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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歲孝單位：寶雞文理學院歷史文化與旅游系陜西寶雞

社火民俗是關隴鄉村文化中最強勢、最典型和廣泛參與性的民間文化，只有把社火民俗放在關隴地區鄉村文化建設和研究的大境遇中，才能給其以準確定位和科學評估，進而將關隴社火民俗研究、保護、開發與鄉村文化建設的目標、思路、對策有機結合。為此，課題組首先從關隴地區民眾感知的角度在寶雞、天水、平涼、楊凌、咸陽、西安、渭南等地區發放了問卷調查表1000份，收回有效問卷855份，經過統計分析，了解了廣大關隴民眾對于社火民俗及鄉村文化建設的意見和看法。搜集新農村建設的論文628篇，鄉村文化建設的論文141篇，通過比對研讀，了解了社火民俗與鄉村文化建設的基本研究狀況。

一、關隴地區鄉村文化建設的基本狀況

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就已經提出了，要建設“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社會主義新農村。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要“加大投入力度，加強社區和鄉村文化設施建設”。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再次為新農村文化建設指明了方向。鄉村文化建設既是新農村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新農村建設的有力保障。因此本項目的研究必須借助以往新農村和鄉村文化建設研究的成果，才能更好地認識關隴地區鄉村文化建設的成績和不足，歷史和現狀。通過中國知網搜索到2012年6月15日前新農村文化建設的文章628篇（表1），而且主要集中在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于2005年11月7日出臺《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文化建設的意見》［中辦發（2005）27號］以后。這些文章比較系統地研究了新農村文化建設的指導思想、現狀、特點、問題、原因、對策等，而且提出了新農村文化建設的保障機制和長效機制，指出了政府的缺位和服務行政理念及角色，高校以及各級圖書館、文化館、文藝基地、文化產業、網絡信息、民歌、民間文化在新農村建設中的作用，但在關隴文化圈視野下將社火民俗與新農村文化建設相結合的論文不多。《城市化進程中的鄉村文化建設———以西寧市城北區廿里鋪鎮莫家泉灣村為例》中指出“隨著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城市的價值觀隨著商品及農民進城務工人員涌入鄉村。這種物質文化觀嚴重地沖擊甚至侵蝕鄉村民間道德。”［1］（P242）該文還探討了如何解決青海省城市化進程中鄉村文化建設問題。《陜西西府民歌的特點及在新農村文化建設中的作用》一文提出以關隴核心地區西府豐富的民歌作為農村文化建設的內容，調動農民參與文化建設的積極性，培養農村文化建設的骨干［2］（P91－92）的重要思想。《狂歡視角下的民間信仰導控與鄉村和諧》認為包括社火民俗在內的“狂歡是人類一種普遍的精神文化現象，民間信仰作為根植于鄉村民眾中的宗教信仰與行為也常伴隨著狂歡的情緒。”［3］（P84－85）該文還論述了狂歡視角下民間信仰體現的和諧因素以及在新農村文化建設中的影響和導控問題。2011年11月21日，筆者從知網中搜集到鄉村文化建設的論文141篇，2006年后的文章居多，年均20篇左右（表2）。這也反映了在政府政策的導向之下各級研究部門對鄉村文化建設的更多關注。這些研究的主要貢獻是提出和分析了我國鄉村文化的概念、內容、路徑、體系和基本特征，初步構建了問題領域；較為系統地研究了鄉村文化建設的現代化轉型和變遷原因；探索了鄉村文化產業發展的體制建構問題；從具體區域的實證性研究中，涉及了云南、貴州、四川、重慶、河南、江蘇、浙江、湖北、吉林等地。