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對華政策研究及對策思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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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應對空前的金融危機以及由此而引發的嚴重后果,奧巴馬政府上臺不久就提出要進行經濟“再平衡”和安全“再平衡”。由于美中之間復雜而敏感的經濟與安全關系,對華政策成為這種雙重“再平衡”的一個重要調整對象
一、經濟與安全“再平衡”的背景及其基本內容
在奧巴馬政府上臺之前,美國正陷入嚴重的內外挑戰之中,其突出表現就是“兩場戰爭和一場危機”,即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以及由美國次貸危機而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這“兩場戰爭和一場危機”嚴重削弱了美國的整體實力和國際影響,再次引發了對美國霸權的廣泛質疑。
雖然就絕對優勢而言,美國仍然是當今世界最強大的國家。在當前和今后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也還不可能有哪個國家或國家集團具備美國這樣的綜合實力。但美國正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更依賴于其他國家來幫助應對自己所面臨的各種挑戰也是不爭的事實。隨著其他國家和非國家行為主體的興起以及非傳統挑戰的日益涌現,美國的權力地位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挑戰,其主導的國際治理體系的代表性、合法性和有效性也不斷受到質疑。
美國對外關系學會會長、前國務院政策規劃室主任理查德·哈斯(RichardN.Haass)在《無極時經濟與安全“再平衡”下的美國對華政策調整代》(TheAgeofNonpolarity)一文中指出,美國當前的強大實力不能掩蓋其在世界所處地位的相對衰落以及在影響力和獨立性上的絕對衰落。從歷史發展來看,新興大國的崛起不可避免地會削弱美國的絕對優勢,而美國在能源、經濟和伊拉克戰爭上的政策失誤也加快了美國的衰落。此外,全球化發展對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國家的控制能力都提出了挑戰,使非國家行為主體獲得了更大的影響力。這些都導致了美國單極時代的終結,并促進了國家權力的分散化。[1]
東歐劇變之初,許多美國人為美國單極時代的來臨感到歡欣鼓舞,甚至有人預言人類歷史已經走向終結。美國對外政策中的這種自負在小布什政府時期達到一個頂峰。然而不到二十年的時間,一系列的挑戰就使美國的這種自負迅速跌入谷底,不僅美國的“硬實力”而且其“軟實力”都受到嚴重削弱。正如哈佛大學著名的金融歷史教授尼爾·弗格森(NiallFerguson)在次貸危機之后所指出的,此前的美國出現了一場奇怪的競爭:看誰更傲慢?
新保守主義認為,世界其他地方要么立即擁抱美國的政治方式,要么準備被美國炸進民主時代;同樣自鳴得意的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認為,世界其他地方的國家要么立即擁抱所謂擴大貿易、降低通貨膨脹和鼓勵外來投資的“華盛頓共識”,要么準備被賣掉。但現在,新保守主義在伊拉克受到了懲罰,在那里美軍最終并沒有被擁護為解放者;而新自由主義在次貸危機爆發后也遭到了報應,所有總統候選人都罕見地異口同聲譴責華爾街賭徒。[2]
不可否認,經過9年的反恐戰爭,威脅美國的國際恐怖主義組織及其支持網絡受到了沉重的打擊,但美國也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并由于小布什政府的“先發制人”和“單邊主義”做法以及虐囚、秘密監獄和捏造情報等一系列丑聞而陷入日益孤立和內外交困之中,美國的國際威望和道義形象大打折扣。雖然次貸危機與反恐戰爭無直接關系,但它們相互影響,加劇了美國所面臨的困境。這迫使新上任的奧巴馬政府不得不對以往的內外政策進行反思。
《2010年國家安全戰略》承認,面對當前復雜的內外挑戰,美國必須意識到,任何一個國家,無論其多么強大,都不可能單獨應對全球挑戰。美國必須為未來做好準備,在國內重建美國力量之源的同時,在國際上塑造能夠應對時代挑戰的國際秩序。[3]
