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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立在自然生態系統之上的哈尼族山地梯田農業歷史悠久、規模宏大，已成為哈尼族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巨大物質載體。探討哈尼族生態文化價值中尊重自然的自然哲學觀、滿足需要又不損害自然的生態人文觀和生態系統可持續的農業生產觀，對于當前鄉村振興建設中加強農村生態環境保護、推動農業農村綠色發展，建設生態宜居鄉村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和借鑒意義。

關鍵詞：哈尼族；鄉村振興；生態文化

從現代野生稻在云南的發現及有關文獻的記載情況看，云南在很早的時候就實現了野生稻進行馴化栽培的實踐。如《山海經•海內經》中記載：“西南黑水之間……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明代朱孟震在《西南夷風土記》中也提到“野生嘉禾，不待播種耘耨，而自黍實，謂之‘天生谷’。每季一收，夷人利之。”鄉村發展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鄉村振興是包括鄉村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全面振興的綜合范疇。農業種植是人類生產和生活資料的重要來源，作為傳統農業文明優秀代表的哈尼族梯田農耕文化，在現代化耕作技術不斷推進的同時，應保留自己在經營生態農業方面的豐富經驗，吸收現代農業技術的先進部分，在共生互滲中推進梯田農業的發展。傳統農耕民族在使用農家肥、作物的合理輪作、地力的培養等方面有著豐富的經驗，不僅追求糧食產量的提高，而且生產成本相對較低，基本上不影響生態環境，具有較高的生產效率和生命力。探訪稻作文化發展過程中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和生態文化三者如何協調統一，對繼承傳統農耕技術的寶貴經驗及民族文化創新發展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哈尼族梯田農業自然生態基礎及農耕歷史

今天約一百六十三萬的哈尼族人口中的絕大部分，主要集中分布在滇南地區的紅河與瀾滄江兩大流域的中間地帶。其中，地處哀牢山區的元江、墨江和江城、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綠春及金平等地是哈尼族居住最為集中的地區。這一地區的自然地理條件、氣候特征以及生物資源的分布，比較突出并集中反映了云南省自然地理、氣候類型的復雜多樣性及呈立體分布的特點，其中以中低山“V”形切割地貌為主的地形，是山地農耕和梯田農業產生和發展的前提條件。這一區域，也正處于東亞照葉樹林文化帶和東西半月弧稻作文圈的中心地帶，是梯田農耕及其文化的堅實的自然生態基礎。自然生態環境的多樣性和社會經濟發展的獨特性，對西南地區各民族的形成與分布、生產與生活等各方面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逐漸形成了風格各不相同的生產方式與歷史文化傳統。根據史料記載，古代氐羌部落第一次南遷后所形成了若干部落，史學家統稱其為“和夷”，哈尼族先民即包括在內。南北朝以后，“和蠻”從漢、晉時期的的叟、昆明等族中分化出來。元、明、清時期又稱為“斡尼”、“禾泥”、“窩泥”等。哈尼族的古代歷史實際上是一部漫長曲折的遷徙史，作為先秦時期南遷的氐羌族群后裔的一部分，在定居大渡河畔之前有過“逐水草遷徙”的游牧階段，定居農耕階段的哈尼族早期農業仍然是《山海經•海內經》所述的“百谷自生，冬夏播琴（殖）”較原始狀態，后因戰爭等原因再度遷徙，直到進入云南亞熱帶哀牢山區。在這一空間范圍內的哈尼族主要生活在半山區，梯田灌溉農耕以及山坡旱地農耕即是他們的主要生計手段。隋唐時期哈尼族遷入云南南部亞熱帶山區之后，在原百越民族稻作農耕技術和鐵制農具的普遍使用的影響下，農業生產得到較快發展，梯田灌溉農業也基本在這一時期形成。云南地區有關梯田的最早且較明確的記載，是唐代樊綽《蠻書•云南管內物產》中的記載：“蠻治山田，殊為精好”。作為中國農耕文化的典型代表，2013年云南哈尼梯田申請世界文化遺產成功，成為第一個以民族名稱命名的世界文化遺產。