這些研究還存在一些不足，那就是對鄉村文化的基礎理論研究不夠深入；整體上沒有理論的架構，對其內涵、結構、功能和體系研究不系統；特別是缺乏在關隴文化圈視野下的鄉村文化建設的研究，即使有星點的研究也散見于有關的論文中，缺乏對其整體脈絡的把握、基本面貌的勾勒和區域特征的概括；更沒有充分重視關隴地區傳統優秀文化資源對鄉村文化建設的作用和意義。通過以上調查、梳理和研究，筆者認為關隴鄉村文化建設：有成績、有問題、有原因、很重要、有對策、有載體。關隴鄉村文化建設取得了不小的成績。一是公共文化設施、廣播電視事業發展迅速。在中國一系列‘文化下鄉’惠農項目中，‘廣播電視村村通’尤其受到農民的歡迎。在‘村村通’工程帶動下，中國廣播、電視人口綜合覆蓋率分別從1997年的86．02％和87．68％提高到了2009年的96．31％和97．23％。“十一五”期間，甘肅省慶陽市投入資金2700多萬元，解決了全市40萬群眾聽廣播、看電視難的問題。中國文化部的數據顯示，過去五年間，中央預算內投資39億元，支持2．6萬個鄉鎮綜合文化站建設。截至2011年3月31日，需要中央補助投資的鄉鎮綜合文化站建設項目共計23746個，建設面積808萬平方米，計劃總投資73億元，已完成投資69億元。［4］寶雞市2010年為1112個村配備價值556萬元的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設施設備，在鳳翔縣柳林鎮等7各鄉鎮投入648萬元新建了鄉鎮綜合文化站，為全市147個村文化室配備35萬元器材。［5］（P337）據中國網消息，2009年，我國電視劇年產量超過400部1．3萬集，電影故事片產量達到456部，居世界前列。［6］2011年指出：“我國已成世界第一大電視劇生產國”［7］。二是群眾文化活動、電影工作呈現新景象。如關隴鄉村陜甘交界的天水市麥積區三岔鎮舍家門村和寶雞市陳倉區鳳閣嶺鎮建河村在三四年前的年節里還是非常冷清的，村民除了看電視就是打麻將、喝酒、諞閑傳。近兩年建河村正月里不僅舉行社火游演、扭秧歌匯演、村文藝匯演，而且2011年正月初一舉行了七個村民小組籃球比賽，最重要的是與甘肅的舍家門村進行了陜甘兩省籃球友誼賽。當日，麥積區在舍家門村同還舉行了鄉村文化建設攝影展和黑社火匯演，兩地鄉鎮領導也參與其中，整個山村文化氣氛特別濃厚。新華網報道“陜西省目前已建成并投入使用‘農家書屋’6300個，并將力爭在2011年底實現對全省行政村的‘全覆蓋’。”［8］寶雞市為12個縣區建成農家書屋239家，配發圖書46萬冊，報刊8790份。［5］（P337）甘肅省“農家書屋總數達到了14930個，覆蓋了84％以上的行政村”［9］。農村電影放映工程，“十一五”期間實現了每個行政村一個月放一場電影，去年完成了800萬場，受益人數超過了16億人次。慶陽市每年為農村放映電影15701場，實現每村每月放映1場電影。2010年寶雞為十二個縣區1962個行政村公益放電影23544場。天水市農村電影放映工程全面啟動，114套數字電影放映設備發放農村。三是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得到重視和加強。《陜西非物質文化遺產數據庫》資料顯示，就關中地區申請國家級非遺保護的就有西安、寶雞、咸陽、渭南、銅川等地的秦腔、乾州蛟龍轉鼓、韓城行鼓、眉戶曲子、韓城秧歌、鳳翔木板年畫和泥塑、寶雞社火、富平縣阿宮腔、合陽提線木偶、華陰迷胡、同州梆子等40多項。陜西省省級非遺項目300余項。據《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數據庫系統》甘肅有涉及蘭州、武威、張掖、慶陽、平涼、天水、隴南、定西、酒泉、臨夏、甘南等地區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51項。而且各地文化廣電出版局等都在繼續積極組織市級、省級和國家級非遺項目的申報工作。如寶雞地區2010年就申報國家級非遺項目5個，省級非遺項目22個，公布市級第二批非遺項目28項，命名了第一批市級“寶雞市非物質文化遺產陳列館9個和傳習所11個”，推薦了300幅剪紙參加全國大賽。［5］（P349）這些在很大程度上保護了關隴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也保留了鄉村文化建設的豐富資源。