奧巴馬政府認為,振興經濟是重建美國力量之源的核心。為此,除了要加大對教育、科研和能源等領域的投入外,還必須對美國內外經濟進行“再平衡”,以實現可持續增長。《2010年總統經濟報告》指出,美國過去的增長既不可持續,也沒有得到廣泛的分享。它不是由聰明的思想和明智的投資所推動的繁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消費信貸和消費支出的快速增長所推動的。為了使增長真正可持續,美國需要超越由赤字財政和消費需求所刺激的經濟,增加儲蓄和出口,減少借款和債務。使經濟增長更多建立在生產性投資基礎之上而不是不可持續的借貸基礎之上。[4]
由于歷史傳統和經濟發展水平,美國的儲蓄率一直比較低。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一般不超過11%,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降到5%,2005年甚至一度為負數,遠遠低于中日等東亞國家30%以上儲蓄率。因此,指望增加儲蓄來實現經濟“再平衡”比較困難。而且美國政府也不希望過分壓制消費來增加儲蓄,因為消費長期以來一直占到美國GDP的2/3。在經濟尚未獲得穩定復蘇的當下,更是如此。對極其注重就業的奧巴馬政府而言,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擴大出口,借此能夠更好地增加就業和收入,從而使美國居民的消費更多地建立在可支配收入的基礎之上,而不是不可持續的借貸基礎之上。
《2010年國家安全戰略》指出,“對世界其他國家而言,特別是對一些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而言,更好的平衡意味著更強調將擴大內需作為增長的主要推動力,更強調開放其市場”。全球經濟的這樣一種“再平衡”將為美國商品和服務的出口提供一個不斷擴大的市場,從而促進美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3]奧巴馬政府的出口目標是到2014年實現出口總值翻一番,為此專門制定了系統的《出口倍增計劃》。
在振興經濟的同時,重建美國的國際影響和地位是奧巴馬政府的另一個重要目標。為此,奧巴馬不僅要糾正小布什政府反恐戰略的一些不恰當的做法,更要超越當前的反恐戰爭,進行安全“再平衡”。“9·11”恐怖襲擊在很大程度上打亂了冷戰后美國戰略目標的優先次序和行動安排,反恐一度成為其壓倒一切的首要目標。隨著恐怖主義威脅的降低,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感到,將“反恐”作為首要目標使美國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對其全球主導地位的更大挑戰,而后者是美國的更高利益。因此,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RobertGates)在2月公布的《2010四年防務評估報告》中提出,要對美國當前的迫切需要和未來最可能和最致命的威脅進行“再平衡”,在確保贏得當前的反恐戰爭的同時,為未來更廣泛的安全挑戰做好準備。[5]
奧巴馬在5月發表的《2010年國家安全戰略》中認為,美國在應對當前的反恐戰爭時,必須看得更遠,追求一種“國家復興和全球領導”的戰略。[3]鑒于小布什政府濫用“單邊主義”和“先發制人”所導致的嚴重后果,奧巴馬政府強調要回歸多邊主義,充分運用外交、防務、開發等政策工具推行“巧實力”外交,鞏固和擴大聯盟與伙伴關系,主導構建一個由各種伙伴分攤相應責任的“多伙伴世界”,以應對美國所面臨的各種挑戰。對美國而言,確保其全球主導地位不受任何一個地區大國或國家聯盟的挑戰是其首要的安全戰略目標。
在過去二十多年里,美國的安全重心主要在中東和西亞地區。隨著全球權力重心的逐漸東移,亞太地區在美國的全球戰略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確保美國在該地區的主導地位不受挑戰是奧巴馬政府安全“再平衡”的一個重要目標。
總而言之,無論是經濟“再平衡”,還是安全“再平衡”,其最終目的就是要恢復和增強美國的力量和全球影響,使其建立在更加持久穩固的基礎之上,以應對各種傳統的和新的挑戰。
二、經濟與安全“再平衡”下的美國對華政策調整
在奧巴馬政府的經濟和安全“再平衡”中,復雜而敏感的美中關系成為其一個重要的調整對象。二者相互影響,共同構成未來美國對華政策調整的基本框架。