二、哈尼族梯田農業文化表征

梯田農業滿足了哈尼族人民基本生存和生活的物質需求，不僅是哈尼族經濟的載體，也是哈尼族文化的載體。在長期的梯田農業生產過程中，哈尼族的生產制度、社會組織、價值觀念、道德情操、民族性格及審美風格等主要文化單元也隨之形成。以森林—村寨—梯田—江河水系四度同構的生態系統，成為哈尼族人與大自然協調相處的重要標志。哈尼族村寨的位置也大多與梯田灌溉農耕相聯系，村寨選擇在梯田附近相對平坦的地方，便于下田勞動。附近山上的豐富水源，既提供了灌溉梯田的需要，也成為日常生活用水的來源。因此，哈尼族村寨附近多可見草木茂盛的寨神林或者水源林。森林作為哈尼族自然生態系統的核心，既可以蘊藏水源、改良氣候、保持水土，還可以達到防洪抗旱的目的[1]。江河、梯田、村寨、森林不僅是哈尼族世世代代賴以生存的物質條件，更是哈尼族樸實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思想體現[2]。哈尼梯田體現了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獨特創造力，是中國稻作梯田的優秀代表，堪稱人與自然和諧互動完美結合的典范。物質文化方面，以梯田稻作為主的生產方式構建起獨特的物質文化特征。根據山區地形、氣候類型、土壤和植物物種等分布的立體性特征，哈尼族構建的從山腳直達山頂的層層梯田就分別處以不同的海拔高度以及不同的氣候中。清嘉靖《臨安府志•土司志》中詳細描述了生活在滇南哀牢山區哈尼族的梯田耕作情況：“移山麓平曠處，開鑿田園，層層相間，遠望如畫。至山勢峻極，躡坎而登，有石梯蹬，名曰梯田。水源高者，通以略杓，數里不絕。”這是特殊自然條件下人類智慧適應生態環境的結果，這種生產方式對于山區的開發及其經濟的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哈尼族在長期的實踐中也根據自然生態特點總結出一整套的農業生產知識和技能，從開挖梯田到修建高山蓄水池和開鑿引水溝渠，從谷種選擇到田間管理等方方面面都呈現出自己的特殊性。水稻的耕作過程中，在每年農歷八月收割稻谷以后，就要準備秧田，以備第二年的播種，具體工作有打埂、糊埂、犁田、施綠肥。由于哈尼梯田都處于山間，終年保水，田埂承受壓力大，易發生滲漏、倒埂等現象，如果關不住水就會使水田變質、漏水，影響稻谷產量，所以冬季修埂極為重要。犁地的主要目的是使泥土松軟、肥料均勻，增加地力。施綠肥過去常年用水冬瓜樹葉，現在多用飛機草放入田中，任其腐爛。十二月末進行撒秧前的耙田，并將水放干，撿出田中雜物，在前、后埂留出排水溝。緊接著將已經在家中泡出芽的稻種撒入，在撒入細牛馬糞和草木灰。

隨著秧苗逐漸發出逐步往田里放水，待秧苗長到兩寸時即可插秧，俗稱“開秧門”。之后再經一系列精細的田間管理，到谷穗飽滿時鏟田埂，然后準備收割打谷。至此，水稻一輪的種植完成。適應地勢相對陡峭的山地農耕生產，哈尼族形成了輕巧靈便而且實用的山地農具，比如板鋤、耙、犁、打谷船等。在長期的農業生產實踐中，人們在長期觀察自然環境及氣候的變化、動植物生長周期中表現出來的特點的基礎上，積累起豐富的關于自然環境、氣候以及各種作物生長習性的知識，并與農業生產相結合，不斷總結出生產中的經驗和教訓，實踐中檢驗并豐富這些知識。哈尼族人民在長期的積累有關生產經驗、植物生長習性和氣候變化等方面知識的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農耕歷法體系，并創作出《十二月生產調》，以口耳相傳方式代代相襲，并且年復一年卓有成效的指導著人們開展農業生產。精神文化方面，梯田稻作生產方式的影響鮮明。哈尼族人民所總結出的一整套梯田農業的生產經驗既是哈尼族人民長期以來智慧的結晶，也是不斷適應自然，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結果，其間所產生的農耕祭祀文明也滲透在人們的生產生活中。在稻作文化中普遍存在著對寨神、水神等與稻作生產密切相關的自然物的崇拜及相關的祭儀。哈尼族對寨神山和寨神林的禁忌非常嚴格，寨神山上的每一片樹葉都是被保護和崇拜的對象。哈尼族對水源林也有類似寨神林的禁忌，對水井附近的林木的禁忌更加嚴格。這些禁忌既是神靈崇拜的一部分，也反映了作為灌溉農業民族對水源的重視和依賴。可以說哈尼族村落社會的構建即是與梯田稻作農耕生產方式相輔相成的產物。紛繁復雜的宗教及其儀式活動便成為了人們試圖與超自然力量對話,甚至由此把握乃至控制自然世界不確定性的共同選擇[3]，嵌合于農業生產周期的“昂瑪突”(祭寨神)等年度儀式系統持續鞏固了對象世界與人類的同一性。哈尼族對護寨神、五谷神和對山峰、石巖、樹林、泉水等自然神靈的祭獻和祭祀活動，反映了人們對自然對象的依賴性和朦朧的敬畏心理而逐漸演化為以土地崇拜為價值核心的宗教習俗和行為。例如各家選定“開秧門”的日子就不能與家人的生日、老人忌日相沖。這一天早上，家中的婦女要背糯米飯到田埂上，不能和他人講話。與插秧人一起吃糯米飯后，放一點飯在田埂上，將野梨樹枝插在出水口處，并唱祝詞。祝詞大都涉及祈求家人平安、風調雨順、五谷豐登等吉祥話。祝詞念完后，眾人開始插秧。

