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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11～12日，由南開大學世界近現代史研究中心和美國歷史與文化研究中心聯合主辦的“美國族裔與社會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南開大學舉行。來自中國、美國、丹麥、韓國、菲律賓、墨西哥、塞拉利昂等國34所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及《歷史研究》、《世界歷史》、《史學月刊》、《史學集刊》、《歷史教學》和《中國社會科學報》等學術報刊的學者，共八十余人與會。研討會采用了主題報告和分組討論兩種形式。在主題報告中，五位學者先后作了發言。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北京大學王希教授在發言中闡釋了19世紀至20世紀初美國民族構建過程中種族和族裔與公民隊伍建設之間的沖突。他指出，種族和族裔這些“發明的概念”在美國曾長期被作為界定公民資格的標準，后來則成為非白人爭取公民權利和要求重新分配政治和經濟資源的工具。由于種族、族裔和文化等因素的制約，非白人獲得公民資格經歷了長期而反復的政治和法律斗爭。這種斗爭最終推動美國以公民身份為基礎的相互認同的形成，創造了一種政治化的“美利堅族裔”。美國三一學院謝莉爾•格林伯格（CherylGreenberg）教授關注的是奧巴馬時代的美國種族關系。在她看來，盡管美國還未進入后種族主義時代，但近幾年美國黑人中產階層規模顯著擴大，黑人社區貧困率明顯下降，種族結構日益變得有滲透性，種族主義影響趨于削弱。美國奧斯丁學院杰奎琳•摩爾（JacquelineMoore）教授演講的主題是1865～1900年美國德克薩斯邊疆的有色牛仔。她指出，盡管當時德克薩斯邊疆的黑人和拉美裔牛仔的工作能力和男子氣質得到一些白人牛仔的認可，但整體上他們深受白人種族主義的歧視，受到的尊重是極有限的。美國佐治亞大學阿蘭•庫利科夫（AllanKulikof）教授在主題報告中批評了塞繆爾•亨廷頓提出的墨西哥移民威脅美國“白人—新教主流文化”的觀點，堅稱美國墨裔移民并未危及主流文化，而是基本適應了美國的社會規范，并形成了超過墨西哥人想象的美國認同。科爾蓋特大學格拉漢姆•霍奇斯（GrahamHodges）教授以自己在課堂上使用的六本美國亞裔史著作內容為依據，展示了當代美國華裔、亞裔歷史地位的提高。同時，他認為，各族裔移民到第三、第四代時會形成共同的價值認同。在分組討論階段，學者們主要圍繞以下主題展開了熱烈而深入的學術爭鳴。

1．美國華裔

華裔問題是中國移民史學界關注的焦點。在這次大會上，學者們對當代華裔移民在美國較高的社會地位持普遍的肯定與贊譽態度。丹麥哥本哈根大學鄧肯•拉塞爾（DuncanRussel）提出，1970年代以來華裔不僅實現了從“永久外國人”到“模范少數”的轉變，還對美國的社會文化和社群構建有重要影響。北京外國語大學朱曉燕教授對拉塞爾的觀點表示贊同，認為華裔形象在過去兩百年間從“黃禍”變為模范少數，改變了美國人對華裔的認識。暨南大學陳奕平教授及碩士生宋敏峰則指出，華裔在發展自身和繁榮當地社會的同時，也在諸多領域參與了中美關系，對提升中國形象、增強中國軟實力有積極作用。華裔社會組織的功能也是學者們所注意的。暨南大學李愛慧副教授肯定了“美華協會”（1973年成立）的重要地位。她指出，該協會成立初衷是為華裔爭取民權和推動華裔參政。1980年代以來，該協會發展為亞裔的聯合組織，在維護亞裔權利、支持亞裔候選人和推動亞裔投票等方面做出了顯著貢獻。佐治亞大學博士生杜丹辨析了華裔秘密幫派的雙面性。她承認，唐人街秘密幫派不乏從事賭博、鴉片及等非法活動者，但它們也有向弱勢華人提供工作和生存機會，幫助他們免受歧視的一面。而且，隨著唐人街華裔結構的變化，尤其是其集體意識的提高，華裔幫派沖突減少，形象日益積極。