(一)經濟“再平衡”下的對華政策調整
此次金融危機的爆發使美國對雙邊經貿不平衡的不滿達到頂峰,特別是持續巨額的對華貿易逆差被很多美國人認為是其最集中的體現,是導致美國大規模失業和此次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
雖然多年來兩國對美中貿易逆差的具體數值存在較大分歧,但中國長期保持對美順差、且其絕對規模和相對比例都不斷增加,也是一個客觀事實。根據美國普查局的統計,從20世紀80年代中前期開始出現對華貿易逆差,但在1990年之前都不多。1990年突破100億美元,2002年突破1000億美元,2005年突破2000億美元,2008年達到創紀錄的2680.4億美元。從2000年開始,中國就取代日本穩居美國對外貿易逆差來源地之首,且所占比率持續上升,從當年的19.22%上升至2008年的32.84%。盡管2009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有所下降,但因美國整個貿易逆差下降幅度更大而使中國占美國對外貿易逆差的比重反而進一步上升至45.05%。[6]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2010年9月在國會辯論中指出,美國現在每周的對華貿易逆差就相當于二十多年前全年的規模。
弗格森認為,“這場危機的中心是經常賬戶赤字超過世界GDP1%的美國與盈余國之間的巨大不平衡,后者主要是石油出口國、日本和亞洲新興國家。其中,中美經貿關系至關重要。中國的美元儲備戰略資助了美國的債務習慣。其儲蓄是使美國長期利率停留在較低水平和借款得以持續進行的關鍵因素”。[7]以美聯儲主席伯南克為代表的一批官員認為,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的“儲蓄過剩”是導致美國次貸危機的原因,因為它使美國家庭和政府借錢比其他任何情況下更便宜得多,不僅刺激了美國房地產泡沫,而且往往還伴隨著貸款標準的放松。
顯然,將美國此次金融危機的爆發僅歸結為中國出口和儲蓄過多有失公允,它歸根到底是由于美國經濟長期依賴借貸消費和赤字財政所導致的。要實現美中經貿關系的“再平衡”,需要相互合作。2009年首次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前,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和財政部長蓋特納建議,兩國“必須采取進一步行動為未來平衡與可持續的增長奠定基礎。它將包括美國重建自己的儲蓄,增強我們的金融體系,投資能源、教育和健康,以使我們的國家更富有生產能力,更繁榮;對中國而言,將包括繼續進行金融體系改革和發展,還包括刺激國內消費增長,使中國經濟更少依賴于出口”。[8]
2010年9月16日,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進一步強調,奧巴馬政府對華經貿政策的核心目標是:“鼓勵中國改變其增長模式,使其更多地依靠國內需求,減少對出口的依賴;推動人民幣匯率向著更加市場化的方向邁進;為美國企業、勞動者、農場主、種植戶以及服務提供商與中國開展貿易和競爭提供公平的環境”。[9實際上,奧巴馬政府對華經貿“再平衡”就是要通過擴大對華出口和投資來改變過去那種“中國儲蓄和出口、美國消費和進口”的“中美國”經貿模式,減少美國的貿易逆差和失業。為此,一方面頻繁地高舉保護主義大棒,對中國輸美產品設限。自危機爆發以來,美國是對華開展反傾銷、反補貼調查最多的國家,涉及金額占到一半以上;另一方面要求中國推進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擴大內需,為美國擴大對華出口和投資創造條件。
在這一過程中,特別要求中國加快人民幣升值。就限制中國對美出口而言,除了能夠暫時緩解或轉移一下國內政治壓力外,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美中經貿失衡問題,因為后者主要是由美國國內政策和全球分工所造成的。相反,濫用保護主義還有可能引發貿易戰,給美中雙方以及世界帶來嚴重的后果。最有效的途徑就是擴大對華出口和投資。為此,蓋特納認為,中國需要將人民幣升值、縮小儲蓄投資缺口的結構性改革和市場開放結合起來,才能實現可持續的“再平衡”,才能避免經濟復蘇后又重新回到以前那種(過分依賴美國消費或進口的)不平衡狀態。[9]
