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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上，翻譯理論是否定譯者主體性的存在的。在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中，譯者主體性中得到了承認。在女性主義翻譯中，譯者主體性得到了進一步強調。女性主義譯者以對譯者性別身份的關注為出發點，強調語言中的性別問題，指出傳統序論譯者同女性一樣處于從屬地位。因此，她們努力建構譯者主體性，希望通過譯文語言來改變翻譯及女性地位。

一、女性主義視角下的譯者主體性

女性主義是在性別或性別差異的理論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并于19世紀逐漸演變為組織性的社會運動。人們逐漸意識到，男女的不平等地位不僅體現在社會層面，而且還體現在語言中。女性主體性被剝奪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女性沒有掌握話語權。因此，要實現真正的男女平等，必須要建立一套真正屬于女性并為女性說話的話語，重新闡釋這個世界。歷史上，女性主要只能依靠翻譯來進入文學領域。因此，女性把翻譯當做她們構筑反傳統的文化的途徑，從語言去解構父權話語中心。她們做了很多的翻譯實踐，大致可分為三大類：對女性主義意識文本的翻譯；對不含女性主義意識的文本進行翻譯；對歷史上被“遺忘”的女作家的作品進行翻譯。經過一批女性主義翻譯的不懈努力，確立了女性主義翻譯觀（張舍茹，2009:70）。另外，傳統上翻譯和女性都是地位低下且被認為是有缺陷的，因此翻譯被看做是女性的，也就促進了翻譯與女性的結合。因此其目標是要批判將女性和翻譯逐入社會和文學底層的概念，揭示將翻譯女性化的過程，動搖維持這種狀況的權威結構。

女性主義序論隨著女性主義翻譯實踐的發展逐步形成。對譯者主體性的強調是女性主義譯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女性主義翻譯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讓翻譯的主體，即女性，被看到、被聽到，讓其不再隱形。它與一般譯者主體性研究不同，不是為了強調譯者的主觀能動性，也不是強調譯者的個人修養，而是將性別介紹進主體性研究，揭示性別在翻譯中的作用和影響。女性主義譯者公開宣布利用譯者主體性這一因素，提倡將翻譯作為重寫的機會，凸顯女性在文本中的地位（徐來，2004:16）。它是以爭取女性的尊嚴與平等為起點，不滿于將譯者、譯本以及女性看做低人一等，努力打破翻譯和社會觀念中的性別歧視，主張通過翻譯書寫女性的身體并描寫女性的經驗。

女性主義譯論對主體的強調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強調叛逆?！芭涯妗边@個命題在翻譯界早就存在，但女性主義者對此的強調是絕無僅有的。為了在譯文中顯示女性話語權，她們要求理直氣壯地叛逆原文。其次，強調平等。她們強調女性主義譯者勞動的創造性。這為顛覆傳統的原文與譯文的“主仆關系”奠定了理論基礎。女性主義者還從解構立場出發,否認原文意義的單一性和絕對性(Flotow,1997:11）。因此,譯文是對原文意義的補充和拓展。譯文與原文一樣,是一種意義生產行為,而不是仰原文鼻息的“意義再生產行為”(Flotow,1997:44）。在她們看來，原文與譯文共同存在于一個文本連續體中，二者相互映襯補充，原來的“主仆關系”轉變為平等關系，譯者也變得與原作者同等重要。女性主義譯者主體性是通過兩種途徑彰顯的：翻譯的派生文本和譯者伴隨翻譯作品發表的評論和論文。通過派生文本，可以讓人們注意到她們的個人歷史和政治立場，關注她們個人經歷對理解和翻譯原文所造成的影響。她們還伴隨翻譯作品發表評論和論文，突出她們對意義創造和解釋的權威及譯者的翻譯過程和策略，強調不同文化和語言間的差異性及女性主義翻譯的非透明性。另外，女性主義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對原作的發展、調動和改動也充分體現了其主體性。總之，在女性主義譯論中，翻譯的主體和女性主義話語的主體享有同樣的地位，她們都積極參與意義的創造，譯者也是意義創造的主體。女性主義翻譯要求譯者對文本進行干預以顯示其主體性。弗洛圖列舉了女性主義譯者常用的三種干涉文本的方式：增補、加寫前言和腳注以及“劫持”。增補類似于傳統翻譯中的“補譯”(compensation).一般的譯者也常用，但女性主義譯者注重補償原文在表述性別意義上的方式。比如將單詞one中的字母e用粗體，來突出強調其詞性，huMan中的字母M大寫來揭示原文隱含的男性主義等等。