2．美國黑人

關于黑人問題，上海外國語大學王恩銘教授將歷史上黑人對美國認同的矛盾性歸因于白人種族主義。他認為，作為受奴役和歧視的民族，絕大多數黑人希望和要求融入美國社會，真正成為美國公民，但白人種族主義對其融入卻頑固抵制，這使其被迫訴諸分離主義，試圖以自立和自治實現自由和平等。由此，融入主義和分離主義貫穿了黑人斗爭的始終。浙江師大孫群郎教授將低度郊區化和高度隔離化總結為20世紀美國大都市黑人居民分布的典型特征。他認為，這種特征的形成，既和黑人低下的社會經濟地位、白人種族偏見以及金融機構、住宅建筑商和地產經紀的歧視有關，也和地方政府的“排他性區劃”和住宅法令，以及聯邦政府的住宅抵押貸款政策和公共住宅政策密不可分。遼寧大學高岳副教授將革命時期到內戰前反蓄奴和反歧視黑人的道義力量未能促成美國廢奴的原因，歸納為政治利益的牽制和當時美國自由觀包容性不足。魯東大學高春常教授對黑奴宗教信仰中的靈性經歷做了探究。他認為，黑奴在宗教亢奮狀態下幻聽、幻視、昏厥，出現生死體驗、巡游地獄和天堂以及覺察雙重自我等現象，不僅是其個人因素激勵的結果，也和社會機制的作用有關。中國社科院世界史所高國榮副研究員對1970年代興起、爭取環境權益的美國環境正義運動做了解釋。他指出，該運動的主力是社會底層，尤其是黑人等少數族裔和低收入民眾。它之所以發生，在相當程度上是因為美國的有毒有害廢棄物集中分布在低收入及有色人種社區。美國大西洋大學博士保羅•多坦（PaulDottin）從社會文化人類學的角度對美國補償黑奴制與種族隔離的運動的起因予以了揭示。與黑人相關的社會組織和人物也是學者們感興趣的話題。武漢大學謝國榮教授論證了南部婦女反私刑協會（1930年成立）在反對白人對黑人私刑和公立學校種族隔離，促進種族平等方面的貢獻。南開大學張聚國副教授剖析了匈牙利1848年革命領袖路易斯•科蘇特（LouisKo－ssuth）尋求美國支持的兩次訪美經歷。張聚國認為，科蘇特對奴隸制的沉默招致了廢奴主義者和非裔美國人的憤怒，他推動美國介入歐洲事務引起了蓄奴州對聯邦干預南部制度的擔心。科蘇特訪美失利折射了當時美國自由與奴隸制之間的悖論，反映了內戰前美國社會在廢奴問題上的地域沖突。河南大學王金虎教授對20世紀前期美國史學家烏爾里克•菲利普斯（UlrichPhillips）的歷史命運做了點評。他說，菲利普斯的著作慎思明辨，具有一定學術價值，但由于其中飽含對黑人的歧視，他的史學觀隨著民權運動的發展為學界所排斥。北京大學研究生烏蘭探究了19世紀美國黑人領袖和廢奴思想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Douglass）的認同觀。她認為，道格拉斯對美國認同的形成是漸進的，其自我認同、種族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有著復雜的關聯和相互影響。

3．美國猶太人和印第安人

學者們對美國猶太人的討論集中在身份認同方面。天津師大楊衛東副教授認為，美國猶太人的身份認同是雙重的，既忠于自身的美國公民身份，又對以色列有著高度的民族認同，他們極力維護本民族特性以免被融入美國社會的“大熔爐”。這種雙重性不僅造成了猶太人認同的兩難，而且對其他族裔群體有示范效應。對楊衛東的看法，福建師大碩士生趙萬武表示同意。他認為，美國猶太人對美國的認同源于其“大流散”以來強大的適應力、無母國的政治經歷以及美國城市化與猶太人經商傳統的契合，對以色列的認同源于故土情懷、猶太人一體觀、“大屠殺”的記憶以及阿以沖突等災難和挑戰的刺激。在印第安人史方面，南開大學丁見民副教授探討了杰克遜總統選擇將“野蠻人”從“文明區域”遷出，強制印第安人西遷的動因。他認為，由于白人至上和“紅種人”難開化觀念的流行，美國“文明開化”印第安人政策到1820～1830年代宣告失敗，是杰克遜政府西遷印第安人的前提。路易斯安那的購買為西遷印第安人提供了可能，而南部要求維護州權和白人利益的壓力則是西遷印第安人的根本原因。南開大學付成雙副教授對“生態的印第安人”假說提出了新思考。他認為，該假說在學術上有片面性，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印第安人的環境倫理，但它表明了歐美主流社會對過去以征服自然為榮的基督教環境倫理的反思。吉林大學美國籍博士生羅利•杰特摩爾（RoryJetmore）以反抗白人殖民者聞名的蘇族（Sioux）部落為個案，考察了印第安人和白人的歷史關系。他說，歐洲殖民者奔赴新大陸是為了擺脫壓迫，但由于文化的誤解、種族的偏見及貪婪，在新大陸卻變成了壓迫者。而且，美國一直試圖“文明化”印第安人，這種自視的種族優越感招致了印第安人的仇恨和抵制。