二、關隴地區鄉村文化建設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分析

從整體上看，關隴地區鄉村文化建設依然落后于東南地區，有必要加強建設。1、文化設施差，投資少，資源缺。據調查，關隴鄉村有超過50％的鄉鎮沒有文化活動室和文化活動場所。即使有也是鄉鎮內部的活動場地，處于癱瘓半癱瘓狀態。鄉村文化設施、文化產品缺少，文化活動貧乏，文化宣傳缺失。前文提到中國政府過去五年投資39億元，支持2．6萬個鄉鎮綜合文化站建設。實際年均投資為7．8億元，7億農民人均年費用不到2元。與2011年《國務院關于今年以來預算執行情況的報告》中加快實施科技重大專項資金139億元，城鄉低保補助資金749億元，公益性行業油價補貼699．4億元，糧食直補151億元，農資綜合補貼835億元等預算相比差距極大。關隴地區保留有民間物質的非物質的文化遺產數以千計，然而在鄉村文化建設中能充分發揮作用的資源卻很少。特別是作為鄉村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傳統優秀文化（如社火民俗）并沒有很好地發揮文化建設資源的作用。2、居民素質低，觀念落后。關隴地區鄉村農民文盲半文盲居多，農民文化素質普遍偏低。有些農民“富了口袋，窮了腦袋”，“經濟上去了，文化下來了”，科學素養、文化修養不高，法律意識淡薄，集體意識淡化，公共環境臟亂差現象依然存在；民戶之間因地界、山林引起的矛盾糾紛不斷，常因芝麻小事大打出手；迷信思想抬頭，燒香拜佛、相面算命、跳神弄鬼、看風水、做道場等活動時有發生；文化生活單調貧乏，酒桌、賭桌、麻將桌成為打發光陰的“好去處”；誠信意識淡化，在追逐利益的同時被功利意識同化，假冒偽劣的產品、坑蒙拐騙的事情也在由城市到鄉村侵蝕著關隴鄉村農民本來樸素純真的心靈。3、鄉村主體空巢，農民缺乏自信自主。筆者對陜甘兩省交界的寶雞陳倉的拓石、鳳閣嶺鎮各村和天水三岔、元龍等地的調查，目前80％以上的農戶有一個以上的青壯年勞動力進城務工。留守的幾乎只有老人孩子，有些家甚至關門上鎖、“傾巢而出”，造成了鄉村勞動主體和文化承載主體的空巢。留守的老弱病殘由于擔起了比以往更為繁雜的耕地務農和撫育子女的重任，所以更沒有閑暇進行文化活動。農民工在參與城市建設的過程中，被城市巨大的經濟成就和先進文化觀念所震撼，在追隨和模仿城里人的過程中迷失了自我。相對于都市中心文化，鄉村文化居于邊緣地帶。農民社會地位的邊緣化使他們對自己的文化也覺得無足輕重。如觀演社火既不能給社火藝人帶來心理上自信，又沒有精神上的自尊，更沒有經濟上的特別收益，放棄它是必然之勢。