這反映出人們不僅把豐收的希望放在勤勞耕作上，而且努力地表現在自己虔誠敬神上，希望得到神靈庇佑，這實際上也是對自然的敬重。在哈尼族的傳統觀念中，一般認為萬事萬物都是由各種神靈主宰的，有天神摩咪、地神咪收、寨神昂瑪、谷物種子神土月羅等等。對于不同的神靈也有不同的祭祀儀式，這些儀式往往與固定的節日相聯系，從而形成了農耕—宗教信仰—節日三者的有機結合，這也是大部分農耕民族所擁有的一種文化模式。在自然景觀的基礎上，哈尼族應用傳統生態倫理智慧，疊加了文化特質而形成別具一格的人文景觀。村落和梯田是人文景觀的實物載體，而宗教文化、民俗風情、神話傳說……則是人文景觀的精神形式[4]。比如，從哈尼族和裝飾文化上看，雖然哈尼族支系繁多，服裝類型也千差萬別，但卻呈現一定的共同性，即梯田文化要素。綠春一帶的哈尼族切底人將紅、綠、黑、白、藍等布料拼接成形樣式的袖子。葉車婦女的多層衣注重衣服邊沿部分所構成的梯形圖案，自稱羅美、臘咪、果覺的哈尼族在斜襟的裝飾上注重突出重疊之感。除此之外，住宅建筑的房頂、各種竹編器物的表面以及詩歌藝術作品等，都呈現出梯田農業的深刻影響。這種獨特寫實審美正是梯田所呈現的崇山峻嶺之間的線條美，也是對山地生活和梯田農業的藝術體現。可以看出，梯田農業是哈尼族最基礎也是最主要的生產部門，是哈尼族依賴生存和發展的根本，以此產生并推動了其他物質文化和本民族精神文化模式的構建。

三、哈尼族梯田農業生態文化的當代價值

傳統與現代不是截然對立的關系，而是存在一種歷史的傳承性和空間的共生性。美國著名的文化人類學家艾•路•克婁伯指出，任何文化都不可能是封閉的，而是敞開的，不可能是突然創造出來的，又是突然消失的，而是承上接下的，與外來文化是互通的[5]。傳統的生產方式并非是歷史遺跡，在一定程度上，它們至今仍作為當代中國經濟結構的有機組成，乃至民族經濟的重要基礎而存在[6]。當前農業和農村發展都面臨極大的環境壓力，需要改變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的短期化增長模式，實現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構建綠色生態的新的發展引擎，這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基本要義[7]。推進鄉村振興的過程中，綠色發展應當成為推進鄉村建設最基本的發展引領。借鑒哈尼族將生態倫理智慧運用于梯田耕作系統的經驗，拓展其傳統生態倫理的當代價值，應用于當前鄉村振興建設中的加強農村生態環境保護、推動農業農村綠色發展，建設山清水秀、天藍地綠的生態宜居鄉村方面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一）尊重自然的自然哲學觀自然崇拜長期留存于哈尼族社會中，主要是對懸崖巨石、山川樹木、日月星辰、風雨雷電以及火、土地等自然物和自然現象的崇拜，然而哈尼圖騰的原始宗教性功能已逐漸演變為一些社會性的實用功能。哈尼族人認為萬物由神靈支配其運動，只有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系，才能風調雨順、人壽年豐。這既是一種原始宗教信仰形式，同時也是哈尼族傳統自然哲學觀念的體現。在哈尼族人心中，對動植物的保護，“作為圖騰祖先的動植物，集團中的成員都加以崇敬，不敢損害毀傷或生殺，犯著接受一定的處罰”[8]。傳說哈尼族始祖在洪水滔天時，鉆進葫蘆隨水漂流，洪水退時被樹擋住得救，故將樹視為神林祭拜。每當建新寨時，須在寨頭立一片樹林為寨神林，作寨神的住地。規定平常誰也不得砍伐寨神林里的樹，不得摘取寨神樹的樹葉，否則將以傷害神林罪嚴厲處罰。這里既有原始宗教的信仰，也是一種行為禁忌和約束。無論是禁忌文化還是圖騰崇拜，都具有環境保護的客觀意義和積極作用，為我們今天的生態環境保護提供了可借鑒的方法。我們應當因勢利導加以充分利用，使其成為維護生態安全和環境保護的內生性調節機制。對待哈尼族傳統自然哲學的理念，既要繼承和發掘其健康和合理的成份，又要去其守舊和迷信的部分，實現其在當代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中的新價值，與新時期鄉村建設發展規劃相契合。