為了加大對中國的“再平衡”壓力,美國積極利用單邊、雙邊和多邊途徑,多管齊下。在國內多次威脅要將中國列入“匯率操縱國”名單,2010年9月29日眾議院又專門通過了《貨幣改革促進貿易公平法案》。一旦認定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低估,美國就將對中國輸美產品征收高額的懲罰性關稅;在美中“戰略與經濟對話”等一系列雙邊會談中,美國將人民幣匯率改革和中國經濟轉型作為首要的議題;在國際會幣基金組織(IMF)和“二十國集團”(G20)等多邊場合,美國極力拉攏其他國家對中國施壓。在10月份剛剛結束的G20財長會上,美國提議為糾正經常項目收支不平衡問題而設定目標值,即要求將貿易逆差限定在國內生產總值的4%范圍之內,其中一個主要目的就是要刺激人民幣升值。
(二)安全“再平衡”下的對華政策調整
在中國等主要經濟體的通力合作下,美國經濟繼續衰退的風險已基本消除,重建美國全球主導地位的安全“再平衡”成為奧巴馬政府的另一迫切任務。早在小布什政府時期,一些美國高層就擔心,鑒于中國的日益崛起,將反恐作為首要戰略目標將給中國侵蝕美國勢力范圍以可乘之機。隨著恐怖主義威脅的逐步降低,加強對中國的防范自然就成為奧巴馬安政府安全“再平衡”的一個重要目標。
因此,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在2009年上任伊始就親赴東南亞表明美國要“重返亞洲”的決心。[10]針對此前那些認為美國撤出亞洲的感覺,希拉里明確表示,“不能允許美國在這樣一個如此嚴酷復雜世界的任何地方缺席”。[11]
面對中國的崛起,《2010年四年防務評估報告》表示,“美國歡迎來自(與中國)更大合作的積極收益,但由于中國缺乏透明及其軍事發展和決策程序的特點導致了對中國未來在亞洲內外行動和意向的合法性質疑”,“我們希望增強美國在該地區軍事力量和設施的適應能力以保衛和拯救我們、盟友和伙伴的資產和利益”。[5]為了避免爭議,《2010年四年防務評估報告》緩和了對中國的一些表述,但后來由克林頓政府時期國防部長威廉·佩里(WilliamJ.Perry)和小布什政府時期高級安全顧問斯蒂芬·哈德利(StephenJ.Hadley)所領導的跨黨派獨立專家小組對該報告進行評價。該小組將“在歐亞地區維持一個有利的力量平衡”視為美國持久的國家利益,而“亞洲新興大國的崛起”(主要是中國)是未來20年可能出現的對這一利益的最嚴重的潛在威脅之一。[12]他們擔心《2010年四年防務評估報告》中所提出的“力量結構可能不足以讓其他國家確信美國能夠在中國不斷增強的軍事能力面前履行其條約承諾。因此,建議將打敗‘反介入’(Anti-Access)和‘區域阻隔’(Area-Denial)置于更優先的地位,這就要求全力支持海軍建設,加強遠程精確打擊系統,開發信息阻隔環境下的作戰能力”[13]。
實際上,《2008年國防戰略》就已明確提到:“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國需要采取預防措施應對中國不斷的軍事現代化及其戰略選擇對國際安全的影響。中國很可能將繼續擴展其傳統軍事能力,強調反介入和區域阻隔資產,包括開發全方位的遠程打擊、太空和信息戰能力”。[14]
面對這樣一個矛盾與利益交織、機遇與挑戰并存的美中關系,《2010年中國軍力報告》堅持,美國將“繼續采取與中國開展軍事交流的方式,以此表明美國在恪守對亞太地區的承諾,并鼓勵中國在該地區發揮建設性作用,合力應對共同的公共安全挑戰。與此同時,美國國防部還肩負著監視中國軍事現代化進程以及防止沖突發生的特殊使命。美國國防部通過軍力態勢、軍事存在、能力發展和行動以及鞏固同盟和伙伴關系的做法,體現美國維護亞太地區和平與穩定的意愿和能力”。[15]
歸根到底,美國對華安全“再平衡”就是要因應后危機時代中國的崛起而加強其在亞太地區的前沿軍事部署和安全聯盟,確保美國在該地區的主導權及其秩序不受挑戰,同時為塑造中國的行為模式和戰略選擇創造有利條件。
(三)對華經濟“再平衡”與安全“再平衡”的相互影響
就中短期而言,美國對華安全“再平衡”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到對華經濟“再平衡”的方向,其原則就是在盡量獲取中國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機遇的同時,盡可能減少政治和軍事上的外部性;從長期看,中美經濟交往的深入發展和不斷擴大將有助于緩解兩國地緣政治上的緊張狀況。