究其原因：一是鄉村自然環境封閉。關隴地區由于相對封閉，交通不便，文化信息的交流、傳播、碰撞、融合、創新的途徑不暢，現代經濟生活對傳統文化的影響比東南部要小得多。特別是老一輩人認為“金窩銀窩不如自己的狗窩”，“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時難”，很少愿意出門看看外面的世界。因而滿腦子都保存著傳統文化觀念和社火一類古老的藝術形式。正如王磊先生所說“四周的關河山巒之險既保護了這塊土地免遭入侵者的踐踏，也封鎖了這塊土地上的人。這特有的地域環境造就了關中人的厚重、剛勁與務實，也造就了關中人的安分知足、安土重遷心理，缺乏開拓進取精神。”［10］（P50－55）電腦和互聯網雖然開始進入農民家庭，但普及率不高，因此新文化不易進入。二是農耕經濟形態落后。農耕經濟的穩定性、落后性造成了農民的知識落后，觀念保守，新文化不易植入。農業、農村向現代的轉型、造成了農民文化相對于城市文化的落后性。在農耕世界熏陶成長起來的農民在心理上很難快速接受和參與到后工業化及信息時代的新文化形式當中。文化是人格的主宰因素，人格是文化的主體存在方式。因此當文化在某一階段處于“高位”時，人格相應就會變得高度“特化”，而適應新的文化環境的能力就隨之降低。所以為了使某一階段高度發展的文化在下一階段繼續保持較好的發展勢頭，最關鍵的問題是，該文化的主體必須自覺地及時進行人格的轉型。［11］（P2）三是農民受教育程度太低。“目前，我國農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3年，與城市相差3年，全國92％文盲、半文盲在農村。農村勞動力中，小學及小學以下文化程度占38．2％，初中文化程度占49．3％，高中及中專文化程度占11．9％，大專文化程度僅占0．6％”。［12］（P42）由于關隴地區特別是偏僻鄉村經濟條件太差，教育資源缺乏，農民生存壓力太大，所以享受教育的程度極低，文盲半文盲更多。因此其學習、接受文化，創造、主宰文化的能力也就更差，只能游離于主體社會和主流文化的邊沿。四是政府和政策的忽視。政府是否能夠發揮作用，對鄉村文化建設質量的影響是決定性的。政府對農村、農民、農業、農村文化建設認識的不足，政策上堅持“先工業，后農業”、“先經濟，后文化”、“先城市，后農村”、“先東部，后西部”的戰略思想，建國幾十年關隴鄉村為東南部城市建設和發展作出了巨大的犧牲，導致了關隴鄉村文化建設的嚴重滯后。在關于“您認為政府對社火的管理和支持力度夠嗎？”的問卷中，居民的感知均值是1．59，更接近于負面值2，即認為政府對社火的管理和支持力度不夠。認識不到位，重視就不夠，也就導引了鄉村文化建設資金投入的嚴重不足，管理體制不順與服務不到位。

