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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鑒真六次東渡對于中日旅游地理的作用
史載鑒真和尚一生謀劃東渡日本六次,前五次皆因人為因素或是氣候及地理原因導致行船不順而以失敗告終,最終在第六次的時候取得成功。查閱世界和中國航海歷史日志,我們知道,雖然唐朝時期我國已經能夠建造被稱為“海上霸王”的航海船只,但對于當時中日之間的海航路線卻少有勘探。當然經濟力量相對分散的封建國家,若非依賴中央王朝的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對于未知海域的小規模的私人海路勘探和航行都是極為危險的。但無論如何,
根據馬克思的哲學思想,客觀事物在量上的變化必然引致其在質上的改變,小規模的個人的勘探,在累計足夠的經驗之后,將必然會促進中日兩國之間旅游地理環境的認識和旅游資源的開發。742年冬,鑒真率弟子21人及四位日本旅華僧人,到當時中國最為繁華的揚州渡口東河既濟寺造船,準備東渡,但最終因人事夭折。然而在這次失敗的行動中,鑒真與弟子們至少能夠學到三方面旅游地理知識:一、什么樣的船只才能橫渡東海,并順利抵達日本;二、中日間的海路旅行,旅客應該攜帶哪些必備的物資與救生冒險工具;三、了解了中日海路旅行途中的氣候條件及天氣變化情況。當然,這些經驗的大多數可能都是來源于已經有過近十次海路歷險經歷的日本遣唐使們,然而考慮到日本使者有求于人的卑下身份,我們可以推知他們提供的種種信息的可靠性。也就是說,雖然這一次的東渡計劃連船都尚未來得及上,了解了海上旅行的必備知識,無論是從物質上還是從心理上,都為接下來的五次嘗試奠定了基礎。
744年1月,做了周密籌備后,鑒真等100余人再次出發。結果尚未出海,便在長江口的狼溝浦遇風浪沉船。船修好后剛一出海,又遭大風,飄至舟山群島一小島,五日后眾人方被救。后因巡回講佛第二次東渡遂告結束。而第三、四次卻是人為因素導致的東渡計劃擱淺。748年,在榮睿、普照的懇切相邀之下,鑒真一行35人再次于陰歷六月二十八日從崇福寺出發,再次東行。這一次,占經驗之便,他們在舟山群島停留數月,專等順風,至日本暖流起行向北,順風順水才航行,此刻已經是11月份。船行至東海,遭源于蒙古—西伯利亞強風吹襲,一路經16天漂至海南振州(今三亞)。留一年,傳播醫藥和文化。一年后回返揚州,準備第六次東渡。753年,日本國內情勢更加危殆,天皇法治已經趨向崩潰和坍塌,日本上層階級更加惶急,于是決定派藤原清河、吉備真備、晁衡等人來到揚州,再次懇請鑒真回日教化生民。時玄宗篤信道教,意欲派道士去日本,遭拒,不許鑒真出海。鑒真乃秘船至蘇州黃泗浦,轉搭遣唐使大船。11月16日,船隊揚帆出海,此時,普照趕來,11月21日,兩舟失散,12月6日剩余兩舟一舟觸礁,12月20日,抵達日本薩摩,東渡成功。
二、對日本人文旅游資源的豐富
1.城市。城市是國家和民族物質與精神文化高度積聚的地域,城市的規劃和設計彰顯這個國家精英階層的思想動向和人文素養。去過日本或許是對日本古城歷史有所了解的讀者都會發現,日本故都奈良城的建構和設計與中國古代的建筑文化和建筑模式有著極大的淵源。模仿唐朝長安而建的平城京是日本迄今為止最為重要的觀光勝地。它曾經一度是日本國的都城市,行使過這個民族最高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權力。平城京朱雀門通向的平城宮,并設太極殿、朝堂、朝集殿與唐朝時的長安城相似度在80%以上。