如前所述,擴大對華出口和投資是實現美國經濟“再平衡”的一個重要途徑。但基于對中國的防范,美國在其最具競爭力的高技術產品的對華出口上一直非常嚴格,這也是導致其對華貿易逆差的一個重要原因。雖然美國宣稱要調整其出口控制政策,但也是在其國家安全戰略的框架范圍之內進行。[3]未來,美國對華高技術產品出口的增長仍將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其控制的針對性將更強,那些有助于提升中國軍力的“引導和控制系統、先進能源技術、納米技術、太空和反太空系統、核力量、新材料、航空和宇航裝置、計算機輔助制造和設計以及信息技術”等肯定將受到更加嚴格的限制。[15]因此,在擴大對華出口方面,除了汽車、飛機和農產品等傳統產品外,根據奧巴馬的發展理念和戰略,新能源和環保等綠色技術和產品將成為新的增長點。因為這些技術產品的出口既不會直接促進中國軍事技術的提升,又有助于緩和能源與環境問題。
在擴大對華投資方面,除了原材料、節能環保業、傳統制造業和服務業外,金融領域是美國希望突破的一個新的增長點。與其他形式的投資相比,金融投資的流動性和變現性更強,更容易獲取中國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收益,又不至于直接促進中國的軍事進步,還能夠保持自由進出中國的權利和對中國經濟運行的更大影響力。多年來,美國對華金融投資一直居于外來對華金融投資的榜首,且所占比率超過一半以上。然而,限于目前中國金融市場的開放程度,美國對華金融投資有限,推進中國金融市場開放將是美國未來的一個重要目標。美國在人民幣匯率問題的主要目的并不僅僅是要人民幣升值,其最終目標是要促進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和中國金融市場的進一步開放,為美國對華投資,特別是在金融領域的投資掃清障礙。
到目前為止,美國對中國的防范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其缺乏對中國發展道路的必要認可和對中國意向的足夠信任。基于“權力轉移”的一些片面認識,許多美國人將中國的崛起視為一種潛在威脅。縱觀世界歷史,大國之間實力的消長變化是不可避免的現象,但這種變化并不必然導致戰爭,關鍵取決于相互利益的協調。即使是文化和意識形態相近的英美之間也曾發生過兩次大規模的戰爭,而促使他們從19世紀后期開始進行的“和平轉移”也主要是基于對現實利益的考量。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教授約翰·艾肯伯里(G.JohnIkenberry)認為,決定權力轉移方式的最重要因素是國際秩序的性質。與歷史上的所有帝國秩序不同,美國在戰后主導建立起來的國際秩序是建立在非歧視和市場開放的規則體系之上,有一個廣泛的和不斷擴大的參與者和利益攸關者,不僅可以使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新興大國的利益和要求能夠在體制之內得以實現,而且使推翻它的成本很高。中國領導人也發現,中國不僅需要繼續進入該體系以獲得繁榮,還需要該體系規則和制度所提供的保護。因此,中國的崛起并不必然導致與美國圍繞國際規則和領導權的暴力沖突。[16]奧巴馬總統多次表示,中美并非注定是敵人。即使在美中經貿和安全博弈激烈交織的時候,蓋特納財長也不忘提醒情緒激動的國會議員們,美中關系給美國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這種利益將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對外開放日益增加。
綜上所述,盡管受到對華安全“再平衡”的影響,但奧巴馬政府對華經貿“再平衡”并不必然導致兩國經貿交往的減弱。如果相互調適順利的話,未來兩國經貿交往將會從目前以貿易為主擴展到投資與貿易并重,相互依賴將進一步加深。從長期來看,這將有助于進一步緩和兩國之間的認知沖突和地緣政治緊張。
與美國以往一些政府上臺之初大力批評中國不同,奧巴馬政府上臺之初就多次宣稱美中關系是“全球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提出要加強和擴大雙邊合作。兩國在2009年各個層次的交流也確實非常活躍。因此,當2010年1月美國風險評估公司———歐亞集團將中美沖突列為2010年可能面臨的十大風險之首時,讓很多人感到吃驚。然而,2010年以來美中兩國摩擦不斷,從一般的經貿領域到敏感的安全領域,證明了歐亞集團的預測并非空穴來風。這些摩擦不僅反映了兩國之間既有的矛盾,也是奧巴馬政府進行經濟和安全“再平衡”的一個必然結果。
