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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校是知識創新、人才培養和文化傳承的重要陣地。高校廉政文化建設是我國廉政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新媒體語境下，高校必須建立以馬克思主義價值觀的傳播為靈魂、以社會主義榮辱觀的傳播為基礎、以中國傳統文化傳播為重要內容、以我黨廉政建設思想及其成果的傳播為主線的新媒體信息選擇機制。

關鍵詞:廉政文化;價值觀;傳統文化;信息選擇與控制機制

新媒體(Newmedia)概念是1967年由美國CBS(哥倫比亞廣播電視網)技術研究所所長戈爾德馬克首次提出。通常認為，新媒體是一種互動式數字化復合媒體。它集人際傳播、大眾傳播和群體傳播為一體，顛覆了傳統傳播環境，為社會個體提供了信息生產、積累、共享、傳播的獨立空間，從而打破了大眾傳播時代的精英話語權，導致“把關人”角色的弱化。在網絡中，每個人都有可能不受政治、意識形態等因素的嚴格限制，實現對個人意見的自由表達。在我國高校中，如果任由各類信息不加“把關”地迅速蔓延，必然影響到高校教育目標以及高校廉政文化建設目標的有效實現。因此，如何有效地把廉政文化與高校文化理論教育結合起來，把傳統廉政文化建設模式與新媒體結合起來，探索高校廉政文化建設的新媒體信息選擇與控制機制就成為緊要的課題。高等院校是知識創新、人才培養和文化傳承的重要陣地。高校廉政文化建設是我國廉政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了不斷提升大學生的廉政文化素養，提高高等教育工作者的職業道德操守，積極預防和遏制高校腐敗，構建和諧校園，就必須在新媒體語境下，建立以馬克思主義價值觀的傳播為靈魂、以社會主義榮辱觀的傳播為基礎、以中國傳統文化傳播為重要內容、以我黨廉政建設思想及其成果的傳播為主線的新媒體信息選擇機制。

一、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傳播

作為高校廉政文化建設的靈魂廉政文化是人們在特定的經濟基礎上生成的關于廉政的思想觀念、價值觀念、行為規范和社會評價的總和。高校廉政文化建設旨在教育大學生牢固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引導大學生正確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正確對待金錢、權力和地位，形成崇尚廉潔、誠實守信、勤奮進取、無私奉獻的高校文化環境和文化氛圍。“價值”是指客體對于特定主體需要的滿足。價值觀念則是主體以其需求為基礎，對主客體之間的關系形成的根本觀點和看法，它綜合地體現了主體的愿望要求、利益需要、理想信念等等。馬克思主義科學闡釋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揭示了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和資本主義的歷史命運，不僅為世界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提供了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而且為人們提供了一種先進的價值觀和崇高的信仰。18世紀末19世紀初，伴隨著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尖銳化，資本主義世界出現了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無產階級的“非人”的處境更加艱難，開始了反對資產階的罷工斗爭。這種斗爭形式表明無產階級并沒有認識到自己被剝削、被壓迫的社會根源。為了把無產階級的革命斗爭從自發斗爭引向自覺，馬克思從異化勞動和人的異化角度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無產階級所處的“非人”的處境，同時創立了剩余價值學說，揭示了資本家剝削工人的秘密，得出了“社會主義的勝利和資本主義的滅亡同樣是不可避免，無產階級的勝利和資產階級的滅亡同樣是不可避免的”科學論斷。

正如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指出:“從異化勞動對私有財產的關系可以進一步得出這樣的結論:社會從私有財產等等解放出來、從奴役制解放出來，是通過工人解放這種政治形式來表現的，別以為這里涉及的僅僅是工人的解放，因為工人的解放還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唯有如此，人才成其為擺脫了“人的依賴關系”和“物的依賴關系”的人，真正獲得了個性自由發展、有著豐富充實的精神生活的人。可見，馬克思主義是把“實現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發展”作為其價值觀的核心，為人類提供了終極價值追求，即共產主義信仰。改革開放以來，當代大學生受市場經濟的沖擊和西方文化的影響，價值觀和信仰趨于多樣化。極端利己主義、“金錢至上”等價值觀在大學生群體中滋長和蔓延起來，導致一些大學生不能正確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出現了價值觀的偏差和信仰缺失。這種現象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當代大學生對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的教條化理解甚至是錯誤理解。比如，將馬克思主義簡單化地理解為“暴力革命”或“階級斗爭學說”，把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簡單化地理解為社會主義的本質，或者將馬克思在特定條件下得出的個別結論當成普遍原理，而沒有全面系統準確地理解馬克思主義，最終丟掉了馬克思主義的本質、核心與精髓，導致了對馬克思主義價值觀和信仰的懷疑。因此，在高校廉政文化建設中，把馬克思主義價值觀的傳播作為靈魂，倡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于當代大學生自覺克服市場經濟帶來的“對金錢和物的崇拜”的負面影響，形成正確的價值觀，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二、以社會主義榮辱觀的傳播