4．美國移民政策和奧巴馬時期種族關系

關于移民政策，北京外國語大學李鳳云教授認為，美國國會在1880年代而不是在更早時期通過排華法案的根本原因在于1880年代美國經濟的低迷。經濟低迷加劇了白人對華人的種族歧視，使其更加擔憂華人占據工作機會和侵害白人種族的純潔性。吉林大學墨西哥籍博士生羅米娜•克薩達•莫拉里斯（RominaQuezadaMorales）指責了2010年《亞利桑那移民法》在打擊非法移民方面的規定過于嚴苛。她認為，該法制造了種族歧視和侵犯人權，引起了美國社會與墨西哥的反對，圍繞該法的爭論反映出美國政府既要限制墨籍非法移民，又要顧及墨籍移民選票的矛盾性。南京大學博士生曹景文對兩次世界大戰后美軍外籍退伍兵入籍優待政策進行了考察。他認為，美國這方面的優待從限制走向自由和放開，完善了退伍軍人福利，增強了美軍的吸引力和戰斗力，并對改善美國國家形象和推進多元文化社會具有積極作用。渤海大學溫榮剛博士對二戰時期美國對日裔政策做了研究。他指出，美國管制并遷移日裔到偏僻荒涼地區的做法，不僅造成日裔生活困難，而且使他們在精神上遭受摧殘。揚州大學楊伶俐副教授列舉了“熔爐”理論和多元文化理論的局限性，認為美國少數族裔在得益于多元文化政策的同時，也在被同化于白人主流社會。東北師大講師歐陽貞誠對美國移民結構做了分析。他認為，1960年代以來美國移民政策對有色移民放開使拉美裔和亞裔成了美國移民主力。這些移民以青壯年為主，婚姻較為穩定，家庭規模大于白人，對美國社會有重要影響。

奧巴馬當選總統是美國種族史上劃時代的事件。相應地，奧巴馬當選前后美國種族狀況也是本次會議學者們交流的熱點。中國社科院姬虹副研究員以2010年美國人口統計為論據，指出美國人口的族裔結構在進入21世紀后呈現出多樣化趨勢，白人數量增長緩慢，老齡化嚴重，少數族裔、尤其是西班牙裔人口增加迅速。洛陽外國語學院葉凡美副教授肯定了奧巴馬當選是美國族裔公平發展的標志，并視之為近50年來美國民權運動作用和有色人口增長的結果，但她同時也強調美國種族歧視并未結束，美國實現種族平等之路依然漫長。此外，學者們還探討了美國電影中的種族主義等問題。在學術綜述方面，解放軍外語學院石平萍教授歸納了“美國少數族裔生態批評（即對美國少數族裔文學與物質環境關系的研究）”的發展特點及缺憾；東北師大博士生伍斌就國內美國移民史研究的成就與不足提出了建議。在其他方面，吉林大學塞拉利昂籍博士生穆罕默德•拜•孔托克羅馬（MohamedBaiKonto－Kroma）認為，美國外交在相當程度上為族裔、種族等力量所左右；吉林大學韓國籍博士生咸命植（MyungsikHam）和菲律賓籍博士生伊萊恩•托倫蒂諾（ElaineTolentino）則指出，冷戰后韓國和菲律賓向美國持續的移民潮證明了美國軟實力依然強大。本次會議是國內美國史研究學界第一次有關美國族裔問題研究的高規格專題會議，集中了近幾年學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加強了國內外學者間的交流。它的召開必將進一步推動中國對美國族裔與社會文化研究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