現為客觀的經濟實力結構。權力結構如果超越或者滯后于生產力狀況和經濟基礎，必然會出現不適應性、不協調性、不耦合性的‘病變’甚至‘癌變’，必然會受到客觀規律的懲罰”⑦。也就是說，權力結構是協調權力與認同的紐帶，國際金融體系通過權力結構來實現權力制衡，從而增強各國對權力分配的認同，進而產生體系權力結構的權威性，增強各國服從體系治理的可能性，最終達到維護權力結構相對穩定、體系職能有效發揮、國際金融健康發展的目的。而經濟實力的改變，勢必引起權力結構同步改變的需求。當這個需求不被滿足時，對權力分配的認同就會降低，體系治理的正當性和權威性便會下降，體系的生存就面臨嚴重挑戰。因此，體系權力結構的改革勢在必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使各國意識到，當前的國際金融體系已落后于國際金融市場的發展，無法適應世界經濟發展的新形勢，其權力結構已變得不再穩定，缺乏對個別大國權力進行有效制約的機制，體系內許多成員國的利益正在受到損害，許多國家對體系權力結構的認同急劇下降，紛紛要求體系進行改革，部分國家甚至另尋體系的替代品。因此，體系如果再不進行必要的調整和改革，將面臨巨大的挑戰和潛在風險。現實建構主義告訴我們，“在無政府狀態和特定的權力結構背景下，國家的對外政策都是由其對特定結構的認同所決定的。”①多國在同一個體系中或者同一個規則結構中往往產生相似的國家認同和群體歸屬感，產生群體認同的國家在國際權力分配和國際權力斗爭過程中逐漸形成相似的對外政策傾向，并易于結成國家聯盟。認同降低甚至消失導致的連鎖反應將嚴重威脅體系的生存，尤其是當國家認同成為國際社會共識，并通過共識輸出為國家對外政策時，對體系的挑戰便具有了國際性意義。如果在體系內部產生兩個或多個相互博弈的國家集團，最終就有可能推動體系的改革。從這個角度來說，體系的權力結構改革實際上是不同陣營的集團之間角力的結果，而決定體系命運的就是各陣營對體系內權力結構的認同。國際金融危機不僅加劇了各國經濟實力對比，更加劇了國際社會對體系權力結構合法性、權威性、甚至行動能力的質疑，尤其是那些處于權力結構不合理位置的新興與發展中國家，普遍對體系權力結構產生了嚴重的不認同感，而處于優勢地位的發達經濟體則普遍保守并極力維護既存的體系權力結構，僅同意對權力體系部分職能進行調整。因此，體系內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兩個對立集團，即金磚集團領銜的改革派和七國集團領導的守舊派，分別代表著兩個集團的利益，兩者之間角力的主要著力點是國際金融體系內部的權力結構是否需要改變。七國集團與金磚國家的競合關系對權力結構改革的意義在于，由七國集團所主導的體系面臨權力再分配的外在壓力，尤其是在兩者經濟實力對比發生顯著變化的后危機時代。七國集團強烈要求金磚國家充當后危機時代的全球經濟救世主角色，而后者卻沒有因其出色的表現和巨大的付出取得應得的體系權力和地位。過去10年，金磚國家GDP增速為全球平均增速的1.8倍。金磚國家對世界經濟的貢獻率每年以8.9%的速度增長，預計7年后，貢獻將超過60%，達到美國的7.5倍。2008年之后，金磚國家對于全球經濟增量的貢獻也已經超過了七國集團。②換言之，體系的權力并沒有隨著兩者角色的調換而轉移。雖然體系權力結構處于崩潰重組的邊緣，并將伴隨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實現下一個動態平衡，但是就目前的情況來看，兩者不合理的權力分配并沒有實質改善。在這種不平等下，金磚國家對體系權力結構的分配認同有接近甚至趨同的傾向，進而導致金磚國家出臺相似的對外政策。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金磚國家沒有內部矛盾，這也就為五國如何有效規避矛盾提出挑戰。當然，金磚國家之所以能結成金磚國家集團，并成為新興與發展中國家的主要代表，也與其鮮明的優勢有關:首先，金磚國家經濟互補性強，改革意愿強烈。金磚國家集團占據全球經濟份額的1/5，經濟實力強且經濟結構互補，在體系中經濟實力和體系權力結構內排名比較接近，致使他們在權力結構上有相近的利益訴求，正如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國際經濟研究部主任尤里•達杜什(UriDa-dush)所言:“他們都相對不發達……他們都希望建設新的世界經濟秩序，一個他們占更多權重和有更多發言權的秩序。”③其次，金磚國家體系權力較大，外部壓力相對較大。五國所分配到的體系權力相較其他新興與發展中國家較高，改革意愿強烈的同時自然也面臨更大的外部壓力。面對高度一體化的七國集團，只有強化金磚國家的群體性認同和他們在體系權力結構中的整體性權力，金磚國家集團利益才有可能最大化。最后，金磚國家國際形象較好，具有較大的號召力。金磚國家強大的經濟實力和大力挽救金融危機的行為大大提升了其國際形象，在所有新興與發展中國家中具有很大的號召力，因此在關鍵時刻可以有效團結新興與發展中國家手中的權力資源，大大提高在權力再分配進程中成功的概率。