加寫前言和腳注是一般譯者也會采取的方式，但女性主義譯者會在前言和腳注中解釋原文的背景、意指和自己的翻譯策略，以便發揮它的教育作用。在西蒙看來，重新闡釋翻譯主體有很大的力量，明確認識到了翻譯關系的各種具體情況，其中之一就是文本和主體的性別特征(gendernature)。這就堅持維護了她在意義的創造中作為一個積極參與者的作用。在理論文章、前言、腳注中，她強調了意義的臨時性，讓人注意到她自己的工作過程(Simon,1996:29）。此外，為讓譯作帶上譯者自身的標記，她們將自己的譯者署名賦予重要含義，讓自己擁有了主導地位。劫持是最有爭議的一種方式：她們往往對本身并不一定具有女性主義意圖的文本進行挪用(appropriation)。比如在原文采用全稱陽性詞的地方，在譯文中卻變成了包含陽性和陰性一起的詞。這樣原文意思雖未變，但卻產生了全新的含義。這被很多人認為超出了譯者的權限，但戈達爾德(BarbaraGodard)的話或許能夠這種策略做出辯護：女性主義譯者堅持維護她那根本性的差異、她那無窮盡的再閱讀和改寫的快樂，把自己對操縱文本的標記昭示天下(Simon,1996:13)。

二、女性主義譯者主體性研究的反思

通過上面的介紹，我們可以看到，女性主義序論有其自身發展過程和存在意義。其存在對翻譯的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貢獻，也存在著不足。在解構主義等理論影響下，女性主義者試圖解構或至少引起人們注意去重新評價傳統觀念，并將這些理論影響帶進對翻譯的探索和思考中，最終形成了頗具特色的女性主義翻譯觀。從理論上看，女女性主義翻譯觀是從女性主義立場進行闡發的，要為女性服務的。它為翻譯研究提供了一個女性主義視角，拓展了翻譯研究領域。更重要的是，女性主義譯者更加強調翻譯主體，強調譯者和原作者、男性和女性的平等地位，提醒人們重新反思傳統譯者主體性等問題。

在研究譯者主體性時，一般學者強調的是譯者主體性的這一客觀存在，或者譯者個性、語言文化所造成的“創造性的不忠”。但女性主義譯者是以爭取女性平等和尊嚴為出發點，來消除將女性、翻譯及譯者放在次要位置做法。其次，她們十分強調譯者主體性研究，并將性別介紹到主體性研究中來。她們試圖證明性別，與譯者的文化背景、性格和其他因素一樣，會影響到翻譯。女性主義者對譯者主體性的強調更明顯和大膽叛逆，因此，對傳統的顛覆也更徹底。對譯者主體性的發掘過程中，女性主義者不僅進行了理論研究，還在理論指導下進行大量翻譯實踐，在文本選擇、理解、翻譯策略以及對文本表達等方面都進行了嘗試。這些都在同一目標指導下進行的，即體現女性譯者的主體性，使譯者不再處于隱形狀態。他們倡導用多種方式對文本進行干預和改寫，這并非要從根本上顛覆某種語言成規，或從根本上解決語言和性別的平等問題（當然，這不是靠翻譯就能達到的目標），而在于提出問題，引起社會對女性及其存在的重新思考。女性主義與翻譯的結合，為翻譯理論的發展注入了活力，提供了新的視角，但是其對譯者主體性的過分強調和研究也受到了很多質疑。

首先，他們的研究過于激進和理想化，過于強調對文本的干預和重寫，認為譯者也要參與譯作的“寫作”，對原作幾乎沒有“忠實”可言，翻譯標準也有點混亂。這樣的翻譯標準會助長濫譯之風。

其次，女性主義者引入了性別視角可以說是一種創新，但又過于強調生理性別這一因素。性別因素是影響翻譯的重要因素，但僅從譯者的性別來判斷譯者翻譯優劣是一種偏激的方法。因此，女性主義序論給人的印象好像是要完全采用女性譯者?；诖朔N情況，許多女性譯者在堅持性別差異的基礎上，提出“雙性同體”的觀點，認為譯者應該從不同的性別角度考慮問題，有意培養自己雙性視角的能力。這一視角也存在一定缺陷，但至少說明女性主義譯論對譯者主題性研究得到了關注并取得了進展。

最后，為強調譯者主體性，女性主義譯者對原文操縱的痕跡過于明顯，根本不考慮讀者接受能力。例如，有譯者在譯本的前言和后記中用大量篇幅向讀者揭示原文中也許并不存在的女性意識,甚至在正文中也使用大量注釋,所有這些做法嚴重干擾了讀者的閱讀。

三、總結

隨著翻譯的“文化轉向”，譯者的地位越來越受到重視，譯者主體性問題也逐漸被“發現”。譯者主體性在女性主義譯論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和強調。一個全新的性別視角在女性主義譯者的努力下進入翻譯理論。在為譯論做出貢獻的同時，其本身、包括其對譯者主體性的研究都存在一些缺陷，導致了譯者主體性的過度張揚，有待進一步發展。在研究這一理論時，我們首先要學習其批判精神和創造性，同時也防止對譯者主體意識的過分張揚。

作者：劉華青 單位：吉林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