作為高校廉政文化建設的基礎榮辱觀是人們受特定社會的風尚、習俗和傳統觀念的影響，形成的對“榮與辱”的根本觀點和態度。恩格斯指出:“每個社會集團都有它自己的榮辱觀。”［2］社會主義榮辱觀是指社會主義社會中人們關于“榮與辱”的根本觀點和態度，也是社會主義社會占主導地位的關于“榮與辱”問題的道德評價體系與道德評價標準。同志在第十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四次會議的講話中，把社會主義榮辱觀概括為“八榮八恥”，即以熱愛祖國為榮，以危害祖國為恥;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以崇尚科學為榮，以愚昧無知為恥;以辛勤勞動為榮，以好逸惡勞為恥;以團結互助為榮，以損人利己為恥:以誠實守信為榮，以見利忘義為恥;以遵紀守法為榮，以違法亂紀為恥;以艱苦奮斗為榮，以驕奢淫逸為恥。社會主義榮辱觀是在繼承中華民族傳統人生觀、價值觀、道德觀、榮辱觀的基礎上，針對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中普遍存在的一些重大而緊迫問題提出的。它高度概括了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對社會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會文明的本質要求，涵蓋了社會主義社會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基本內容，明確回答了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重大是非問題，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的有機統一，對當前人們普遍關心的社會道德現實問題具有導向意義。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和網絡社會的崛起，西方意識形態的涌入，導致社會意識形態領域呈現出不同思想文化相互碰撞、相互激蕩的復雜局面。與此同時，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推進和發展，我國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生了深刻變革，導致新舊社會政治體制、經濟體制、文化體制和教育體制等出現共存局面，從而對當代大學生的思想、道德意識和價值觀念都產生了強烈的沖擊和影響。一方面，熱愛祖國、開拓進取、銳意創新、科學文明、團結友愛、誠實守信的良好道德風尚成為當代大學生精神風貌的主流;另一方面，一些大學生的價值觀念也發生了嚴重的錯亂。他們榮辱不辨、善惡不明、美丑不分，誠信缺失，甚至顛倒黑白;一些大學生崇尚極端個人主義、功利主義、實用主義、享樂主義道德觀念，視金錢、權力、地位為人生追逐的終極目標。如果任由這些價值觀念不斷侵蝕青年大學生的心靈，就會動搖社會主義的根基，危害社會的和諧穩定和經濟的健康發展。因此，在高校廉政文化建設中，把社會主義榮辱觀的傳播作為高校廉政文化建設的基礎，引導大學生認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形成正確的社會道德標準，進而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就成為高校廉政文化建設和道德教育的當務之急。

三、以中國傳統文化傳播

作為高校廉政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廉政文化根植于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之中。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其中蘊含的豐富廉政文化思想，既構成了新時期廉政文化建設的重要思想來源，又成為高校廉政文化建設的重要載體和內容。在綿延不斷的中華文明長卷中，對清廉政治的追求貫穿于有文字記載以來的歷史全過程。早在夏商周時期，奴隸主貴族已經開始探討世襲制國家政權的自身建設問題，初步形成了“禮法并用”的政治規范，標志著中國傳統廉政制度的萌芽。《周禮》提出了對官員考核的“六廉”標準: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社會的巨變，出于富國強兵、爭霸稱雄的需要，諸子百家經過理論的碰撞和踐行，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學廉政統治思想逐漸脫穎而出。《論語•為政》中提出“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等德政、廉政思想，孟子提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重氣節的廉政精神。適應新型國家政治統治的需要，秦漢王朝在強化中央對地方的控制以及專制君主對官僚集團的控制過程中，力圖強化國家政權對自身政治行為的約束控制，建立了包括職官設置、官吏選用、官吏管理等在內的一整套廉政制度，對官吏奉職守法、政績效能、恤政惠民、禁抑奢侈、懲治貪贓、限制特權等做了明確規定。