三、金磚國家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對策分析

綜上所述，金磚國家面臨巨大的改革機遇，國際金融體系權力結構的改革勢在必行。但是，金磚國家面臨的挑戰也是異常嚴峻的。與七國集團相比，他們的合作機制相對薄弱、缺乏統一的權力再分配改革方案、面臨美元霸權產生的通脹壓力等實際情況都大大削弱了其推動改革的能力。對此，本文認為，若想要最大限度地分得體系權力，實現體系權力結構的改革，金磚國家必須正視并解決以下三個問題。首先，增強金磚國家合作機制，強化團隊合作意識。經過六屆金磚峰會的磋商和努力，金磚國家已經形成了包括外長會議、財長會議、金磚峰會等若干層次的合作機制，并通過這些機制在很多場合就一些重大的國際政治和經濟問題“用同一個聲音說話”，這對金磚國家、發展中國家，甚至對世界政治和經濟格局都產生了非常積極的影響，尤其在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全球氣候變化大會等重要國際事務上發揮了積極乃至關鍵性的作用，大大增強了其在世界舞臺的影響力和號召力。比如，2010年金磚國家與其他國家共同推動二十國集團(G20)取代七國集團，成為國際經濟協調與合作的主要平臺。同年，金磚國家聯合其他新興與發展中國家推動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①這些改革是當代國際金融改革歷史上規模最大、最有利于新興與發展中國家的權力分配方案，大大提升了這些國家在國際金融體系的權力與地位。再如，在2009年12月舉行的哥本哈根世界氣候變化大會上，中國、印度和巴西聯合阻止了部分發達經濟體的陰謀，堅持遵循《京都議定書》“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為金磚國家在新興與發展中國家中贏得了廣泛的贊譽，同時也再一次向世界證明了自己的價值。但是，由于五國在政治制度、價值觀念和發展水平等方面的差異，以及中國、印度、俄羅斯三國的地緣政治因素，金磚國家至今仍屬于松散的合作論壇性質，沒有形成一致的規范性文件，沒有常設的秘書處機制，再加上與二十國集團和地區組織等機制的復雜關系，致使金磚國家集團的改革政策大受影響，表現出效率低下、政策不穩等不足。以商討重大議題為例，因為沒有常設的秘書處，重大決議一般只能通過一年一次的峰會實現。事前溝通時間短、事中溝通深度不足，導致峰會期間五國各自的方案互相抵觸明顯，最終達成的協議結果也很難達到預期效果。松散的機制還導致五國的責任、義務意識薄弱，當與其地區利益產生沖突時，五國的合作程度就會有所降低，致使五國在參與國際金融改革事務時，缺乏持續、穩定、強勁的意志表達和政治經濟威懾力。因此，金磚國家應借鑒歐洲聯盟早期發展的經驗，通過建立新型合作伙伴關系，深化在各個領域的合作，并借助經濟合作提升經濟互信和政治互信，逐步向全面合作機制演進，最終推動金磚國家一體化進程的發展。其次，完善金磚銀行及應急儲備機制，提升權力結構改革的外部壓力。2014年7月15日，金磚五國在巴西福塔萊薩簽署協議，正式成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建立金磚國家應急儲備安排，并明確表示二者是相互獨立的。前者著眼于長期發展融資，旨在幫助新興與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可持續發展”，功能上與世界銀行部分重合;后者側重于短期融資，主要用于“穩定金磚國家內部金融市場”、“確保金磚國家金融市場有序和健康發展”并“應對短期沖擊”，所以金磚國家應急儲備安排具備部分替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作用。①金磚銀行和應急儲備安排的成立，主觀上是表達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框架改革方案落實未果的不滿，倒逼部分國家加快體系改革的進程。客觀上削弱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國際金融影響力，增加了金磚國家挑戰體系權力的能力，取得了加快改革進程的談判籌碼。但是，金磚銀行和金磚國家應急儲備同樣存在問題。首先，金磚銀行存在決策權的制度性障礙。與應急儲備安排不同的是，金磚銀行是五國妥協的產物，各方的利益都得到了照顧，致使權力結構過于均衡。隨著成員國的增加，權力均衡帶來的平等協商將凸顯集團行動困境的尷尬，因此必須產生一個中心國家來掃除這個制度性障礙，凝聚各國的力量實現集團利益最大化。其次，缺乏“國際清算”職能。要充分發展金磚國家的經濟權力，就必定需要“國際清算銀行”(BIS)來促進金磚國家間的結算和信貸服務，降低對美元和歐元的依賴。同時，為五國的央行提供交流平臺，協調五國的金融政策，充分利用五國的外匯儲備和經濟影響力，保證金磚國家貨幣金融市場的安全與穩定。而且，金磚版的國際清算銀行將大大削弱七國集團慣用的經濟制裁手段，為新興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和政治獨立保駕護航，增強金磚銀行和金磚國家應急儲備的國際影響力，進而提升金磚國家的金融權力。因此，金磚國家應考慮在金磚銀行和金磚國家應急儲備下增加“國際清算”職能，實現以金磚銀行為依托，結合國際化貨幣、金融交易市場和國家間信貸與救援機制，打造一個能切實挑戰體系霸權的制度化平臺。再次，推進金磚國家貨幣機制改革，逐步推進“去美元化”進程。布雷森頓體系的瓦解并沒有解除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霸主地位，美元不僅仍是國際金融主要的計價和交易貨幣，而且還在全球官方外匯儲備中占據高達60.7%的份額。②金融危機后，美國通過濫用美元霸權地位，實施三輪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向全世界人民征收鑄幣稅，轉嫁危機對美國金融市場的沖擊，嚴重危及各國利益和全球金融安全。挑戰美元霸權是構建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保證金磚國家金融安全的必要手段。除了傳統的日元和歐元之外，多國也在力推本國貨幣的國際化進程，實現國際貨幣體系結構的平衡。多元化的國際貨幣體系不僅可以有力地稀釋美元經濟霸權，動搖美國的體系權力基礎，而且可以通過調整國際貨幣體系結構平衡其他體系性大國與美國貨幣權力的差距，增加挑戰美國權力獨大的砝碼。目前，金磚國家的去美元化措施主要集中在貨幣互換、貿易結算和貸款業務等方面。通過積極推進雙邊貨幣互換機制，逐步推進金磚國家本幣在貸款和貿易結算方面的認可度和使用率，并借此機會進一步推動雙邊本幣貿易結算和貸款業務。以人民幣的國際化戰略為例，中國已先后與巴西、俄羅斯簽署本幣互換協議，并在此基礎上逐漸形成多邊互換網絡，逐步在所有參與國內部實現各領域本幣合作。③本幣合作可以避免美元匯率波動帶來的潛在風險，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成本。金磚國家要充分發揮其經濟實力，實現五國的利益最大化，創造類似于歐元的金磚國家內部的區域性貨幣勢在必行。從歐洲貨幣一體化的實踐來看，貨幣一體化不僅能加強金磚國家在貨幣和匯率方面的合作，而且可以擺脫對美元、歐元和日元等貨幣的依賴。關鍵是，共同的結算單位將為五國的經貿提供極大的便利，同時可以像本幣兌換一樣達到消除國際匯率體系扭曲的弊端，最大限度地降低因貨幣兌換帶來的交易成本。如此一來，不僅能進一步增強金磚國家整體經濟的穩定性、安全性和競爭性，而且還能增強金磚國家的歸屬性和凝聚力，促進五國在更多領域實現更深層次的合作，增強其作為新興與發展中國家的主要代表地位甚至領軍地位，更好地引導新興與發展中國家的力量，以推動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