就奧巴馬政府對華經濟“再平衡”而言,傳統那種“中國出口和儲蓄、美國借款和進口”的經貿模式在促進中國經濟增長和儲備積累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隨著形勢的發展,該模式不僅使中國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外部壓力,而且制約了中國經濟福利和國際地位的進一步提升。因此,即使沒有美國的壓力,中國也需要拓展增長方式,實現由“投資—出口”拉動逐步向“消費—投資—出口”共同拉動的增長模式上來。為此,中國必須在保持經濟增長的基礎上逐步調整國內收入結構,增加中下層民眾的收入。與此同時,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增強人們的經濟安全感,為國內消費增長奠定必要的物質和制度基礎。這是實現經濟增長分享和良性循環的根本措施,也是緩解美國經濟“再平衡”壓力的一項重要措施。
然而,消費的穩定增長必須以財富的可持續增長為前提,而生產財富的能力遠比財富本身更重要。鑒于中國當前的具體國情和發展階段,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的出口結構還會持續一段時間。中國必須堅決維護這一階段的發展權利,抵制美國國內保護主義的壓力。為了緩解美國的壓力,中國應繼續推進出口市場的多元化。但從根本上講,中國必須加快科技創新,促進產業結構提升,才能改變在國際分工中地位低下的困境。在此,要積極引導國內資金,優化投資結構,加強自主創新。
此外,中國還要充分利用國內市場開放的機會要求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國家放松對華技術管制,以促進加快中國的技術進步和產業提升。為了緩解產業升級和國內就業壓力的矛盾,中國應充分利用國內各地區發展不平衡、互補性強的特點強化區域分工協調,促進產業梯次傳遞,減少財富外流。對于金融市場的開放,中國應繼續堅持循序漸進、逐步推進的原則進行,確保對金融活動的有效控制。在這一過程中,穩步擴大人民幣的國際影響。
就奧巴馬政府的對華安全“再平衡”而言,我們應該看到,作為當今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對關鍵地區力量結構的任何不確定變化都是非常警惕的。隨著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的迅速提升,美國對中國的言行變得越來越敏感,必然要加大對中國的防范,甚或遏制。
目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雖然取得了較大的成績,但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很大的差距。維護良好的外部環境仍然是中國一項長期的戰略任務。盡管當前世界經濟格局已經并在繼續發生重大變化,但以美國為主的國際政治權力結構并沒有發生多少實質性變化
針對美國對華安全“再平衡”,中國應在穩步加強自身國防建設的同時,進一步加大與周邊國家的經濟合作與政治對話。這是緩和美國對華安全“再平衡”壓力的必要手段,也是促進中國“和平崛起”的現實途徑。因為盡管美國仍然是當今世界最富裕的國家,但已不再具備足夠的資源能力來滿足其盟友和伙伴的發展需要。只要能夠從與中國的合作中獲得足夠的收益,周邊大多數國家并不愿真正與中國對抗。
在此,中國要極力避免有人操縱地區矛盾或分歧重新燃起周邊一些國家對中國的集體恐懼,從而激活冷戰期間的反華聯盟。只要繼續堅持政治對話和經濟合作,中國面臨的地緣政治環境就會不斷改善。這不僅是對中國與周邊關系,對中美關系也是如此。
到目前為止,美國政府也沒有明確要將中國作為一個敵人加以遏制。盡管缺乏對中國道路的必要認可和對中國意向的足夠信任,但美國仍然將中國視為能夠幫助其應對眾多挑戰的一個重要伙伴。合作與防范并存仍然將是未來一段時間里美國對華政策的基本特點。
正常的國家關系不是沒有摩擦,而是具有互諒互信解決這些摩擦的有效機制,以免對對方意向過于負面的認知以及由此而導致敵意的累積。雖然中國的崛起不可避免地會對美國構成一定沖擊,但不斷擴大的共同利益和聯合應對全球性挑戰的共同需要,將有助于緩和兩國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在堅持本國利益、原則和議程為主的前提下,中國應充分利用兩國對開放的多邊主義的依賴和應對全球挑戰的共同責任,舒緩相互認知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