中國傳統廉政制度由此正式登上了歷史舞臺，成為有效的治國理政之道，對后世歷代王朝的廉政建設產生了深刻而長遠的影響。隋唐以后，隨著統治集團政治經驗的豐富，國家政權自我控制約束、自我調適能力的不斷增強，統治者的廉政努力更為自覺，廉政規范更為完備，中國傳統廉政制度逐漸走向成熟。中國歷代王朝在完善廉政制度、加強廉政建設的過程中，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廉政文化建設遺產。比如在治國理念上，強調“以民為本”、施行“仁政”、任賢使能、“以法治吏”等基本理念。在從政道德規范上，崇尚“仁”“賢”“忠”“公”“正”“誠”“儉”“勤”的政治道德標準。歐陽修在《廉恥論》中更是將公正清廉作為“士君子之大節”。明代郭允禮撰寫的《官箴》，則系統提出了“吏不畏吾嚴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則吏不敢慢，廉則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對“公廉”做了最為后世稱道的經典闡釋，對我國廉政文化的豐富和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在制度建設上，形成了包括“節用”“慎刑”“精簡”“懲貪”“倡廉”等一套相對穩定的政策模式。中國傳統廉政文化遺產不僅構成了我國傳統文化的內容，也是我國傳統精神文明的重要成果，它不僅充實了中華傳統道德人文精神中的積極內涵，也是與當今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所倡導的精神文明相適應的先進文化，從而構成了高校廉政文化建設的重要載體和內容。

正如指出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也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堅實根基。要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3］四、以我黨廉政建設思想及其成果的傳播作為高校廉政文化建設的主線加強黨的自身建設一直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以來，始終把廉潔從政作為黨自身建設的重要內容。早在民主革命時期，以為核心的黨的領導集體經過在實踐中的積極探索，初步形成了我黨把加強黨員領導干部自身道德修養、完善監督制約機制和嚴懲腐敗行為三者相結合的廉政建設思路。要求所有的黨員干部都應當自律、自警、自省、自勵，克服貪占、僥幸心理，用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指導自己的言行。1934年針對中央蘇區存在的“貪污浪費、任用私人、以權謀私”等問題，在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指出:“應該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員明白，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1944年，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開幕詞中又強調:“我們應該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1949年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針對當時黨內存在的驕傲自滿情緒，再次強調要警惕敵人糖衣炮彈的攻擊，提出“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這些思想理論，不僅充分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對反腐倡廉的高度重視，也為新中國的廉政建設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論基礎。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在繼承以往廉政建設基本經驗的基礎上，根據新時期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新特點，提出了把反腐倡廉建設與黨的思想、組織、作風、法律、制度建設結合起來，建立健全權力約束機制，加大對腐敗分子的懲處力度等新舉措，并將反腐倡廉建設作為新時期推進黨的建設的基本任務和重大命題。1986年，鄧小平針對當時黨內存在的各種不正之風和腐敗現象，提出了“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的重要論斷。1992年，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再次指出要“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打擊各種經濟犯罪，這兩手都要硬”。十五大報告明確提出了“堅持標本兼治，教育是基礎，法制是保障，監督是關鍵”的反腐新理念。新時期，為了進一步強化黨風和廉政建設，黨中央先后在全黨掀起了“三講”教育學習、“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教育學習、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學習、踐行科學發展觀教育學習、“兩學一做”教育學習等集中教育實踐活動，這些活動，既強化了黨員的服務意識與廉政意識，也強化了我黨廉潔的黨風。

為了將廉政文化的教育范圍進一步拓展到全社會，中央要求廉政文化要“進機關(科室)、進學校、進家庭”，致力于全社會的廉政文化培育。在強化制度與法律反腐方面，在《依紀依法嚴懲腐敗，著力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一文中明確指出:“要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確保國家機關按照法定權限和程序行使權力。”“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懲戒機制、不能腐的防范機制、不易腐的保障機制。”［4］在健全監督機制方面，加大對腐敗分子的法律懲處力度。指出:“嚴肅查處違紀違法案件，是懲治腐敗最直接最有力的手段，這一手任何時候都不能放松。”［5］這些舉措，意味著我黨對黨風廉政建設的探索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是我黨廉政文化建設的新的重要理論成果，應作為高效廉政文化建設的主線。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1．

［2］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51．

［3］．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EB/OL］．新華網，2014－10－15．

［4］．依紀依法嚴懲腐敗，著力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M］∥關于全面從嚴治黨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21．

［5］．加強重點領域反腐倡廉制度建設，切實提高制度執行能力［EB/OL］．新華網，2010－03－28.

作者：李炳林1，劉衛東1，李汶珈2 單位：1．西安文理學院，2．西安職業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