四、結語

作為最大的金磚國家、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希望在體系權力結構改革中獲得更多的權力份額，突破當前在權力結構中被邊緣化的尷尬，進入體系決策核心，從而避免因權力不足而成為權力大國的政策犧牲品。目前，二十國集團正逐漸取代七國集團成為新的國際金融協調平臺，后者的權力份額優勢被制度性約束。基于此，中國應聯合其他國家在二十國集團框架下共同推進權力結構改革進程。同時，中國還應尋求主導金磚銀行的發展，通過金磚銀行業務擴大人民幣的投資規模和涵蓋領域，加強人民幣在國際貿易結算中的影響力，大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戰略，從而推動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與體系權力結構改革形成響應。在實現體系權力再分配的過程中，作為新興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佼佼者，金磚國家通過強化金磚國家合作機制、完善金磚銀行及應急儲備機制和推進金磚國家貨幣機制改革等多方面的努力，不斷增強其作為權力結構重要一環的地位和影響力，迫使體系在權力結構改革的過程中向包括金磚國家在內的新興經濟體讓渡更多權力。只有這樣，才能促就國際金融體系新權力結構的轉變，引領世界盡快擺脫后金融危機時代的陰影，盡快走向世界經濟的全面復蘇。

作者：李鞍鋼 劉長敏 單位：中國政法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