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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男性對女性的壓迫

第一，受壓迫女性的男性。在《野草在歌唱》中，查理、迪克、摩西三位男性的性格和種族等各不相同，但他們都是“男權中心主義”的代言人。查理是不折不扣的男權主義者，他冷酷、苛刻地對待家人，“對妻子很苛刻……對兒女也很苛刻”，對迪克的妻子瑪麗他也充滿了厭惡感。迪克與查理有很大差異，他常因貧困的生活對妻子心存歉意，但是迪克身上也留有“男權中心主義”的烙印。首先，迪克不是因為愛瑪麗而與她結婚，而是因為“他孤獨……尤其是需要子女”。此外，迪克很少考慮妻子的感受，常將家庭不和諧的原因歸咎于妻子，“她當真能關心一些他的問題……夫妻關系就會更加親密起來”。為了挽救瀕臨崩潰的生活，瑪麗提出要個孩子，但是迪克認為“瑪麗希望生個孩子……不是為了對他有什么真心誠意”，固執地拒絕了瑪麗的請求。［1］摩西是非洲殖民主義的受害者，是整個殖民地社會的弱勢群體，但是他身上也有著“男權中心主義”的傾向。比如當摩西為瑪麗倒水時，他從容不迫地說“喝吧”，這口氣好像是與黑人女性說話。此外，摩西與瑪麗發生關系不只是因為同情瑪麗，也是為了報復白人種族。因而，當瑪麗在托尼面前羞辱摩西時，摩西感到自己的尊嚴受到了踐踏，就殘忍地殺害了瑪麗。第二，受壓迫的女性。在《野草在歌唱》中，女主人公瑪麗是“男權中心主義”的受害者。童年時期，瑪麗生活在臟兮兮的小屋中，她的父親整日喝得爛醉如泥，母親每天都要操持家務，縫縫補補。因而，瑪麗從小非常憎恨父親，在母親去世之后，瑪麗很少見到父親，因為“丟開父親，就是給母親生前的痛苦報仇”。同時，瑪麗又受到了母親的“奴性”思想影響，在她心里“，他（父親）大可隨心所欲”，女性只是操持家務、生兒育女的工具。

可以說，瑪麗始終在男權主義和女性主義兩種思想之間搖擺，她渴望自由愛情、獨立生活、幸福婚姻，卻又常常屈服于父權制社會的種種行為。在父親死后，瑪麗過上了“自由自在”的生活，她在城里給老板當私人秘書，有著相當可觀的收入，“完全可以成為獨立自主的人”，同時，她的性格和能力也使她漸漸成為社交圈內受歡迎的人物。但是，這種日子并不長，隨著瑪麗年齡的增長，情況發生了改變，尤其是女友世俗而刻薄的議論，使瑪麗開始動搖，“她從此不知不覺地在物色一個丈夫……盡管自己心里不承認”。其實，瑪麗不想結婚，因為一想起結婚，“父親生前回家那種醉得眼睛通紅的模樣”就會出現在她眼前，但是迫于社會輿論的壓力，瑪麗又不得不找個丈夫，這表明多數女性深受男權思維的影響，已將這些父權制思想內化成了自己的習慣性思維。

在與迪克結婚后，瑪麗將生活的希望寄托在迪克身上，迪克卻不善于經營，導致農場連年虧損，因而，瑪麗從內心深處看不起迪克。但是，在男權主義思想影響下，瑪麗又依賴迪克“，她需要一位比自己堅強的男人……真地占了她的上風,那她一定會愛他”。然而，迪克還是無力改變農場的經營狀況，這使瑪麗的生活變得更加窘迫。瑪麗想要個孩子，但迪克以貧困為由剝奪了瑪麗的請求。絕望之際，瑪麗逃離了農場，來到了她向往的城市，但城市拒絕了她，她再也無法成為經濟獨立的白領女性，這時瑪麗的精神世界瀕臨崩潰“，那個奇怪的女人（瑪麗）一直那么沉默寡言……似乎已經忘了怎樣說話”。就在瑪麗極其痛苦之時，摩西進入了她的精神世界，瑪麗似乎找到了情感上可以依賴的男權對象，但是當瑪麗以白人的身份背叛摩西之后，憤怒的摩西殺死了她。從瑪麗的不幸遭遇可知，瑪麗深受男權主義思想的影響，始終不自覺地接受命運的擺布，她從未真正理解女性自由的本質含義，同時，狹隘的種族主義思想又束縛了她對人生和社會的進一步思考，這些共同導致了瑪麗的悲劇命運。

二、女性與自然的融合

生態女性主義是女性主義和生態學相結合的產物，它既是“生態”的，又是“女性”的。生態女性主義認為，女性和自然有著天然聯系，是大自然的天然代言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接近自然“，女性就是大自然……對大自然講述大自然的大自然”。沙倫•多比雅戈認為，“生態意識就是一種女性意識，女性對自然有著莫名其妙的親近感”。但是父權制文化卻割裂了女性和自然的聯系，在父權制文化占主導地位的社會中，自然與女性受壓迫的社會和文化根源是一致的，它們都處于“他者”與“邊緣”的地位，都是父權制文化的犧牲品。

在《野草在歌唱》中，瑪麗從小就接受了父權制教育，這使她無法親近大自然，一直遭受著遠離自然本性的精神折磨。在父權制文化的影響下，瑪麗將自然與自己對立起來，她喜歡城市，“像大多數人一樣……到公司里去辦公，就會使她覺得城市生活舒適非凡”。在嫁給迪克之后，瑪麗住進了農場的小屋，周圍的自然環境非常清新，使瑪麗對自然產生了微妙的情感，許多男人都將農場看成賺錢的工具，但瑪麗卻覺得農場充滿生命，草叢是“那么親切可愛”，而灌木叢又是“那么盛氣凌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個黎明，瑪麗站在窗口，“她沉醉于美麗的云彩天光之中……鳴叫聲直沖云霄”，“她無比留戀地沉浸在大自然的美妙變換中……而自然也仿佛能聽到她的心聲一般”。作家以生動的語言描寫了女性和自然的和諧關系，表達了對打破父權制的束縛、回歸自然的渴望。同時，作家也告訴世人，唯有擺脫父權制文化的束縛，建立男女平等的社會制度，才能實現男女和諧共處，實現人與自然和諧。［5］在《野草在歌唱》中，萊辛通過女主人公的悲慘命運，展現了男性和女性、文明和自然的二元對立，揭示了父權制文化對女性和自然以及女性和自然的關系扭曲。

作者：魏春燕單位：許昌學院公共外語教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