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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學者基于“三農”國情對農村生態文明建設進行了大量理論研究，從建設內容、建設主體等不同角度闡述農村生態文明建設的內涵、特點、意義和效果等，涉及了農村生態文明建設的內涵、目標、評價等基本問題，但不夠全面系統。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任務，農村地區是關鍵。崔曉瑩[1]等認為，制約農村生態文明建設的因素具體包括資源約束下超小農生產模式局限，農村基礎實施投入嚴重不足，農村環保法治體系薄弱，農村生態環境監管力度有待提高，農村居民生態環境保護意識淡薄；影響農村生態文明建設的原因主要是市場經濟運行失控和政府機制調控失靈使得農業污染的負外部性不斷擴大，二元社會結構加深農村地區人與自然的矛盾，地方政府狹隘的發展觀、政績觀。陳啟明[2]認為，建設生態文明對農村發展意義重大，是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舉措，是構建農村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是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的迫切需要。但當前，農村生態文明面臨建設和破壞并存的復雜情況，土壤污染嚴重、制約了農業的可持續發展；飲用水存在安全隱患，影響農民的生活和健康；農村生活污染加劇，人居環境惡化；農村企業污染突出，環境承載力下降；農村生態破壞嚴重，人與自然的關系緊張。一些學者認為，在黨和國家持續重視和推動下，農村生態文明建設力度日益增強，但仍難以滿足農民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具體表現為服務非均等化、供給不足及結構失衡，建設主體缺失和載體缺位，建設機構殘缺和建設隊伍弱小，供給效率低下等。

1農村生態文明文化生態建設現狀

文化生態研究源于生物系統與人的關系。在國外，關于文化生態研究起步比較早，并形成了比較系統的理論。但是，關于文化生存抵抗的研究卻比較少，對農村文化生存抵抗的研究也還剛剛開始。特別是高等農業教育與農村文化生存抵抗的關系，可以說還無人問津，在國內也亦如此。因此，曹靜、黃正泉[3]率先在國內對農村文化生存抵抗進行研究，并發表《論農村文化生存抵抗與高等教育》一文。從理論層面上來說，通過對“農村文化生存抵抗”概念的改造與理論提升，將豐富教育文化生態學概念的內涵；研究高等農業教育與文化生存抵抗二者之間的互動關系，將豐富教育文化生態學的研究內容；從高等農業教育改革的視角，研究農村文化生存抵抗和農村生態優化的規律、原則、途徑，將生態智慧貫徹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之中，拓寬文化生態學研究視域，進一步加深教育文化生態學的研究深度。從實踐層面上來說，從優化促進農村文化生存抵抗，優化農村文化生態的角度，重新確定高等農業院校辦學的方向、目標，一方面可為高等農業教育專業的調整、課程設置的改革提供理論指導，另一方面可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提供理論指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進程。將文化生存抵抗概念納入到生態位關系，并融入到對農村文化生存的現狀分析，使從農村文化生態學的研究視野不再局限于農村文化內部，將高等農業教育發展與促進農村文化生存抵抗功能首次結合起來，透過對兩者發展現狀的分析來深入探討兩者的本質聯系，將農村文化生存抵抗這一概念再細分為農村文化生存潛能、農村文化繁殖潛能、農村文化保護和抵抗潛能等，并結合高等農業教育的實際來探索社會主義農村文化生態建設的各種原則和有效途徑。北京、貴州、四川等省市新農村生態文明建設與調查顯示，農民受教育程度低、生態文明意識淡薄，基層領導干部對生態文明建設認識不足，推行力度不夠，是制約農村生態文明建設的關鍵所在。農村人口受教育程度低，不僅使生態文明的理念難以深入人心，而且對于農村地區農業科技推廣應用的難度加大，這兩個方面都會對生態文明建設產生不利影響。