三、關隴地區鄉村文化建設的對策及載體

解決上述問題和矛盾，根本出路在于：一是政府擺正職能，搞好引導和服務。鄉村文化建設的“公共發展模式作為一種預設的理想模式，必須借助于國家宏觀政策主導和制度安排，通過政策導向和利益引導等途徑，調動國家公共資源并引導社會資源參與，整合各種社會力量，才能實現”。［13］（P106）眾多調研報告普遍認為當前政府對鄉村文化建設重視不夠，供給不力，投入不足，渠道不暢，體制不順。政府在鄉村文化建設中的職能，“第一條就是提供公共產品和設施，其中就包括提供文化設施、文化服務以及辦好公共文化事業等。在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建設中，如果上述這些問題解決好，就能夠改善廣大農民群眾的文化環境，改善廣大農民的生存狀況。”政府應該不斷借各種便利契機正確引導關隴鄉村文化建設的方向，以尊敬、關懷、謙恭、回應的態度，為關隴鄉村農民的文化建設服務。寶雞地區啟動的“鄉村在線”工程具有典型意義。二是大力發展鄉村教育，增強農民文化自信。鄉村文化建設實際上是要解決由于社會轉型而引起的鄉村文化落后問題，圍繞傳統農業和農村向現代農業和農村的轉型，大力發展農村教育事業，提高農民綜合素質。具體要做到兩點，一要普及和鞏固農村九年義務教育，完善教育保障機制；二要鼓勵農民進行文化和技能培訓，提高農民自身修養。并且讓農民在參與鄉村文化的創作、表演、傳承和享受的過程中自我教育，增強文化自信。“一方面，政府保證農民的文化參與、文化享有是實現文化發展權的基礎；另一方面，文化發展權又寓于群眾文化參與和文化享有的過程中。”［13］（P106－107）鄉村中小學是鄉村知識和智慧的殿堂，更是鄉村文化的中心和農民的精神家園，目前鄉村裁撤合并中小學的做法，在某些程度上掐斷了鄉村文化建設的源泉。三是增加農民收入，創造文化建設沃土。在2010年筆者隨關隴方言與民俗研究基地調查隴縣疙瘩臉社火畫臉藝人嚴永強時感受頗深，破舊的房屋，襤褸的衣著，滄桑面容，無奈的眼神后面折射的是一個美術師范生販賣辣椒為生的窘迫經濟狀況。溫飽問題都無法解決的農民很少會考慮如何去進行文化學習、創造、表演、享受和傳承。鄉村文化建設的前提是讓農民有經濟實力和閑情逸致去從事文化的創造與消費。讓農民在文化建設過程中增強主體意識，責任意識，使他們遠離酒桌、牌桌和賭桌，走進文藝、文化和文明。據統計寶雞市“2010年，全市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5040元，增長20．4％。”［5］（P59）然而這里面存在嚴重的地區差異，陳倉、麟游等偏僻鄉村收入依然很低。甘肅更多的鄉村農民人均收入達不到此數，這是政府和農民需要共同努力解決的問題。寶雞市利用鄉村文化資源進行鄉村旅游收入6億多元，無疑是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途徑。四是培養文化精英，找準文化建設載體。“鄉村精英對于加強當前鄉村文化建設至關重要”。［14］（P542－545）他們可以使鄉村文化的傳承創新擁有源頭活水，具備自我造血功能。“通過國家公共財政引導的方式，建立一支鄉土化、農民化和本土化的農村文化精英隊伍，使之成為農村文化的承載者和傳播者，這是當前農村文化建設的迫切任務。”［13］（P109）各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確定，以及實施傳承人的補助政策，鼓勵支持他們開展各種傳習活動，逐步完善傳承人傳習制度，是文化精英培養的一個有力措施。如此可以在文化精英自尊、自信、自覺中改變長期以來“送文化”下鄉的植入模式為“種文化”于鄉的自生模式。

要讓農民群眾參與到鄉村文化建設中，成為鄉村文化的主體，就必須找到既有鄉村群眾的高參與率，又有文化內涵的高附著率，還有文化功能的輿論導向力的民俗文化為載體。關隴地區社火民俗游演時間集中于中國最大的傳統節日新年中，既是農閑期又逢寒假，有時間；出演地點農家小院、街道廣場處處都行，有空間；構成類型各式各樣、風格奇特，有看頭；表演內容豐富多彩、五花八門，有內涵；參演人員不分職業背景、文化程度，人氣旺；運輸工具牛馬騾子、人背車拉，風格多。是鄉村文化建設最有藝術性、民間性，最具吸引力、參與率的民間文化活動，因而關隴地區豐富厚重的社火民俗可以成為鄉村文化建設最理想的載體之一。關隴地區鄉村文化的落后是近年來制約新農村建設的瓶頸，而社火民俗無疑在關隴鄉村民眾精神生活中擔當了喜慶娛樂、啟智明理、道德教化、民眾凝聚、族群認同的重要角色，然而，更多的社火節目卻在日益消亡。受經濟和社會轉型以及現代文藝形式和傳媒方式的影響，關隴地區社火民俗存在著內容形式陳舊、表演資金欠缺、觀演人員日少、地方政府關注不夠，研究保護開發不力等嚴重問題。［15］（P55－59）所以作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從鄉村文化建設的境遇下重新審視關隴社火民俗的文化內涵與功能，保護與利用既很重要也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