奈良城內最著名的是建于745年的東大寺,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古代木造建筑。寺內西松林中的戒壇院,則是為方便中國唐代鑒真大師傳授佛法而建的。漫步奈良城,每一個角落都可見中國唐代的風物,但這其中最能說明奈良與大唐密不可分的還要數日本律宗的總院———唐招提寺。鑒真是佛學大師,同時也是佛學建筑設計建造大師,該寺由鑒真按唐朝寺院的規劃修建,部分工匠也是唐人,寺院極具盛唐的優雅與宏大氣勢。鑒真和尚在日本宏揚律宗,唐招提寺是日本律宗的總院。造寺的工匠部分是唐人。整個奈良城,無論是城市的設計格局和規劃要領,還是城市內部的建筑構造及分區選址上,當時的日本都全方位從繁華的大唐得到切實的經驗。其時日本城郭的構建,城市功能的分區都在很大程度上彰顯著儒家中庸平和的觀點。當今的奈良城已經成為日本最為著名的佛教旅游圣地,人們在這里不僅能感受到濃濃的“唐風”,還可以體驗靜心抄寫經文的特殊旅行,這不能不說是鑒真東渡日本對該國旅游文化作出的一個重要貢獻。
2.建筑。用建筑材料胡亂堆砌起來的叫做房子,而不是建筑。真正意義上的建筑必須反映設計者超越時代高度的思考意識,是一種思想力量的物化形態,必須彰顯一定視角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傾向。因此我們甚至可以說,在鑒真尚未入日本或者說在大漢文化尚未傳播到大和民族的領土上的時候,日本這個國家是沒有建筑的。鑒真留居日本10年,辛勤不懈地傳播唐朝多方面的文化成就。他根據中國唐代寺院建筑的樣式,為日本精心設計了唐招提寺的方案,便是日本迄今為止最為著名的佛教建筑。唐招提寺金堂面闊7間,約28.18米長,進深4間,約16.81米。開間尺寸由明間向兩側遞減,中央五開間設槅扇門,盡間只設槅扇窗。柱頭有斗拱,補間只有斗子蜀柱。梁、枋、斗拱都有彩畫,柱子漆紅色。拱眼壁和墊板全部粉白,把承重構件鮮明地襯托出來,顯得結構條理清晰,邏輯性很強。屋頂是四注式,經過改造,坡度比原來的陡一些。內部中央供奉盧舍那佛,兩側是藥師佛和千手觀音,靠山墻則有四大天王。御影堂前東面有鑒真墓,院中植有來自中國的松樹、桂花、牡丹、芍藥“、孫文蓮”“、唐招提寺蓮”“、唐招提寺青蓮”“、舞妃蓮”“、日中友誼蓮”和揚州的瓊花等名花異卉,而這些有著中國大唐建筑痕跡的建筑已經成為日本重要的旅游人文景觀,每年吸引著大量的國內外游客前往。
3.佛教及其他文化的傳播。應該說,日本天皇之所以選擇師唐以求自強,原因除了當時唐帝國軍事和經濟實力確實強大之外,其正統儒學的日漸成熟乃至嚴格的佛學文化對于鞏固階級統治的功用是主要的理由。在遣唐使去唐之前,天皇就已經明確告知:我們之所以要佛教,是因為我們國內的諸多體制已經趨向于崩潰,我們的制度和律法已經沒有民眾信奉。但對于宗教尤其是佛教的迷信卻是當時日本民眾最大信仰之一,但顯然,由于佛教教義過于松散,并不利于天皇的統治的鞏固。因此,求佛的目的只是因為佛對統治階級鞏固其政權“有用”。天皇認為:人們可以通過信奉大唐盛行的佛法,而這其中的“戒律”可以有深入人心的力量,能夠幫助他治理好這個國家。因此說,鑒真東渡所傳播的佛教文化必然是主要針對于“戒律”而開設的。也因此,一段時間以來,日本國內佛教文化盛行,與此同時,與佛教有關的寺廟、壁畫、塑像等人文景觀也逐步興建起來。除了傳授佛教相關文化以外,鑒真還把中國唐朝的醫學、飲食等文化帶到了日本,如豆腐,現在的日本豆腐已成為日本旅游中的一個特色商品。大量佛教寺廟及相關建筑的興建從客觀上也對日本人文旅游資源的豐富起到極大的貢獻作用。(本文作者:張娟單位:四川商務職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