2農村信息化生態文明建設現狀研究

無論是在英國、美國、法國等發達國家，還是在南非、馬拉維、坦贊尼亞等發展中國家都出現了大量旨在考察農村居民信息需求結構的研究，并將需求的滿足程度作為衡量服務能力的重要依據。研究顯示，農村具有廣泛的信息需求，涵蓋了醫療衛生、農業技術、教育、經濟和法律等眾多領域；同時，幾乎每一個研究對象都有自身特色的信息需求。楊美英、徐春、黃友蘭研究指出，當前我國農村農業信息化在服務設施、手段、內容等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但仍難以滿足“三農”發展需要。王寶慶基于寧夏回族自治區村級視角的調研指出，樣本村的信息服務總體水平較好，信息資源建設等評價一般。孫素芬、羅長壽從農村信息需求、信息資源建設、傳輸手段及組織體系方面，對中國農村農業信息化服務能力建設中的問題進行了分析。趙靜、袁志超從“菜賤傷農”典型案例分析基層農村農業信息化服務各個環節，認為農村農業信息化服務能力低下導致“菜賤傷農”。劉世洪等采用層次分析法、專家估測法、德爾菲法等，研究創建了農村信息化發展水平的“綜合指數法”，并對我國農村農業信息化建設水平進行測評。胡昌平認為，以區域農業特征和用戶需求為導向,針對特定區域的網絡農業信息資源進行集成,可以形成集成化信息服務能力。徐學東，張春玲指出，提高農村農業信息化服務能力必須明確發展戰略重點、加強組織與領導、建立健全法規與標準、加快農村信息資源整合、創新投入與營運機制和加強信息意識與人才培養等。賀玢認為，農業信息化服務補貼的實施可以有效地促進農業信息化發展，提高農業信息化服務水平和農民的信息意識。

3城鄉生態和諧建設現狀研究

城鄉生態和諧是指城市生態系統與農村生態系統之間的平衡。無論在城市還是在農村，人類對自然生態系統的影響都是普遍存在的。各國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中，基本上都經歷過城市生態環境惡化、城市對鄉村生態的毒化和城鄉生態相互毒化的過程。我國工業化進程中的生態環境惡化也正經歷著與其他工業國家一樣的歷程：城市生態環境不斷惡化的同時，農村生態環境也正遭受嚴重破壞，且城市生態惡化正出現向農村轉移的趨勢。農村生態惡化的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是來自城市的轉嫁，二是來自農村自身的積累。王雨辰認為，沒有生態文明，一切文明就沒有享受的前提，生態文明是人類文明的基礎。生態文明的本質要求是人與自然的辯證統一。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造成資源浪費、環境污染，人類開始反思人與自然的辯證關系；在城鄉二元格局下，各自以自身為中心，使資源的分配利用不能統一協調，進一步加劇了資源衰竭、環境污染的進程，所以生態文明應在城鄉統籌中實現。生態文明既是統籌城鄉發展的目標，也是前提；統籌城鄉發展是建設生態文明的必然選擇。農村實現生態和諧面臨著各種矛盾：環境保護重城市輕農村，城市污染向農村轉移，農村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沖突形成惡性循環，城鄉發展資源不均衡導致農村環境環境問題。

4農村生態文明法律制度建設現狀研究

陳志尚認為，我國農村生態環境保護法律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1）環境立法不完善，沒有一部獨立的農業環境的法律、法規，農藥使用造成環境污染等領域存在立法空白的問題；2）農村生態環境執法不嚴；3）農村土地等資源產權關系不明晰；4）缺乏環境知情權與環境事務參與權；5）環境教育落后，公眾環境意識欠缺。鄒冬生，高志強認為，我國政府在農村環境污染防治方面存在制度缺失，主要包括干部政績考評任用機制的缺失，農村環境污染防治法律體系的缺失，監管體制的缺失，財政保障體制的缺失，科技支持保障機制的缺失和公眾參與機制的缺失等。姬振海[18]認為，長期以來，我國無論在環境立法還是在環境執法上均存在著明顯的城市中心主義。環境立法上的“城市中心主義”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農村環境立法供給嚴重不足。二是農村環境法律的不適應性。環境執法中的“城市中心主義”，也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環境管理設置中的城鄉差別和環境保護投資商的城鄉差別。城鄉環境二元趨勢導致城鄉環境不正義問題的出現，將進一步加深農村地區的環境惡化。

5結語

農村生態文明的建設與研究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直到今天無疑仍是以城市為中心，農村生態文明建設與研究落后于城市。農村生態環境的問題實際上也是一個社會公正和公平的問題，是我國特定的社會發展過程和社會結構變遷的衍生物?，F代化、工業化、城市化的進程，實際上是向農村掠奪資源、轉移廢棄物，污染環境的過程，加快推進農村生態文明建設研究是推進我國進入生態文明時代的當務之急。

作者：周芬芬 岳好平 熊春林 單位：湖南農業大學國際學院