（二）滿足需要又不損害自然的生態人文觀人與自然的關系是相輔相成的，人與自然的關系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在人的價值觀、生活方式、社會關系等諸多因素與自然生態的協調。從山地農耕到梯田農業，哈尼族對“火”、“水”、“森林”、“樹木”等自然現象和自然資源經歷了由敬畏到尊重和崇拜并產生了一系列的祭祀活動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從對生存需要的的擔憂和依賴，逐漸轉變為力圖改造和有效地利用自然資源的歷史實踐。對這些自然現象和自然資源的崇拜，正是一種感恩自然、反哺自然的深沉文化心理的積淀和表現，深刻地影響著哈尼族的社會生活和社會文化。哈尼族村寨選址多在半山的向陽坡，這里冬暖夏涼，氣候環境非常適宜居住，而且村舍的位置也有利于對森林和水源的保護。哈尼族對居住環境的選擇，以及在實際的建村立寨操作過程中對村寨聚落的布局和屋舍結構的設計，對人、莊稼、牲畜未來命運的人文關懷啟示還是發揮了主導作用[9]。哈尼族昂瑪突節中的“獻五谷神”活動和苦扎扎節中的祭祀農業保護神“威嘴”活動等，均是哈尼族主要的集體性梯田農業祭祀活動，寓意祈求五谷豐登，人畜康泰。在哈尼族文化中，凡是與梯田農業有關的動物都被崇拜，得到人們的尊重和祭祀。牛是農業生產財富和豐產的象征，“紐南南”是每年農歷五月初五哈尼族對牛的專門祭祀節日，意為給牛放假一天，表示人對牛的尊重和敬意。哈尼族對狗的尊重與崇敬，集中表現在一年一度的新米節，叫做“嘗新先喂狗”，以示哈尼族對給人間帶來五谷種子并已變為狗的天神女的崇拜。向人們春耕信息及栽秧信息的陽雀和布谷鳥等鳥類，也同樣被神話和崇拜。圍繞著梯田農業生產，人與自然共存與這個系統中，只有和諧共處，才能共生共存。這種不以人的生存意志向大自然攫取的價值理念，包含著自然與人類相互依賴、循環的觀點與公平共享的理念，成為人與自然之間和諧發展的規范[10]。生態文明要求人類重新認識自身與自然的平等關系。在評價自然物種的價值時，要承認物種有其自身天然生存的權力。樹立符合自然生態法則的文化價值觀，尊重自然，保護環境，是人類自身進步的需要。

（三）生態系統可持續的農業生產觀亞熱帶氣候下哀牢山區的哈尼族梯田在整理格局上是高山區森林、中山區村寨和下半山區梯田的布局，這是與當地的立體地貌和立體氣候相呼應的自然空間布局，同時也是自然生態環境和農業生態環境與社會結構相平衡的生存空間格局。在這一格局中，梯田農業生態系統既適應自然又符合自然規律的要求來構建有利于人們生存和發展的環境。僅從梯田農業來看，無論是從農業營造、水利灌溉、谷種選擇、田間管理還是土地利用與作物生態結構等方面的經驗，人們都考慮到了山地農業生產的特性及山區居家生活的需求，深刻體現了哈尼族對自然生態和農業生產效應的深度認識和需求把握[11]。這種生態系統可持續的農業生產觀，不僅維持了哀牢山區的作物多樣性，而且充分利用了哀牢山區的自然生態環境優勢，保證了哈尼族的生存與文明的發展。總之，生態的可持續性要求人們尊重并保護自然界的生態過程和整個生態系統，它是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礎。鄉村振興進程中，社會的可持續性發展強調經濟、人口、文化、環境的協同，要求人們轉變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建立綠色發展機，這是推動鄉村地區社會全面進步的最現實選擇，也是走向鄉村振興之路演化的必然選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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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王清華.梯田文化論———哈尼族生態農業[M].云南：云南大學出版社，2011:23-31.

作者：陳慧慧 單位：合肥師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